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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3日，在北京天坛祈年殿，第29届奥运会会徽正式向全球发布。两方名为“奥运徽宝”的玉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用玉印是印章的最高规格。只见这两方玉体莹润细腻，印纽为古朴的盘龙造型，穿有红、黄、蓝、绿、黑五色真丝编织的绶带，四四方方的印盘底下刻着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舞动的北京”。
此时此刻，“奥运徽宝”的制作者、现任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玉雕专业首席艺术指导老师王希伟，这才将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用心打磨奥运徽宝
从2003年3月接到制作奥运徽宝的任务以来，王希伟没有一刻放松过。
“我当时在深圳制作一尊释迦牟尼的玉雕，接到任务后就直接回到了北京。奥组委希望6月份就能做出来，而且要做两个，时间非常紧！”
当时40岁的王希伟已经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玉雕大师了。
他19岁进入北京市玉器厂工作，23岁创作的玛瑙“观音”便获得了1986年全国玉雕评比总分第一名。这份成绩让他在获奖的第二年有幸参与了四大翡翠国宝之一——“四海腾欢”的制作工作。“四海腾欢”是当中唯一一个受国务院嘉奖的玉器，工作团队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集体奖。
带着这份荣誉，王希伟一路成绩斐然，成为“奥运徽宝”的操刀者之一。他和另一位玉雕大师董毓庆一起翻阅文献资料，去故宫博物院观摩收藏的大量印章，与专家组进行反复推敲论证，最终确定以清宫二十五宝、乾隆皇帝钦定的二十五方御用国宝中的“奉天之宝”为奥运徽宝的制作原型，并仅用48小时就完成了设计制作方案的初稿与效果图。
“但我们选料就选了一个多月，跑遍了北京周边、河南、青海、云南好多地方。玉器这个材料可遇不可求，找一对的东西非常难，材料的色泽、纹理、油润度都要一样。”
在这样的高要求下，王希伟切开了七八块大料，都不甚理想。最终，一块200多公斤、产自昆仑山的和田玉原料终于入得了王希伟的法眼。
“选完料，四四方方把料拉规矩了，没毛病了，方向纹理基本一样之后，还得琢磨这块料怎么制作。”
为了保证两方徽宝一致，王希伟和董毓庆不怕麻烦。
他们先是一个人出坯子，将两块料做出一个大型，两人再分别去做。做到五成活儿的时候，对换一下。做到七成活儿的时候，再换一下。做到九成活儿的时候，再换一下。之后便统一归到王希伟的手里，做收尾工作。“这样穿插着做，最后由一个人来做，手笔才能一模一样，才能统一，这也是很讲究的。”
玉雕需要一笔一刀慢慢地琢，这个过程要求极大的耐心和细心，也需要时间。为了最终呈现出一对精益求精的顶级工艺品，奥组委将发布时间推迟到了八月。
“奥运徽宝有一个规格要求，那就是长宽112毫米，高130毫米。”王希伟介绍说，“112”代表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时正好是现代奥运历史112年，“130”则代表13亿中国人民。其中台面高29毫米，代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运会；上面印纽的高度为96毫米，意寓着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印底的文字高度为5毫米，代表着五大洲。
“玉器雕刻很难有车工车出来的那份精准，手工艺一般很少能达到。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尺寸要求非常严格。”王希伟用手指比划道，“为了确保拿卡尺量的时候是112，不多一点不少一点，在最后成活儿的时候，要将尺寸做成112毫米3道。”
什么是112毫米3道呢？在车工的行话里，“道”是个单位，1毫米有10道，1道也就是1谬米。
“为什么要保证112毫米多三道呢？因为在最后抛光上光的时候还要磨掉一点粉，会有损耗。如果整做到112，到时候拿卡尺一量，准不到112。我们事先在一块废料的石头上做了实验，发现磨完之后整好少了三道，所以我们特意留了三道。”
三“道”，0.3毫米，这样微小、精确的要求在玉石雕刻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很多人看来，即使差错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必要追求这三“道”，不会有人真的拿着卡尺去量。
但王希伟却不这么看。
“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王希伟直起身子，“一百多年，奥运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这太重要了！而且是拿玉器来做徽印，用玉器来介绍中国文化，这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中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所以这件事情必须得认真对待！较这个真儿，在这个时候是应该的。不论是工艺设计还是精准程度，要让人从各方面都提不出异议来。”
精制亚投行和玺
王希伟一直以推崇中国玉文化为己任。除了奥运徽宝之外， 2015年他和北京工美集团总工艺师郭鸣一起为亚投行设计的和玺也是他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国玉石文化的代表之作。
2016年1月16日，由57国共同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正式开业。在前一天，57尊开业礼品“AIIB和玺”赠送到了57个国家央行代表手中。
亚投行的成立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平崛起的标志。王希伟非常自豪，他创作和设计监制的玉器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又扮演了一次重要的角色。
“亚投行和玺是个印章，（玉体上）一面刻了‘AIIB和玺’六个大字，另一面刻了北京天坛的图案，还刻了57个国家的名字，上面是一片瓦的形状，寓意‘一瓦成家’，57个国家都是一个大家庭。”
王希伟说，亚投行和玺没有用中国传统的龙和凤，也是有讲究的，“考虑到世界各国的宗教信仰不一样，不能将我们民族文化的东西强加给人家。”选择用一片瓦的形式，在上面用了饕餮纹和简单的奎龙浮雕，将彰显中国文化的图腾寓意其中，含蓄而有意义。
“（57个国家央行代表）普遍反映还不错，效果挺好。”王希伟笑道，“部分地方我们还运用了现代激光刻字的方法，效果还挺好。”
王希伟还对他1999年给中国篮协做的CBA联赛总冠军奖杯记忆犹新。 “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以为是让我仿照雷米特杯，也就是现在的大力神杯来做。”对于王希伟来说，仿作是容易的，但他不想做雷同的东西，给自己不断地出难题提要求。
“我就天天琢磨啊！后来，我在翻传统工艺的一本册子时，突然看到中国最早一个鼎的照片！”王希灵光一现，“哎，可以用这个造型啊，谁说篮球奖杯一定要用个飞人！鼎，问鼎，冠军，这个意义就很贴切！做完之后，他们特别喜欢，现在还在用！”
当古老的玉石与现代的激光相遇，这是创新。当起源于西方的现代运动与创作于东方的古老器皿结合，这也是创新。王希伟一直走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地追求极致。
把中华民族骨子里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在王希伟看来，这些讲究、跟自己较劲、追求创新都是工匠精神的体现。
“手工制作要提倡精、细、准，尤其是在技术领域。”王希伟指出，“虽然现在某些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不差，但在转化成具体东西的时候，缺乏工匠精神。”
除此之外，王希伟认为工匠精神还体现在工艺美术创新和传承上。“一直以来，玉器作为商品比较多，但是被赋予时代精神的玉器比较少。我们需要有这个时期、这个时代的工匠的特点和作风，要向世界推广我们中国传统工艺文化，这才有利于大国文化的发展。”
对于中国传统工艺，王希伟崇尚不已。“玉器的历史比瓷器青铜器还要早，在那个没有铁器的时代，要将玉石打出一个眼，需要磨碎多少石头、骨头和砂子？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相当的费劲。这样的工匠精神是中华民族骨子里的，要继续发扬，让世界的人都知道。”
2013年，王希伟接受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的邀请，将工作室搬到了学校，成为了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的在职教师。
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创建于1980年，是一所工艺美术类技校。在20世纪90年代，整个工艺美术市场不太景气，北工美便停办了很多像珐琅、雕漆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工艺专业。2012年，北工美开始提出两个坚持，坚持工艺美术特色办学，坚持其他专业融入工艺美术教学内容，率先恢复了“燕京八绝”中玉雕工艺的教学。
“我们学校找到了王大师，他在业界非常知名，口碑极好。”北工美校长王世杰介绍道，“当时王大师选择答应我们的邀请，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因为他社会业务非常多，一旦把精力投入到教学中来，会损失很多收入。但他没有任何犹豫。”
如今，王希伟每周都要到学校来上课，手把手地教学生玉雕技艺。在学校的展览馆里，陈列着不少他指导过的学生的优秀作品。
目前，王希伟正在撰写一部关于玉器的教科书。“写了一年多，2016年七八月份可能就要成册印刷了。玉器很少有成册的书籍，关于记载中国玉器的发展史写得都是比较笼统，我这本书就是系统地介绍玉器，结合好多作品，教给爱好者和制作者一些磨玉的基本方法理论，形成一本比较规范的教科书。”
面对学生时，王希伟总是希望自己不仅能传播一种工艺技术，更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工匠精神。“我一直认为做民族传统的东西是比较快乐的。一定要有人传，一定要有人学，这东西才有意义。”
王希伟大师简介
王希伟，1963年生于北京，1982年进入北京玉器厂，从事玉雕生产、创作、设计工作，1989年毕业于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2004年、2005年，被北京市总工会评为经济技术创新标兵。被北京市人事局评为高级工艺美术师、高级技师。2013年，被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授予“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等荣誉称号。现为中国玉雕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担任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玉雕专业首席艺术指导。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用玉印是印章的最高规格。只见这两方玉体莹润细腻，印纽为古朴的盘龙造型，穿有红、黄、蓝、绿、黑五色真丝编织的绶带，四四方方的印盘底下刻着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舞动的北京”。
此时此刻，“奥运徽宝”的制作者、现任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玉雕专业首席艺术指导老师王希伟，这才将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用心打磨奥运徽宝
从2003年3月接到制作奥运徽宝的任务以来，王希伟没有一刻放松过。
“我当时在深圳制作一尊释迦牟尼的玉雕，接到任务后就直接回到了北京。奥组委希望6月份就能做出来，而且要做两个，时间非常紧！”
当时40岁的王希伟已经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玉雕大师了。
他19岁进入北京市玉器厂工作，23岁创作的玛瑙“观音”便获得了1986年全国玉雕评比总分第一名。这份成绩让他在获奖的第二年有幸参与了四大翡翠国宝之一——“四海腾欢”的制作工作。“四海腾欢”是当中唯一一个受国务院嘉奖的玉器，工作团队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集体奖。
带着这份荣誉，王希伟一路成绩斐然，成为“奥运徽宝”的操刀者之一。他和另一位玉雕大师董毓庆一起翻阅文献资料，去故宫博物院观摩收藏的大量印章，与专家组进行反复推敲论证，最终确定以清宫二十五宝、乾隆皇帝钦定的二十五方御用国宝中的“奉天之宝”为奥运徽宝的制作原型，并仅用48小时就完成了设计制作方案的初稿与效果图。
“但我们选料就选了一个多月，跑遍了北京周边、河南、青海、云南好多地方。玉器这个材料可遇不可求，找一对的东西非常难，材料的色泽、纹理、油润度都要一样。”
在这样的高要求下，王希伟切开了七八块大料，都不甚理想。最终，一块200多公斤、产自昆仑山的和田玉原料终于入得了王希伟的法眼。
“选完料，四四方方把料拉规矩了，没毛病了，方向纹理基本一样之后，还得琢磨这块料怎么制作。”
为了保证两方徽宝一致，王希伟和董毓庆不怕麻烦。
他们先是一个人出坯子，将两块料做出一个大型，两人再分别去做。做到五成活儿的时候，对换一下。做到七成活儿的时候，再换一下。做到九成活儿的时候，再换一下。之后便统一归到王希伟的手里，做收尾工作。“这样穿插着做，最后由一个人来做，手笔才能一模一样，才能统一，这也是很讲究的。”
玉雕需要一笔一刀慢慢地琢，这个过程要求极大的耐心和细心，也需要时间。为了最终呈现出一对精益求精的顶级工艺品，奥组委将发布时间推迟到了八月。
“奥运徽宝有一个规格要求，那就是长宽112毫米，高130毫米。”王希伟介绍说，“112”代表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时正好是现代奥运历史112年，“130”则代表13亿中国人民。其中台面高29毫米，代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运会；上面印纽的高度为96毫米，意寓着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印底的文字高度为5毫米，代表着五大洲。
“玉器雕刻很难有车工车出来的那份精准，手工艺一般很少能达到。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尺寸要求非常严格。”王希伟用手指比划道，“为了确保拿卡尺量的时候是112，不多一点不少一点，在最后成活儿的时候，要将尺寸做成112毫米3道。”
什么是112毫米3道呢？在车工的行话里，“道”是个单位，1毫米有10道，1道也就是1谬米。
“为什么要保证112毫米多三道呢？因为在最后抛光上光的时候还要磨掉一点粉，会有损耗。如果整做到112，到时候拿卡尺一量，准不到112。我们事先在一块废料的石头上做了实验，发现磨完之后整好少了三道，所以我们特意留了三道。”
三“道”，0.3毫米，这样微小、精确的要求在玉石雕刻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很多人看来，即使差错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必要追求这三“道”，不会有人真的拿着卡尺去量。
但王希伟却不这么看。
“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王希伟直起身子，“一百多年，奥运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这太重要了！而且是拿玉器来做徽印，用玉器来介绍中国文化，这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中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所以这件事情必须得认真对待！较这个真儿，在这个时候是应该的。不论是工艺设计还是精准程度，要让人从各方面都提不出异议来。”
精制亚投行和玺
王希伟一直以推崇中国玉文化为己任。除了奥运徽宝之外， 2015年他和北京工美集团总工艺师郭鸣一起为亚投行设计的和玺也是他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国玉石文化的代表之作。
2016年1月16日，由57国共同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正式开业。在前一天，57尊开业礼品“AIIB和玺”赠送到了57个国家央行代表手中。
亚投行的成立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平崛起的标志。王希伟非常自豪，他创作和设计监制的玉器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又扮演了一次重要的角色。
“亚投行和玺是个印章，（玉体上）一面刻了‘AIIB和玺’六个大字，另一面刻了北京天坛的图案，还刻了57个国家的名字，上面是一片瓦的形状，寓意‘一瓦成家’，57个国家都是一个大家庭。”
王希伟说，亚投行和玺没有用中国传统的龙和凤，也是有讲究的，“考虑到世界各国的宗教信仰不一样，不能将我们民族文化的东西强加给人家。”选择用一片瓦的形式，在上面用了饕餮纹和简单的奎龙浮雕，将彰显中国文化的图腾寓意其中，含蓄而有意义。
“（57个国家央行代表）普遍反映还不错，效果挺好。”王希伟笑道，“部分地方我们还运用了现代激光刻字的方法，效果还挺好。”
王希伟还对他1999年给中国篮协做的CBA联赛总冠军奖杯记忆犹新。 “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以为是让我仿照雷米特杯，也就是现在的大力神杯来做。”对于王希伟来说，仿作是容易的，但他不想做雷同的东西，给自己不断地出难题提要求。
“我就天天琢磨啊！后来，我在翻传统工艺的一本册子时，突然看到中国最早一个鼎的照片！”王希灵光一现，“哎，可以用这个造型啊，谁说篮球奖杯一定要用个飞人！鼎，问鼎，冠军，这个意义就很贴切！做完之后，他们特别喜欢，现在还在用！”
当古老的玉石与现代的激光相遇，这是创新。当起源于西方的现代运动与创作于东方的古老器皿结合，这也是创新。王希伟一直走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地追求极致。
把中华民族骨子里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在王希伟看来，这些讲究、跟自己较劲、追求创新都是工匠精神的体现。
“手工制作要提倡精、细、准，尤其是在技术领域。”王希伟指出，“虽然现在某些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不差，但在转化成具体东西的时候，缺乏工匠精神。”
除此之外，王希伟认为工匠精神还体现在工艺美术创新和传承上。“一直以来，玉器作为商品比较多，但是被赋予时代精神的玉器比较少。我们需要有这个时期、这个时代的工匠的特点和作风，要向世界推广我们中国传统工艺文化，这才有利于大国文化的发展。”
对于中国传统工艺，王希伟崇尚不已。“玉器的历史比瓷器青铜器还要早，在那个没有铁器的时代，要将玉石打出一个眼，需要磨碎多少石头、骨头和砂子？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相当的费劲。这样的工匠精神是中华民族骨子里的，要继续发扬，让世界的人都知道。”
2013年，王希伟接受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的邀请，将工作室搬到了学校，成为了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的在职教师。
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创建于1980年，是一所工艺美术类技校。在20世纪90年代，整个工艺美术市场不太景气，北工美便停办了很多像珐琅、雕漆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工艺专业。2012年，北工美开始提出两个坚持，坚持工艺美术特色办学，坚持其他专业融入工艺美术教学内容，率先恢复了“燕京八绝”中玉雕工艺的教学。
“我们学校找到了王大师，他在业界非常知名，口碑极好。”北工美校长王世杰介绍道，“当时王大师选择答应我们的邀请，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因为他社会业务非常多，一旦把精力投入到教学中来，会损失很多收入。但他没有任何犹豫。”
如今，王希伟每周都要到学校来上课，手把手地教学生玉雕技艺。在学校的展览馆里，陈列着不少他指导过的学生的优秀作品。
目前，王希伟正在撰写一部关于玉器的教科书。“写了一年多，2016年七八月份可能就要成册印刷了。玉器很少有成册的书籍，关于记载中国玉器的发展史写得都是比较笼统，我这本书就是系统地介绍玉器，结合好多作品，教给爱好者和制作者一些磨玉的基本方法理论，形成一本比较规范的教科书。”
面对学生时，王希伟总是希望自己不仅能传播一种工艺技术，更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工匠精神。“我一直认为做民族传统的东西是比较快乐的。一定要有人传，一定要有人学，这东西才有意义。”
王希伟大师简介
王希伟，1963年生于北京，1982年进入北京玉器厂，从事玉雕生产、创作、设计工作，1989年毕业于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2004年、2005年，被北京市总工会评为经济技术创新标兵。被北京市人事局评为高级工艺美术师、高级技师。2013年，被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授予“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等荣誉称号。现为中国玉雕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担任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玉雕专业首席艺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