从这里了解一个无限广阔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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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世界一流城市都会有一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时政类周刊。在复旦,“新民周刊导读”课程也越来越受欢迎。
  张仲礼、丁法章、吴振标、盛重庆、邓伟志、陈绛、王战……假如没有《新民周刊》,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对我来说这是种传说。这些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有功于国家、民族的魔都大师们,都是《新民周刊》的高级顾问和高贵读者。我有幸认识他们并从中吸取似乎永远不会枯竭的思想养料,是因为周刊的一个很普通的读者、也是我的先生——王冷一。王,一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没啥成就;但他却是一个《新民周刊》与生俱来的忠实读者,他的态度后来还影响了我。

大肠馆之问


  喜欢喝几杯的王泠一,曾经像孔乙己一样神气过。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俩还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还没有《新民周刊》等时政类、都市类媒体,复旦师生心灵园地里的品位读物是广州的《南方周末》。王,居然好几年都在《南方周末》开设专栏;现在复旦的不少知名教授、当年南区的博士生,在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也就成了他的读者。王,比较好客;有了稿费、会叫上一群哥们去五角场邮局取出并在就近有名的大肠馆请客,聚餐时也常常遇到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并桌是常有的事(现在看来应该是佳话)。常常,王的专栏文章被礼节性恭维几句之后,大伙儿都会问——咱上海滩(当时还不叫“魔都”)啥时候也有份响当当的媒体啊?这时候,王的脸必然是涨得通红的,他不争论,只是弱弱地反复:面包会有的,一定会有的……谁都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日子谈谈的过。
  上个世纪的最后五年,上海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后卫变成了前锋。王泠一所在的上海社科院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因为要摸着石头过河、而石头的大致模样得社科院这样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当时还不叫智库)来描述。王泠一,因此得到了很多调研、考察以及和海内外顶级高手交流、互动的机会;他也开始成为市政府会议厅的常客并能够见到市长和副市长们,而他们的尖锐提问往往就是决策课题的紧急题目。决策课题和学术研究完全是两码事,需要深入调研和借鉴海外发展经验、案例;其最终课题报告的文字作风和表达手法,和主流媒体的深度报道则有相似之处。在一次对杨浦区发展战略进行评估的调研中(我还记得主题是房地产开发与市民文化品位需求是否能够兼容、具体还涉及一个电影院的选址),王泠一认识了前去采访的《文汇报》资深记者丁曦林。丁,大他几岁;又是复旦校友,两人一见如故。不久,丁曦林成为《新民周刊》创立时期的元勋之一;王泠一因此也就成为《新民周刊》社的常客,并居然能够从那时起一直维持到今天。
  周刊诞生的头一年,我在韩国的汉拿大学支教。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汉语频道虽然已在韩国开始落户,但以播放电视连续剧为主、而反映上海和长三角区域发展情况的时事报道较少。《新民周刊》最初的定位就是立足上海、面向华东,于是,王泠一就很耐心地在和我的通信中介绍周刊相关文章的内容;有的报道篇幅较长就复印后邮寄给我。为什么不能直接邮寄周刊呢?因为当时的韩国还有苛刻的邮政检查制度,尤其是对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政类刊物更是“鸡蛋里挑骨头”;但“刊物审查”所需要的汉语人才却不够。同时,好多韩国各个领域迫切需要的汉语专才,在我的班上还没有毕业呢;但周刊的内容确实如同黎明的曙光。

世纪的曙光


  我从韩国回国后不久,就发现每到周末,复旦学者、学子们的话题和话风开始变了;《新民周刊》及其深度调查成为大家的談资。一位现在是知名教授的师妹说,报纸的新闻好比夏天北京的大碗茶、解渴用的;而周刊的主题报道,就像是龙井新茶令人亲近、如果是有品位的人一起品是谓“悦读”。
  我的博士导师吴中杰(鲁迅专家)、他的复旦同事陈绛教授(历史学家)和上海社科院院长的张仲礼研究员(全国人大代表),也对周刊的诞生、稳定的出版和鲜活的选题极为赞赏;这好像是新世纪上海文化人的一件大事,而不仅仅属于新闻界和当时的文新报业集团。那时,王泠一在老静安区的石门二路街道挂职锻炼。这个含南京西路和北京西路精华地段的街道只有1.09平方公里,却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中心城区的缩影、居民素养较高而且积极追求生活品位,社区的文化领袖就是当时的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
  邓,学富五车;是新四军的传人、幼年时光就经历了淮海战役的炮火;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也很丰富,如先后是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上海社科院、上海大学等重要文化单位的学术领军人物。王泠一陪同新任街道主任陈正安,去拜访社区文化领袖邓伟志先生是在2000年春节的大年初一。那天上午,他们还去邓府造次了两回。第一回,是礼节性的、他们吃了点水果但没喝上茶,邓先生还抱怨社区的农民工都回乡过年、没人送桶装水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出了邓家门之后,陈、王逛了好多条马路,确实各服务点都紧紧关闭。两人回到街道办公室正犯愁,突然来了灵感、就把自己办公室几乎满满的一桶纯水,挺费劲地穿街过巷又光临了邓府。这下,邓先生很开心、沏了壶好茶,海阔天空地从门前弄堂里康有为亲手种植的桂花树,聊到他眼中社区文化生活新品位的《新民周刊》以及张仲礼、丁法章、盛重庆等他老友的各类佳话;末了,还送了本有自己文章的周刊。
  这是本199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出版的周刊,全文刊登了张仲礼先生领衔的当年第一号议案——建议制定“反腐败法”。议案中,张仲礼等31名代表提出:为了全面、统一和有效地惩治腐败,必须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建议由全国人大制定“反腐败法”或“惩治腐败法”。立法应包括的主要内容1.法律依据和宗旨、目的;2.立法原则;3.确定“腐败”的法律概念;4.界定腐败行为的主体;5.界定腐败行为,并明令禁止;6、设立“反腐败审判庭”。而在当时,敢于刊发“一号议案”全文的主流媒体,只有《新民周刊》。这期周刊,还刊发了邓伟志先生和时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曹建明教授(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呼应“一号议案”的文章;因而引人瞩目和被广为收藏。而我所在的民进复旦支部,也热烈地讨论过这期周刊;后来又发现,只要是张仲礼先生领衔的议案,其核心内容和相应的社会诉求都会在周刊得到反映。因此,公平与正义、民生与发展、光荣与梦想,也就是我和同事们眼中的周刊形象。

品牌的诞生


  毫无疑问,《新民周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如同她的办刊理念“我们影响主流”。从时政和发展角度,读者迫切需要了解的选题都是周刊的主旋律。如中国入世谈判、中国筹办北京奥运会、中国申办(上海)世博会、长三角一体化如何破除瓶颈、上海城市精神的内涵……当然,还有韩流、大片、新车、手机、世界杯等年青人喜爱的时尚内容;很多读者也都注意到,周刊的原创图片不仅视角新、技术高,而且印刷精美无比。而我的好多留学生,为了尽快融入复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汉语和中国学环境,纷纷自费选择了《新民周刊》作为自己的课外补充读物;其第一选择要素就是图片精美、并配有凝练的说明文字;核心选择要素则是“只要花5元钱(当时周刊的零售价),就能了解一个无限广阔的中国”。
  我最终下了决心,并在张仲礼、吴振标、盛重庆、陈绛等老前辈的积极鼓励下,经2004年下半年的试讲、于2005年上半年正式把《新民周刊》从课堂外移植到课堂内,王泠一则建议课程名字干脆就叫“新民周刊导读”。感谢复旦大学给了我创新的机会,因为教材就是当期的《新民周刊》、这是闻所未闻的课程设计;每周的课堂上,各国留学生们自我选择某篇文章用汉语来讲解、讨论,课后则及时撰写心得和论文,学期结束、复旦教务处经考核合格给予留学生两个学分。
  这门留学生教育的创新课程,很快就站稳了脚跟、还得到了一些国家驻沪文化领事的赞赏;于是,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就将之列入了品牌(精品)课程计划。而2005年的下半年,还发生了一件对《新民周刊》品牌建设富有意义的特大喜事。这年11月8日即记者节,由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评选的15个专栏和专题节目,在众多新闻、副刊品牌中脱颖而出,成为首届上海市媒体优秀品牌。
  据王泠一当年的记载:这15个著名品牌的诞生,既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生动刻录,也是新世纪新时期上海以实施媒体品牌战略为抓手,努力推进主流媒体影响力建设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譬如,首创于1979年亦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第一个月的《解放论坛》,常常在各种观点莫衷一是之际,发挥拨开云雾见青天的作用。它的实践证明,在中国,思想解放既具有引导政策、解放生产力的历史推动意义,又有清除封建残余、还言论自由的人文关怀价值。又如,创办于1946年的文汇报《笔会》,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以几代编辑人薪火相传的努力,培养着与知识人的鱼水之情,道义之交。一起当选的还有《新民晚报》的著名副刊《夜光杯》和新民周刊的《深度调查》;后者的优势是什么呢?
  上海新闻界泰斗吴振标明确告诉我:“只有近7年历史的新民周刊《深度调查》,则以一系列深度报道得到读者和同行的广泛认同,成为同类媒体中调查类报道的标杆之一,它生动体现了记者坚持深入第一现场、不畏艰难困苦,积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时代责任和职业精神”。这一评价自然也让被我尊称为“周刊之父”的另一位泰斗丁法章很是得意,他可是周刊创刊立项关键时期的最高领导。

课程的传导


  官方的品牌授证和日益增长的读者人气,让王泠一特别神气。他甚至在市委研究室主持的上海发展研讨会上,大谈媒体品牌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关联。后来在时任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王戰教授(现市社联主席)的支持下,市决策咨询委的重大课题成果(报告)还授权《新民周刊》率先发布。如房地产调控、现代服务业税改等,这也为周刊新闻信息和分析依据的权威性加了不少粉丝。
  王战还告诉王泠一,通常世界一流城市都会有一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时政类周刊。这是王战教授考察世界主要大都市文化魅力的独特发现,对我是个很大的启发。而在复旦,我的“新民周刊导读”课程也越来越受欢迎。有关留学生的驻华大使馆、驻沪领事馆派员来了解课程情况,还有留学生的家长来探望孩子时也被《新民周刊》迷住了(有弥补代沟的功能);周刊也不断地派记者来打探课堂讨论的氛围。由此,我认识了金姬、陆幸生、钱东升、应琛等一批周刊朋友。
  留学生们喜欢周刊的各个栏目,对记者的大名甚至一度比我还熟悉。如一个叫布兰卡的姑娘,就成了周刊高级记者陆幸生老师的铁杆粉丝。一头金发的布兰卡,汉语很流利;她原本是南斯拉夫人,因国家解体就成了塞尔维亚人。刚认识她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总是有一丝忧虑;她在塞尔维亚并不喜欢看杂志,因为充满着西方的教条和谎言。在上海、在复旦,布兰卡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中国路径和上海样本;她的主打素材就是《新民周刊》、尤其是陆幸生的城市报道。在周刊的帮助下,我陪布兰卡在青海路的一家餐馆里见到了陆幸生。布兰卡问了不少尖锐但很有收获的问题,如深圳特区的决策流程、城市住宅租金的差别、新上海人的生存状况、汽车导致的空气污染等;陆幸生都做了耐心、详尽的解答。而金姬不仅和我的友谊保持到现在,她和一个采访对象、喜欢阅读周刊医疗类文章的日本姑娘北泽祜子,也维护交情至今、完全称得上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佳话了。
  有意思的是,留学生们还从《新民周刊》的上海本土报道中学会了不少“上海闲话”,了解了不少弄堂文化的典故和新知;如张爱玲、宋庆龄、新天地、武康路等。通过课堂辩论和平时精读周刊,他们理解了养老院、居委会、业委会和开发区,他们能听懂出租车司机的抱怨、他们能在菜场上讨价还价……近年上海发展的速度更是快马加鞭;而地铁新线路的开通,成为他们阅读周刊报道的新热点;他们甚至能够据此测算地铁新线路沿线房租,希望能符合自己发展的预期。

周刊新气象


  上海在变、中国在变、时代在变,《新民周刊》的报道方式和文章风格也在变,而留学生们的适应性似乎比我还强。如2016年的下半年、一个新学期,我突然发现周刊的封面报道变成统领式、立体式,甚至一期内容可以完全是封面报道的主题、相关栏目根据需要来整合;即由主题决定内容,而非以内容安排形式。   我本来担心周刊风格的剧变,让留学生们消化不了;这就好比球队突然间上了高原、突然进行大运动量训练。但马上就显示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一个更有利的条件是毕竟十二年过去,汉语教学在亚洲、欧洲和美洲都得到了深入普及,复旦留学生们的汉语水平和中国国情认知能力早已经突飞猛进。经现役的留学生们的比较,风格变更之后的新民周刊更聚焦、更精确、更时效。他们告诉我:某个发展领域的课题或时政类主张如果是门的话,《新民周刊》的即时封面报道就是打开思维之锁的钥匙。我突然觉得他们是刊二代了,其阅读理解能力不亚于国人。
  这批刊二代中,有的是随父母在华工作、在上海接受的基础教育;有的是对华外交官和商务专员的孩子;还有就是在沪文化领事、商务领事本人。“新民周刊导读”的课堂,几乎类似成联合国的专题辩论场厅,思辨火花闪烁、思维值得留痕。而今年暑假前刚结束的这学期,多才多艺的白雪花(美国留学生)是第八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总决赛季军,弹得一手好钢琴、活跃在复旦echo合唱团在上海的各种舞台上;來自英国的易梓星曾以火辣劲舞激情歌喉夺得2017年度复旦达人秀冠军;还有好些留学生都获得过孔子学院的汉学奖学金。
  白雪花喜欢精读“城与事”栏目,因为“能从作者的眼里看到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接母亲住新房》,作者名叫铁万钢、来自青海。她这样理解:“春节快到了,作者在帮母亲从村子搬到城市,希望她晚年的日子过得更舒服,更愉快。母亲的新房有空调、电灶,即很多作者认为应该让她开心的东西。但是刚好要过春节了,母亲有点想家,所以心情没那么好。后来作者给她做村里过春节经常吃的一道菜,也认真地听母亲说一说往日时光的故事。当他们在一个新的地方产生了‘家’的感觉,母亲也开心起来了。这篇文章让我更加了解春节对中国老百姓的重要性。我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想起了美国的感恩节,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过节,没有跟家人亲戚一起过,就像那个母亲一样难过”。
  刊二代中,甚至还有能够根据周刊主题,参与讨论后引发进一步反思的。如松田亮辅(日本留学生)选讲了周刊好些文章,有《安全屋:合法吸毒?》、《小费“潜规则”是文化还是陋习?》、《在日本拾金不昧记》、《一道留住男人的菜》等。但他和同学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为什么会有“精日”这种异类?》。他告诉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才知道中国人对中日之间发生的事情怎么想,而且觉得对中国人来说尊重历史是多重要。讨论的时候,韩国的沈保罗就说‘精日’听起来奇怪,但却不是个案,在德国,就有一些遭受纳粹屠杀的犹太后人崇拜希特勒。讨论中大家的观点一辈子不会忘,所以我回日本后,还继续看《新民周刊》”。
  以上案例,只是“新民周刊导读”课程十四年来丰富记录中的一些片断。谨以此文,献给《新民周刊》一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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