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爱看戏，尤其爱看反腐大戏。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与其说是人之天性，不如说是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我纳的税，被某个人给糟蹋了，一旦“你他”之间有了关联，并且这个“他”损害了你的利益，那种仇视的劲儿甭提有多大。这也是为什么历朝历代揪出一个大贪官的时候，举国欢庆的原因。
　　人性的贪婪，决定了世上没有无贪念之人。贪念人人有，至于能否修炼成精，忝列贪官族谱，还要看个“天时”“地利”与“人和”。没有这三个法宝，贪念想“投胎”成功，变成贪官，甚至是名垂贪史的大贪官，想必只能是场黄粱美梦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该懂得中国看客围观反腐大戏时的复杂心态了。
　　看戏的心理复杂，演戏的心理显然更为复杂。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官场混，没有几个朋友，显然日子也不会好过。交结朋友，就有了圈子。官场的圈子和北京的摊烧饼几环路不同，城市的环路，那是一环套一环，环环之间泾渭分明。官场里的圈子，没有那么规则，也不会老死不相往来。既然要“往来”，有“善来”的也就有“恶往”的。要不吃亏，那得有先见之明，永远别站错队。站错了队，一旦这个圈子失了势，难免背负上集体腐败的名声，个个如落水狗被人追着痛打。
　　治国术，没有现成的教材，历史书倒比新闻稿件更具生命力。翻开一部中国历史，剧情大抵以贪腐与反贪的较量贯穿始终。新君登基，为站稳脚跟，必须依靠旧臣。站稳了脚跟，就知道旧臣毕竟是父辈的遗产，留在自己身边有点不安全。这样，以贪腐之名清君侧，就成了新君的一道主打菜。前些年流行的清宫戏电视连续剧，非常形象地诠释了这个道理。你看那个和珅，在乾隆爷时代可谓呼风唤雨，到了嘉庆帝的时候，其“大老虎”的尾巴昭然若揭，丢掉了性命。
　　理想的社会状态，官员们个个励精图治，都以诸葛亮为榜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前面所言，贪念人人有，诸葛亮式的清官历代也有，但毕竟不是靠反贪之策的有效性塑造了这些人，而依赖于他们的道德自我约束。道德约束当然羡慕，怎奈约束即暴力，显然不能指望多数人能磨刀霍霍向自己，真能严格管束自己不留恋女色，不垂涎金钱。对于治国者而言，很清楚人性的欲望，但要治国，通常更喜欢建立自己的交际圈。因为这个圈子越是团结，自己的龙椅也就越是稳定。圈子里的人如果不能个个是包拯和孔明，治国者又离不开这样的圈子的话，就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和珅从穷孩子、清廉大臣到巨贪，乾隆帝自然心知肚明。只是为一姓所谓的江山社稷，不得不豢养诸多和珅似的大臣。巡抚等地方要员，也是这般考虑，豢养自己重视的下属。所以，历史上朝代的更迭，不过是养虎为患与打虎清患的恶性循环而已。有的对贪官这类老虎打得可谓惨烈。比如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下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一般贪官罚到京师“筑城”；贪污银子60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
　　打老虎的鞭子再狠，若没有制度的保驾护航，老老虎在“景阳冈”毙命之日，也就是新老虎在他山茁壮成长之时。正如有人所说：“用贪官以培植死黨，除贪官以消除异己，杀贪官以收买人心，没贪财以实己腰包，这就是玩权术的至高艺术境界。”
　　党的十八以来，惩治贪官污吏的力度空前，落马的贪官差不多和日历那么密集，以至于涌现出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词语：“大老虎”“老老虎”“苍蝇”。反腐大戏高潮迭起，让看客们心潮澎湃自然可贵，但看戏不能光看热闹，更要看门道。一个老虎被降服了，老虎经营的老巢被清洗，这当然很好。只是人们想问，同在官场混，一个官员是“大老虎”，其他官员是不是老虎呢？如果也是“老虎”，为什么就没被铲除呢？
　　反腐需要铁手腕，但更需要预防滋生老虎的温床才行。没有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的长效机制，靠人治手段来反腐，很可能会陷入“打虎”与“养虎”的怪圈无法自拔。那样的话，怕是摆脱不了黄宗羲定律预言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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