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程开甲来说，世界对中国的喝彩声，是从一声巨响开始的——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凝聚了无数国防科技工作者的贡献，程开甲就是他们中的卓越贡献者。
　　程开甲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半个世纪前，为了那一声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挺起民族脊梁的东方巨响，他呕心沥血，隐姓埋名20年，将自己辛勤的汗水与智慧洒在了中国西部那片神秘土地上。他的贡献与他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共和国史册上。他是中国的“两弹一星”元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
　　许多人谈核色变，说核是“魔鬼”，而中国第一代铸造共和国“核盾牌”的科学家程开甲就是跟魔鬼打交道的人。遥想当年，每次开展核试验，程开甲都会亲身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到最危险的爆心。他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之为“核司令”。

　　尽管在献身核事业的几十年间，程开甲并没有公开发表过论文，但他的学术研究仍然硕果累累。上世纪40年代，他用量子力学理论证明了狄拉克提出的“狄拉克方程”在自由粒子条件下的正确性；五六十年代，他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教科书；80年代，他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高温和低温超导普遍适用的超导双带理论，出版了两部专著；90年代，他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TFDC（托马斯—费米—狄拉克—程开甲）电子理论，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下将该理论应用于金刚石触媒、纳米管生成、薄膜大电容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罗布泊爆发的声声“春雷”，凝聚了程开甲毕生的心血和汗水。雷霆已经远去，向往和平的人们永远铭记着那个年代。问到程开甲回忆起那段往事时有什么感受，他回答了两个字：光荣。“因为国家需要，我们能够做出这个东西来，为国家尽了一份力量。这是我们的荣耀，所以我在那里的时候是一生最光荣的时候。”

做一个科学领域的“离经叛道”者

　　程开甲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商人家庭，“开甲”这个名字是祖父特意为他起的。“我们家里有六个女儿，我是第七个，祖父希望我将来考状元，开甲，就是考上状元、独占鳌头的意思。”
　　1931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此时他的成绩已然很好，能把圆周率背到60位，还得过浙江省英文背诵比赛第一名。“我很有想象力，我想造个自动的船，不用烧煤，类似于永动机。这是瞎想，但老师很赞成我的想象力。”他读了很多外国大科学家的传记，比如牛顿、爱因斯坦，“我下定决心要当科学家。我知道自己还得努力，同学晚上九点多睡觉了，我爬起来，拿着书在路灯底下读到十一点钟再睡觉。”因为酷爱读书，同学们都戏称他“程BOOK”。

　　中学时光很快过去，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浙江大学物理系。时值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开始“流亡”，从杭州到天目山、建德，到江西吉安、泰和，直至贵州宜山、遵义、湄潭。就在颠沛流离中，程开甲接受了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科学大师严格的训练。
　　束星北教授讲力学课。他早年在爱丁堡大学攻读理论物理，曾担任过爱因斯坦的助教。他教理论物理和相对论等课程，常常不拿课本，不带讲义，结合日常生活深入浅出地讲解所学的概念和原理，讲得生动透彻，程开甲听得如痴如醉。有一次，束星北给学生们出了一道考题：“太阳吸引月亮的力比地球吸引月亮的力要大得多，为什么月亮跟着地球跑？”只有两位同学想出了答案，其中一个就是程开甲。他严格地用牛顿力学原理计算出在太阳的作用下，地球与月亮间的相对加速度要比太阳与月亮间的相对加速度大得多，所以月亮只能绕着地球转。束星北认准了这个学生日后定有作为。
　　从浙江大学毕业，程开甲留校担任物理系助教。1944年，他完成了题为《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的论文，英国学者李约瑟亲笔修改了这篇论文，并转交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之一保罗·狄拉克。狄拉克回信说：“目前基本粒子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文章终未能发表，这也成为一件憾事，因为日后一个重要实验获得了1979年度诺贝尔奖，其测得的新粒子质量与程开甲当年的计算值基本一致！
　　好在這篇论文让李约瑟先生发现了程开甲的才华，在他的推荐下，程开甲获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来到爱丁堡大学，投身于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的玻恩教授门下。玻恩一生带过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四位中国学生，其中，彭桓武和程开甲后来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昆、程开甲则荣获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玻恩身边的四年，程开甲选择超导理论研究作为主攻方向，他还有幸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谔、谬勒、鲍威尔等科学巨匠。

　　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程开甲与同为玻恩学生的德国人海森博格就学术观点展开激烈争论。“海森博格是近代科学量子力学的创造者，他那个时候正在研究超导，观点与我不同。发现电子自旋的科学家鲍利是海森博格的同学，他给我们两人调解，但最终仍没有解决。”程开甲回忆说，玻恩教授听到此事非常高兴，他给程开甲讲了自己与爱因斯坦针锋相对的争论，爱因斯坦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因而能超越经典与常规。这段话对程开甲影响很深。
　　那次争论后，程开甲获得博士学位，并成为英国皇家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这段时间，尽管在科学研究上受益颇多，但他在英国生活得并不快乐。有一次在电车上，旁边的人用英语说：“我最讨厌奶油面孔的人。”人们的目光转向程开甲，他的心被刺痛了。“在英国就好像自己矮人一截，人家看不起你。我到游泳场去游泳，英国人说，这个人把我们的水弄脏了。我们几个学生寄宿在一个英国人家里，英国人说我像猴子，是劣等民族。我很生气，我说我们中国人几十年之后一定超过你们！”
　　所以，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程开甲决定立刻回国。许多同学劝他留下来，但导师玻恩理解程开甲思念祖国的赤诚之心，他为程开甲送行，惜别之情溢于言表。1950年8月，程开甲回到浙江大学，在物理系任教授。两年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京大学物理系确定要开展金属物理研究，程开甲被调到南京大学。他主动向青年教师学、向工人师傅学，还专门到沈阳金属研究所向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先生学习，先后发表了《内耗热力学研究》等十余篇内耗研究论文。

中国首枚原子弹爆炸背后的细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段极不寻常的时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做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决策。1960年的一天，程开甲突然接到调令，让他去北京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报到。“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连我的领导、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也不知道。他说，你去，中央命令嘛！”人到北京，程开甲才知道答案，他被钱三强点将担任核武器研究所技术副所长一职。原本一直公开发表论文的程开甲，从那天开始，在科学界销声匿迹了几十年。
　　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展露出希望的曙光。为加快进程，钱三强等领导决定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程开甲又被调到国防科委（后国防科工委、现总装备部），任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并筹备创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

　　那时候参与原子弹研制的工作人员必须坚守保密原则：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什么消息都不能说出去的，连家里人也不知道我在搞什么。我对家人说我要出差，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

　　罗布泊的生活非常艰苦。场区里有条孔雀河流过，名字虽然好听，但水里含镁原子，有毒，吃了会泻肚子。“我们只能喝这个水。最好的东西是哈密瓜，拿来后我们会好好欣赏，然后一直吃到皮都没有了。我们到总指挥张爱萍那里去，他都会请我们吃哈密瓜。”
　　第一颗原子彈的爆炸方式，最初的方案是飞机投掷。程开甲经分析研究否定了空爆方案，他认为：第一次试验就用飞机投掷，一是会增加测试同步和瞄准上的困难，难以测量原子弹的各种效应；二是保证投弹飞机安全的难度太大。经精心计算，他提出采用百米高塔爆炸原子弹的方案。1964年9月，罗布泊竖起了一座102米高的铁塔，原子弹就安装在铁塔顶部。程开甲信心十足地对基地司令员张蕴钰说：“该想的都想了，该做的都做了。原子弹一定能响，不能不响！”
　　核试验前夕，挖好的一条条电缆沟从核爆中心铺向各个测试点，一贯严字当头的程开甲分析后提出：把所有的电缆沟都铺垫上细沙子。这需要动用上百辆汽车，是个不小的工程。在一次检查中，他发现细沙子没有按要求去铺，立即要求返工。工程队的人不干了，因为已经铺了不少，光返工就得重拉几百车沙子。程开甲坚持说：“不这样就是不行！”问题很快反映到基地张蕴钰那里，张司令果断拍板：“按程教授的意见办。”最终，这些细沙子保证了试验安全。
　　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惊天动地的巨响中，百米高塔上空腾起蘑菇云。
　　“张蕴钰司令员，还有那时候科技委张副秘书长，还有我们搞技术负责的人都统统集中到前线靠爆心最近的17公里处，其他参观人员在60公里之外。17公里的工号堡垒里有好多窗口，窗户上有铁门，防止爆炸时的冲击波。”程开甲回忆说，原子弹爆炸后，总指挥张爱萍与周总理通电话。周总理问：“响啦？是原子弹还是炸弹？”张爱萍回过头问现场的科研人员，有人从近区拿了一台测试仪器，根据数据一算是6000吨。大家都呆住了，设计两万吨，怎么只6000吨？程开甲赶忙说道：“这个数据不可能确定当量，前面靠近爆心附近的那个仪器才是准确的。”于是有人跑出去把仪器取了回来，大家一看：两万吨，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1978年10月14日，中国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获得成功。为了掌握地下核爆炸各方面的第一手材料，程开甲和朱光亚等科学家决定进入地下爆心去考察。到原子弹爆心作考察，在我国是第一次，在世界试验史上也无先例可循。谁也说不清洞里核辐射的剂量，其危险可想而知。程开甲经过细心计算，认为采取多种防护措施后可以进入。他们穿上防护衣，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冒着40℃以上的高温向已被爆炸波挤扁的洞中匍匐爬行，最终爬到位于坑道末端的爆心，仔细观察四周奇妙的爆炸效应，完成了洞内探察，取得了我国地下核试验现象学的第一手资料。随着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0年以后，我国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试验全部转入地下。 　　从1962年筹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到1984年离开核试验基地，程开甲先后成功筹划、主持了三十余次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试验，基本上都获得了预定的试验目标。他白手起家筹建了包括爆炸力学、光学、核物理、电子技术、放射化学、理论研究、试验安全和技术保障等一系列学科，对核试验林林总总的事情，他都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基地，程开甲与大家争吵最多的就是试验测试技术上的问题。有时候为一个问题，他们能争论一天一夜。在科学技术问题上他从不让步，他和张蕴钰司令员争过，与白斌司令员争过，也和其他技术人员争过，他不会因为对方级别职务高而放弃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一切都要按科学规律办，丁是丁、卯是卯、黑是黑、白是白、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绝不能和稀泥。

回到最初的科研起点

　　在素有“死亡之海”之称的罗布泊，程开甲一呆就是二十多年。1984年春天，他接到上级调他到北京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任委员的命令。与他前后调入科技委的还有张震寰、钱学森、朱光亚、陈芳允、叶正大等科学家。“为什么要调我走？我不想离开新疆，我是做技术工作的，离开了研究所我还搞什么研究？我可以留在基地，留在研究所当研究员，可以不当领导，只做一些具体工作。”他喃喃自问。实际上，国防科工委看这些老科学家为国家做出了那么大贡献，在偏远的戈壁滩工作生活了那么多年，想给他们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让他们离开一线，做一些国防力量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

　　程开甲内心有深深的不舍和眷恋。离开基地，意味着他要与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戈壁告别，与同甘共苦二十多年的战友告别……而此时，由他倡导、领导和亲自参与的核试验近区物理测量系统已臻完善，但有许多工作还要深入。他单独与科工委领导进行了一次深谈。谈话让程开甲终于释然：“以后我还可以做研究工作，也有经费保障，研究所那里的工作还可以做。”
　　离开基地前，程开甲把二十年來他在戈壁滩上工作生活过的地方重新走了一遍，拜访那些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戈壁滩激情燃烧的岁月留给他的记忆太多了，每见到一个熟悉的战友，他就有说不完的话……从新疆搬家到北京，他的夫人高耀珊把许多东西都送给了别人，唯独千里迢迢带回了一株葡萄树，栽种在北京的家门口，以示对罗布泊的眷恋。
　　时光如流，岁月如歌。耄耋之年的程开甲虽然已离开戈壁滩30多年，但他仍保持着那个年代质朴的生活方式。在艰苦的年代没有计算机，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伴了他一辈子，到现在虽然计算机代替了计算尺，但程开甲对黑板还是情有独钟。长期以来，他已经养成了一种独特的习惯，总爱在小黑板上演算大课题。他的家里有一块茶几大的小黑板，办公室里也放着一块黑板。后来，他搬进了新居，装修时，还专门空出了一面墙，装上黑板。每当想起和思考问题，搞演算，总爱在小黑板上写写画画。有客人来访，讨论学术问题时，他就让把想法写在黑板上…
　　虽然极富威望，但程开甲为人仍然低调谦和，淡泊名利，他说：“搞科研，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光想着出名，要重视平凡而艰巨的基础工作，要有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求是、创新，超过别人。”
　　回望百年人生，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一句肺腑之言，一生为国铸盾，映照百年风云。
　　（来源：《天津日报》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