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力

　　“我想你们是最后来采访的，以后我可能不会再接受采访了，因为我已是一个高龄和高残的人了。”8月，在武汉大学的一栋教授楼里， 86岁的刘道玉在采访结束后，望着一旁正在搭灯光架的攝影记者时对我说。
　　立秋这天，武汉仍在溽暑中，珞珈山上的植物被傍晚的暴雨洗得翠碧。作为中国备受瞩目的教育改革者、武汉大学最有名望的校长，刘道玉从66岁搬进这栋教授楼后，在这儿接待了一拨又一拨从各地来拜访的学生、新闻记者与慕名求教的来访者。
　　半个多月后，全国各大学又将迎来新一批学生。恢复高考已经四十多年，但当今鲜有学生知道中国高等教育恢复统一招生的来由。
　　1977年8月，邓小平亲自主持教育与科学座谈会。武大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是会议代表之一，但他头两天没有发言。会议第二天晚，他向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征求意见。作为座谈会秘书长的刘道玉，根据拨乱反正的需要，建议查全性提出废除“文革”中大学招生的“十六字方针”，正式恢复统一高考。次日上午，查全性在会上慷慨陈词，邓小平当场决定，“看准了的，不能等”。因“文革”停滞10年的中国高考重启自这年冬天。
　　2019年8月上旬，两张讣告贴在了刘道玉家楼下的公告栏。其中一张便是查全性。当年的同路人不少已相继离世。我向刘道玉转达81岁的老同事吴高福的慰问时，听者喃喃：“原来他搬去北京十多年啦，难怪我好多年都没有见到他了。”他说，“当年创办新闻系是靠‘两吴’（吴高福和吴肇荣），他们白手起家，四处网络贤才。后来，吴肇荣去了美国，二十多年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如何？”
　　这样的感怀时刻甚少。“我不喜欢老生常谈，希望你拟定一个新鲜的主题，以便我们集中在主题上，也免得耗费冤枉的时间。”他在来访前的通信中写道。采访中，每当讲到当今教育弊病，刘道玉激动得声音发颤，笔记本上字迹扭扭曲曲，但写作的思路却清晰。由于患有书写痉挛症，他右手提笔就抖。于是，他在十年前开始用左手写字，每年手录一两万字的读书笔记。
　　“要蓄力。”身体接连出现的问题警醒着刘道玉：右耳失聪，视力低下，右手无法书写，身体做了五次手术。他愈发珍视这副身体，生活极有规律，每日坚持走路，早晚自己保健按摩，每日写四五个小时：“因为视力很不好，所以不再看大部头的书了，我要蓄力，保护视力看最想看的书，写最重要的文章，把所思所想都留存下来。”
　　但他仍秉承“来者不拒”的信条，认为接待学生和热心教育的人们，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备有记事本，专供来访者记下名字和联系方式。他想记住每个人的名字，说不定哪一天还有再见面的机会。在我们写下姓名的上两行，两位来访者分别是来自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专业的在读生和来自广西师范大学的1980级学生。
　　“我已老迈。”人到86岁，刘道玉也没有驻足回望一生。他最关注的依然是中国教育的眼下与未来。他愈发感到时间珍贵，退休这些年他花了大量时间呼唤教育领域的改革——提出去行政化遴选校长、取消研究生免试推荐制等。他说：“我准备从教育的本源开始思考与写作。”于是，就催生出了《教育问题探津》和《爱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两本书。
　　赵林是1977年高考考入武大的学生，硕士毕业后在武大哲学学院任教至今，在他看来，刘道玉对整个武大的塑造不仅在教学质量上，更是在精神层面塑造了一代人：“整个学校管理层也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这种宽松的学术氛围，是刘校长奠定的。”
　　或许这与暴风眼中的人的观感不太一样。
　　1988年，刘道玉在校内推行改革的时候，突然被免职了。官方说法是正常换届，但校内改革步子迈得太大和说话太直，被一些学生和老师认为是刘道玉被撤职的主要原因。
　　采访开始前，刘道玉拿出一张十多年前《南方人物周刊》为他拍摄的照片，时间地点，他都记得清楚，当时他在广州一所高校做讲座，“这是你们拍的。”他把照片放到我面前：“你看啊，这个照片意味着什么？”照片中，刘道玉托颌凝眉，只身坐在空荡荡没有一个人的教室里。
　　“改革者，孤独者，踽踽独行在荆棘丛生峭壁的攀登者。”他自答。

拓荒

　　1981年，48岁的刘道玉是怀着一颗忐忑之心接受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的——在他之前的18任武大校长不是学术贤达，就是政界名流，而在任教职工中不少是他的前辈师长。面对这座藏龙卧虎、学派林立的老大学，刘道玉有些担忧，“要我当校长，一个小小的讲师，与武汉大学的名声和地位相符吗？”
　　新中国成立前一度是全国重点名校的武汉大学，当时已下滑到全国重点大学末流的水平。在上任伊始和科研座谈会上，他立下“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言。刘道玉利用暑假，登门请教过去的学校领导人、学术泰斗、各个年龄段的教师，其中也有过去反对他的人。武大落后的原因被总结为三点：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学术研究上“述而不作”的保守思想;用人上的宗派主义。同时，学校没有强有力的科学研究的支持系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上世纪80年代，教育同中国的其他领域一样百废待兴。自80年代初开始，高等教育领域全面开启各项改革，包括人事制度、校长责任制、对外学术交流、领导体制、少年班、学校后勤社会化等等。
　　武大在1951年的院系调整后，只剩下文、史、哲、经、外、图和数、理、化、生等10个系。50年代初，中国高等教育沿用“苏联模式”，国内的多科综合大学被分解成了文理小综合大学和单科学院。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是为生产服务的，倾向于根据生产部门的需要来制定专业。“专业化教育代替通才教育的结果是学生知识面窄、缺乏研究创造能力。”刘道玉说，80年代教育界讨论的一大热点是，大学应该培养“专才”还是“通才”？更重要的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即将塑造这个国家的新一代应该是什么样的？ 　　在刘道玉的回忆里，粉碎“四人帮”后，尽管许多教育学家、科学家呼吁实施通才教育，但由于实行半个世纪之久的专才教育根深蒂固，教育部最终未能下决心改革这种教学制度。但另一方面，刘道玉上任的1981年，教育部建立了研究生学位制度，科研自此正式成为大学课程的一部分。将研究活动引进大学，被学者们视为当时中国高教脱离苏联体制的一个信号。
　　“我履任校长伊始，痛感武大学科陈旧，科学研究落后，缺少学科的带头人，完全不能适应新的技术革命的需要。”刘道玉回忆。接任校长后，刘道玉在调研和思考的基础上，设计了文、法、理、信、技、管的办学模式，陆续对武大的专业进行合并、新建和重建，先后恢复了法律系，新建了新闻学系、法语系、日语系、德语系、金融学系、会计学系、出版发行系、统计学系、空间物理学系、信息科学与技术系、病毒学系、建筑学系、环境科学系等，一个新型的多学科的综合大学逐渐形成。
　　吴高福至今记得确切日期，1983年7月15日，刘道玉把时任武大中文系讲师的他找到办公室，托他筹办新闻系。此后的建系过程中，吴高福感受到校长最初交代的两件事非常高屋建瓴，即建系时一要有学科思维，二要在教师队伍建设中避免教师学科背景过于单一和“四世同堂”局面。“因为学科自身的包容性很大，而且外延不断生长。建系时我围绕学科建设来调查研究、组织队伍、设计课程，我们以后从新闻系发展到新闻学院，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吴高福说。
　　创建新系无异于拓荒。第一届新闻系学生要实习时，找不到北京的中央级媒体。学生们眼界开阔、思维活跃，却因为是首届，在社会上无人知晓，吴高福感到学生有可能被埋没，便去找校长。刘道玉问了学生的情况，说“你跟我一路上北京吧”，就带着吴高福一起坐火车上北京，一家一家媒体登门拜访，《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视电影有关部门……介绍自己的学生们，希望对方能让学生实习。北京的这些媒体接纳实习后，学生们再去其他地方申请实习，就更容易了。
　　“刘道玉校长总是把办学的事当作最紧要的事，一切为了学生，那时我们都觉得校长太可怜了，他实在太忙了。”吴高福回忆，开新闻摄影课需要设备，而当时财政紧缺的武大非常难支款，最后是校长亲自和学校的设备处处长申报才得以解决。吴高福强调自己在武大改革中只是个小角色，办学遇到困境时，他往往找校长：“校长从未推诿，什么问题找他，都会给你回答、解决。”
　　新闻系只是武大新建系中的一个。那时期，校内各级工作人员、老师和学生，遇到无法解决的事就直接找校长，许多人在刘道玉回家路上堵他，从家到办公室的十几分钟，他往往要走半个到一个小时。1985年，作家祖慰在长篇报道文学《刘道玉晶核》中写到一個细节：当时的校宣传部长晚上去刘道玉家中汇报工作时，发现自己是到访的第16批后，“啊”了一声便告辞。
　　当时武大师生将刘道玉称为武大的“晶核”。这份凝聚力，不只因为他的智慧和魄力。“即使非常忙，他还经常一个人去看望学校里的老教师和年轻教师，问专业情况，寻求建议。他不是偶然一天做个样子，武大这么大，都是他长年累月、一个人不间断地登门拜访。”吴高福表示，他和同事们当时都“很可怜我们的校长”。重劳之下，刘道玉积累下了萎缩性胃炎、胆结石等多种慢性病。
　　“校长非常严格，我们也不敢马虎，因为校长记忆力特别好，不然他问你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当年一起在武大“拓荒”的人已至耄耋之年，谈及刘道玉和80年代的武大，吴高福流露出纯真的神态：“当时《人民日报》在任命的新闻中就说，我们的刘校长是中国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也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个重点大学的校长。”

　　实际上，连当事人也是看新闻才知道任命的通知。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这种不和当事人吹风，直接新闻先公布的流程也和刘道玉“有违常理”的作风有关。连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任命，也是先以“选调”之名把刘道玉请到北京。

改革

　　赵林第一次见刘道玉是在校内的多学科讨论会上。“超级计算机”“生物变异新观”“黑洞是什么”“罢免权浅议”……讨论会的论题包罗万象，每周三1次，任何学生都可以加入，校长也不例外。当时，校内对多学科讨论会持贬斥意见的大有人在，称之为“狂人会”“吹牛皮会”，校长便以担任多学科讨论会名誉会长的方式，身体力行地表示支持。
　　刘道玉认为，改革是破旧立新，不破旧便不能改革。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道玉把改革教学制度作为突破口，他认为教学制度既是决定培养合格人才的关键，又是创建大学个性和特色的重要措施。武大率先在全国试行学分制、主辅修制、常半生制、双学位制、自由转学制、导师制等。霎时间，武汉大学学术风气焕然一新，师生的教学与研究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高等教育需要让受教育者选择自由地成长，而不是把他们当成一个原材料。”刘道玉在当时提出了这点，并在武大办了特色班。除了当时最有名的培养了无数作家的作家班，摄影班也是特色班之一。没有暗室，正常的摄影教学就不能进行，吴高福带人将新闻系所在办公楼的一个公共厕所改造成一间暗室。
　　武大1977级生傅红春是在学分制座谈会上接触到刘道玉的。武大在中国大陆率先推行学分制，傅红春介绍，武大的学分可以跨专业选修，不仅允许学习好的学生多选课，还允许修满学分的学生提前毕业，这打破了学年制的限制。武大学分制最后发展到武汉七所高校间可以跨校选课。和我一起采访刘道玉的摄影记者任勇就是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他在本科时选了武大法律专业的课程。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认为，“刘道玉的改革在教学方面取得好的效果，主要是学分制、灵活的转专业制度，这些都是比较超前的。”
　　刘道玉在校推行的改革涉及教育制度、教学内容、管理制度的各个方面。这些改革领风气之先，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许多高校纷纷开始学习武大的一系列现代高校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整个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尽管在师生的集体回忆中，整个校内的教育改革如此顺畅，但即使在多年之后谈起，刘道玉也不免承认“改革的难度还是很大的”，当时在校内推行的改革中，有些他没有向上面打报告，认为这是校长的权力和职责所在。另一方面，改革的推行在教师层面也受到阻力，“他们抱怨我听信学生太多了”，刘道玉喃喃，“教师责难我、骂我的也不少。”

　　“刘道玉不但有智慧，还有勇气和魄力，很多人当校长就是为了自己当官，只想着讨上面的喜欢。但是中国的进步、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刘道玉这样的人。”在傅红春看来，最初刘道玉为此受了不少误解和委屈。
　　“校长应该是一位教育家，为教育尽心尽力。具有风范、魅力，这种个人人格魅力不是现在随便讲几句网语就可以了的。”吴高福说。受访的数位武大师生表示，刘道玉对教育的爱是具象的，他心系家国，关心教师和学生的个体命运，而非空洞地脱离对个体的爱谈爱的教育。
　　1985年，赵林研究生临毕业的一场活动上，刘道玉走到他旁边，说自己从另一位经济系的同学那里得知，因为大学时参与了一场关于自由的讨论，考上武大哲学系的他被拒收，转到了武大历史系。刘道玉专程来和赵林道歉，觉得自己失职，让学生受到了委屈。“实际上这跟他完全没关系，我考研时他都不是校长。这件事还不是我和他提的，他从别的同学那里听来，竟专程来道歉，而且他不止步于此，他希望有补救的方法，让我能从事我喜欢的事情。”赵林回忆，当时临近毕业，他对未来也没有太多想法，无所谓分配去哪里、做什么工作，但因为刘道玉的争取，他至今可以在武大教书、研究他钟爱的哲学。
　　“刘道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爱学生，这种爱不单是在他的职责和权限之内，很多时候是超出了他的权限。许多人的事都不是在校长的权限范围内能解决的，但刘道玉会为了一个学生、一个老师，专门找省委书记、找教育部长去诉说、争取。”
　　在傅红春看来，刘道玉非常尊重师生们的个人意愿，关心他们的个人命运。傅红春想离开武大教务处去读博士时，尽管刘道玉说这打乱了他的部署，但他仍支持傅去读博士。
　　而很少有学生知道，为师生个人发展而奔波的校长，一生都在时代潮流和国家意志的方向中前行。少年刘道玉家境贫寒。从初中起，刘道玉便渴望成为一名诺贝尔式的发明家。大学的六个寒暑，他没回过家，英语是拿俄文教材来学的。青年刘道玉心潮澎湃：“通向科学发明创造的道路荆棘丛生，只有那些不辞劳苦、不畏艰难和敢于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达光辉的顶点。”

鼓呼

　　“因为任命校长后我就没有实验室了，失去了一个可以成为科学家的舞台。”近四十年后的一个炎热上午，武大校南三楼的屋子里，刘道玉挺直背，坐在沙發上回忆道：“我就进行了思维的转换，从我自己想成为诺贝尔奖的发明家，转换成培养更多得到诺贝尔奖的学生。”
　　耳顺之年，刘道玉才敢说对自己有基本的了解。“既有勤俭、独立、爱思、求变的优点，又有胆大、自负、轻信、抗上（当然不是对所有的领导都如此）的缺点。”他自省，“到了后期，麻烦不断，似乎被整个笼罩在失意之中”：曾发表过有争议或有误的文章，办过傻事或错事，上过当受过骗。耄耋之年，讲起那些往事，刘道玉示意我不用再说了，并以此总结自己：“我是一个求新求变求异的理想主义者。”
　　和任命通知来得一样仓促，1988年春节前三天，教育部对刘道玉的免职通知下达。被免职的前一天，刘道玉还在物理系调研，想制定第二个五年改革计划。至今唯一让他遗憾的是“课程体系的改革”没有推行，“改革计划的中心就是课程体系的改革。这也是我最大的遗憾，但实行的难度也是很大的。”
　　陈家宽1979年进武大读硕士。在陈的回忆中，刘道玉卸任后，“他曾经门庭若市的家后来没人去了。他看到世态炎凉，但他很淡然。”
　　1997年，陈家宽从武大植物分类研究室离职，去复旦大学任教。刘道玉夫妻俩专程登门，上六楼的陈家宽家里来送别。“如果当时他不同意我走，挽留我……他不是说你不要走、你留在武大。他有一种全局观和家国情怀。”陈家宽觉得自己受到刘道玉的深刻影响：“他是我一生的楷模。我不会告诉他我有什么成就，我做的答卷不要写给他看，而是写在国家的历史进程里，这是我的价值观。否则多么浅薄啊。”
　　退任校长后，刘道玉还是割舍不下教育。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向大众化、由传统向现代化、由粗放向集约型转变。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教育改革滞缓、教学质量下滑、教学评估造假、研究生教育异化、铺张浪费成风、学术抄袭剽窃等情况频发。看到教育存在的弊病，刘道玉不得不“鼓呼”。2008年，他在武大做了一场演讲，指出“中国需要一场教育体制变革”，中国教育在经历高速发展后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此后，刘道玉又在媒体发表文章，建言教改，希望国家能有所考虑。
　　60岁以来，刘道玉共出版23本著作，发表文章五百多篇，他从各个层面剖析教育问题：痛陈中国教育的弊病，并力求找到克服教育弊端的办法。
　　不少教育实践者前来探访。2009年10月，朱清时赴南方科技大学任校长前来拜访刘道玉，想和他探讨中国教育的新路。后来朱清时实行自主招生、自主颁发文凭和学位，坚持几年后卸任。刘道玉评价说：“他做了个人力所能及的尝试，也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
　　采访临近结束，刘道玉忽然开口：“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夫人刘高伟，你之前问我对谁有过愧疚，就是她。”十多年前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他说自己一生没有后悔过，最困难时都没失眠过一次。“但免职以后，我夫人痛哭一场，让我很心痛。我夫人与我同姓、同籍贯、同班、同专业、同志向、同事、志同道合、同甘苦共患难。我任校长后，她没得过任何好处，反而受了许多窝囊气。她为我失去的太多，但她从没有怨言。”
　　“我一生经历了太多风浪，风暴中的人已是无所畏惧了，她是岸上观望的人，洪水滔天，全打到了她身上。”刘道玉说。“文革”中，刘道玉屡次被游街示众，有时伤痕累累，妻子边哭边给他清洗、敷药、包扎伤口。他们相互鼓励坚持到曙光来临。
　　说话时，刘道玉望着妻子休息的屋子。6月下旬，他才陪住院的妻子出院。“我要好好的照顾她。”刘道玉说，“她是我的精神支柱，而我是她的拐棍，我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2021年元旦是我们钻石婚，我们将以最简朴的方式纪念这个日子。她患多种慢性病，已经卧床三年多了，但我们都挺过来了。”
　　这些年，刘道玉收到了五千多封来自师生的信件。他左耳戴着半透明的助听器，必须贴近他左耳大声说话，他才能听清。他也开始用微信，微信名是以前同学们给他起的亲切的“刘道”。朋友圈里的唯一内容是他为亦师亦友的历史学家刘绪贻写的讣文《他创造了奇迹——沉痛悼念刘绪贻先生》。
　　窗外树冠繁茂，武大踞山而建。从20岁入读武大以来，除了两次短暂的离开，刘道玉就没有离开过珞珈山。离刘道玉居所不远，就是他读书时李达校长的故居。在武大的校长栏介绍上，有张之洞，有李四光……
　　（实习记者罗曼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