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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逝世，虽然仅有一次，但1993年5月莱辛来过中国，还主动约见了张艺谋导演。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丽丝·门罗也曾于1981年来过中国，由时任北京作协副主席的王蒙等人接待，并去往当时是中国作协副主席的丁玲家中做客。
与国际友人交往的历史由来已久，近年来更是日益密切，那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得奖前或得奖后来过中国的不在少数，他们经过相关的引荐来华，与中国作家展开交流，谈论对中国文化的观感，更有甚者，在中国高校任教也不无可能。
牵线搭桥受邀请
私人旅行不算，作为文化交流，诺奖得主来中国还是要颇费一番波折的。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与中国作家最早的见面应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中国与国外高层次的文化交流还比较少，1986年，王蒙、陆文夫等在美国参加国际笔会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莱辛。
1990年上海科学院英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瞿世镜在伦敦英国学术院做客座教授，中国驻英大使馆文化参赞汪大钧让其邀请英国作家访华，鉴于与莱辛有十多年的交往，瞿世镜将莱辛算在邀请作家之列，定于1991年访问中国。
但不凑巧，1990年8月海湾战争爆发，同行作家时间安排不一致，预定方案被搁置，直到1993年5月，75岁的莱辛才来到中国。
与只来过中国一次的作家相比，1994年诺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明显是中国的常客，截止到2006年9月他共来了中国五次。1960年访华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政治领袖及相关作家，1984年的访华是在国内批判存在主义余波未平之时，这两次访问都偏向于政治性质。
2000年，大江受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者的邀请进行了第三次访华，由叶渭渠等接待，翌日与王蒙、莫言、余华、铁凝等举行座谈会。之后又于2002年春节来到山东高密莫言的故乡，2006年来华，参加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办的“大江健三郎文学研讨会”。
“惺惺相惜”觅知音
说到中国友人，不禁要提及大江健三郎与莫言的交往，由于类似的农村生活背景，两人的创作原点和理念上有不少相似之处。2002年春节，大江为NHK制作电视节目“二十一世纪的开拓者”而专访作家莫言，来到了莫言的山东老家，他们进行长时间的对谈，探讨共同心灵的故乡，两人共度春节。
大江曾表示，亚洲如果还有作家获诺奖的话，他看好莫言，并预测“再有十年，他能拿奖”。果不其然，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王蒙是众多国际友人欣赏的对象。莱辛在1995年在华期间，提出想见两个人，一个是作家王蒙，另一个是导演张艺谋，因对后者《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菊豆》的印象极为深刻，并觉得“张让我体会到传统中国人身上的质朴味道”。莱辛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作家是王蒙，他们在1990年意大利蒙代洛文学节上同时是获奖作家。
艾丽丝·门罗1981年访华时，对封闭的国内创作氛围及作家的被动性感到失望，但是她却格外欣赏王蒙，“王先生，他特别棒。我常常念起他，想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他有幽默感，会讽刺，能分好几层分析事儿。”
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许钧与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保持着长达25年的友谊。从1977年开始，许钧接触到克莱齐奥的作品，并陆续翻译其作品，1993年，法国大使陪同克萊齐奥夫妇来南京与许钧见面。此后，一旦有新作问世，克莱齐奥都会第一时间寄给许钧，并且对许钧的翻译给予尊重与鼓励，“你翻译我的作品，就等于参与我的创作，我给你一定的自由。”
对此，许钧表示内心的欣慰难以言喻，从而感受到了近乎神圣的使命——让克莱齐奥的作品在中国“再生”。
文化桥梁来架起
五次来华，大江健三郎从来不隐藏他对鲁迅的崇拜及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他说：“毛泽东、周恩来、鲁迅……这些中国的伟人群像构成了多么茂密的森林啊。”
大江儿时从母亲那里接受了有关鲁迅等中国作家的影响，他坦言“孔乙己”是他最初记住的中国人名字之一，“社戏”中的风俗和那几个少年让他着迷，“白光”中的那个读书人的命运让人难以忘怀。
他对鲁迅的阅读从不间断，贯穿了整个的创作生涯。2005年出版的作品《别了，我的书！》，红色书腰上用白色醒目标出的“始自于绝望的希望”正是对鲁迅“绝望至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最新解读。
而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桃花源的避世现实的理想，大江于197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明显侧重于通过现世的革命和建设大道理想之境。
在构建森林这个乌托邦的过程中，不时以中国革命和建设为参照系，大江直言不讳地表示小说中构建的根据地确实源自于毛泽东的根据地，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那年文章里，毛泽东对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做了仔细阐述。
勒·克莱齐奥在谈到中国文化时，表示自己是个中国迷，他对中国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尤其感兴趣，鲁迅、巴金、老舍等都是他深爱的作家。
他尤其喜欢老舍的作品，还曾和老舍夫人见过面，并表示基于老舍是满族人，而他是毛里求斯人，同属少数民族的背景，所以对于老舍笔下充满浪漫气息的怀旧情绪非常有感触。他评论老舍“小说中的深度、激情和幽默是世界性的，超过国界”的，而“描写家庭关系，怎么讨生活”这些方面则非常有意思。
在中国古典文化方面，克莱齐奥喜欢曹雪芹的《红楼梦》、京剧、国画、书法以及杜甫的诗，他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并谦虚地表示还要多加学习。
在华开课新趋势
虽然不乏因各种偏见而对中国不甚亲近的诺奖作家，但是比起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对于诺奖作家始终是越来越包容的。
相较于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人泰戈尔1924年来华时惹起的纷纷扰扰和不欢而散，以及1938年诺奖得主赛珍珠因小说纷争而被禁止来华，中国文坛日益开放，与诺奖作家的交流越显融洽。而今，诺奖作家来华已是很普遍的一件事。
2011年具有西班牙、秘鲁双重国籍的2010年诺奖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来华，受到了万人空巷的追捧，众作家包括刘震云、莫言、阎连科、张抗抗与其进行对话，翻译家赵德明在座谈会上表示了对他亲切的欢迎。
更有甚者，喜欢在世界各地游走的勒·克莱齐奥已然将“下个十年可能也在中国”的诺言落实。2011年8月22日，克莱齐奥受聘为南京大学名誉教授，并作了《书与我们的世界》的公开演讲；2012年5月，他又在南大作了题为《文学的世界性》的讲座；2013年11月17日晚，克莱齐奥在南大仙林校区逸夫楼教室首次开讲，正式在南大开设了“艺术与文化的多元阐释”课程。
上门即是客，友好的交流态度和中国博大精深的源远文化是让世界停驻目光的原因，也是不断拓展自身、融入世界的动力。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丽丝·门罗也曾于1981年来过中国，由时任北京作协副主席的王蒙等人接待，并去往当时是中国作协副主席的丁玲家中做客。
与国际友人交往的历史由来已久，近年来更是日益密切，那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得奖前或得奖后来过中国的不在少数，他们经过相关的引荐来华，与中国作家展开交流，谈论对中国文化的观感，更有甚者，在中国高校任教也不无可能。
牵线搭桥受邀请
私人旅行不算，作为文化交流，诺奖得主来中国还是要颇费一番波折的。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与中国作家最早的见面应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中国与国外高层次的文化交流还比较少，1986年，王蒙、陆文夫等在美国参加国际笔会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莱辛。
1990年上海科学院英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瞿世镜在伦敦英国学术院做客座教授，中国驻英大使馆文化参赞汪大钧让其邀请英国作家访华，鉴于与莱辛有十多年的交往，瞿世镜将莱辛算在邀请作家之列，定于1991年访问中国。
但不凑巧，1990年8月海湾战争爆发，同行作家时间安排不一致，预定方案被搁置，直到1993年5月，75岁的莱辛才来到中国。
与只来过中国一次的作家相比，1994年诺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明显是中国的常客，截止到2006年9月他共来了中国五次。1960年访华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政治领袖及相关作家，1984年的访华是在国内批判存在主义余波未平之时，这两次访问都偏向于政治性质。
2000年，大江受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者的邀请进行了第三次访华，由叶渭渠等接待，翌日与王蒙、莫言、余华、铁凝等举行座谈会。之后又于2002年春节来到山东高密莫言的故乡，2006年来华，参加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办的“大江健三郎文学研讨会”。
“惺惺相惜”觅知音
说到中国友人，不禁要提及大江健三郎与莫言的交往，由于类似的农村生活背景，两人的创作原点和理念上有不少相似之处。2002年春节，大江为NHK制作电视节目“二十一世纪的开拓者”而专访作家莫言，来到了莫言的山东老家，他们进行长时间的对谈，探讨共同心灵的故乡，两人共度春节。
大江曾表示，亚洲如果还有作家获诺奖的话，他看好莫言，并预测“再有十年，他能拿奖”。果不其然，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王蒙是众多国际友人欣赏的对象。莱辛在1995年在华期间，提出想见两个人，一个是作家王蒙，另一个是导演张艺谋，因对后者《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菊豆》的印象极为深刻，并觉得“张让我体会到传统中国人身上的质朴味道”。莱辛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作家是王蒙，他们在1990年意大利蒙代洛文学节上同时是获奖作家。
艾丽丝·门罗1981年访华时，对封闭的国内创作氛围及作家的被动性感到失望，但是她却格外欣赏王蒙，“王先生，他特别棒。我常常念起他，想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他有幽默感，会讽刺，能分好几层分析事儿。”
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许钧与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保持着长达25年的友谊。从1977年开始，许钧接触到克莱齐奥的作品，并陆续翻译其作品，1993年，法国大使陪同克萊齐奥夫妇来南京与许钧见面。此后，一旦有新作问世，克莱齐奥都会第一时间寄给许钧，并且对许钧的翻译给予尊重与鼓励，“你翻译我的作品，就等于参与我的创作，我给你一定的自由。”
对此，许钧表示内心的欣慰难以言喻，从而感受到了近乎神圣的使命——让克莱齐奥的作品在中国“再生”。
文化桥梁来架起
五次来华，大江健三郎从来不隐藏他对鲁迅的崇拜及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他说：“毛泽东、周恩来、鲁迅……这些中国的伟人群像构成了多么茂密的森林啊。”
大江儿时从母亲那里接受了有关鲁迅等中国作家的影响，他坦言“孔乙己”是他最初记住的中国人名字之一，“社戏”中的风俗和那几个少年让他着迷，“白光”中的那个读书人的命运让人难以忘怀。
他对鲁迅的阅读从不间断，贯穿了整个的创作生涯。2005年出版的作品《别了，我的书！》，红色书腰上用白色醒目标出的“始自于绝望的希望”正是对鲁迅“绝望至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最新解读。
而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桃花源的避世现实的理想，大江于197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明显侧重于通过现世的革命和建设大道理想之境。
在构建森林这个乌托邦的过程中，不时以中国革命和建设为参照系，大江直言不讳地表示小说中构建的根据地确实源自于毛泽东的根据地，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那年文章里，毛泽东对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做了仔细阐述。
勒·克莱齐奥在谈到中国文化时，表示自己是个中国迷，他对中国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尤其感兴趣，鲁迅、巴金、老舍等都是他深爱的作家。
他尤其喜欢老舍的作品，还曾和老舍夫人见过面，并表示基于老舍是满族人，而他是毛里求斯人，同属少数民族的背景，所以对于老舍笔下充满浪漫气息的怀旧情绪非常有感触。他评论老舍“小说中的深度、激情和幽默是世界性的，超过国界”的，而“描写家庭关系，怎么讨生活”这些方面则非常有意思。
在中国古典文化方面，克莱齐奥喜欢曹雪芹的《红楼梦》、京剧、国画、书法以及杜甫的诗，他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并谦虚地表示还要多加学习。
在华开课新趋势
虽然不乏因各种偏见而对中国不甚亲近的诺奖作家，但是比起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对于诺奖作家始终是越来越包容的。
相较于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人泰戈尔1924年来华时惹起的纷纷扰扰和不欢而散，以及1938年诺奖得主赛珍珠因小说纷争而被禁止来华，中国文坛日益开放，与诺奖作家的交流越显融洽。而今，诺奖作家来华已是很普遍的一件事。
2011年具有西班牙、秘鲁双重国籍的2010年诺奖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来华，受到了万人空巷的追捧，众作家包括刘震云、莫言、阎连科、张抗抗与其进行对话，翻译家赵德明在座谈会上表示了对他亲切的欢迎。
更有甚者，喜欢在世界各地游走的勒·克莱齐奥已然将“下个十年可能也在中国”的诺言落实。2011年8月22日，克莱齐奥受聘为南京大学名誉教授，并作了《书与我们的世界》的公开演讲；2012年5月，他又在南大作了题为《文学的世界性》的讲座；2013年11月17日晚，克莱齐奥在南大仙林校区逸夫楼教室首次开讲，正式在南大开设了“艺术与文化的多元阐释”课程。
上门即是客，友好的交流态度和中国博大精深的源远文化是让世界停驻目光的原因，也是不断拓展自身、融入世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