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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3日，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98岁。
从学术实力来说，张培刚也许是老一代经济学家最接近世界级水准的人物。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不仅是当年度（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获大卫·威尔士奖),同时也被认为开启了发展经济学的脉络，是一篇无法绕开的文献，无数后进者都从中获得滋养。这其中包括诺奖得主刘易斯、库茨涅茨和舒尔茨。
但命运弄人。张培刚1945年回国，正当学术盛年，却很快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统天下，西方经济学则被打入“冷宫”，面临“专业悲剧”的张培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组建华中工学院上面。随后一系列对知识分子的整肃让张培刚无所适从，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事的是学校建筑监理的角色。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曾经有几位研究发展经济学的拉美经济学家风尘仆仆赶到中国，要见自己的偶像张培刚，最终会晤的场所却是灰尘漫天的建筑工地。
等到改革开放的学术春天出现，张培刚已经66岁，经历了30多年的同海外学术隔绝。尽管很多称颂者认为张培刚随后还是做了很多学术上的突破，但大部分属于客套之辞。如果分析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贡献生命表，我们会发现，学者们最重要的贡献，90%出现在35岁至60岁这个阶段，而张培刚则因为历史的无常，失去了这一关键的“学术生命表”。
在隔绝30多年之后，经济学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从范式上说，数理大幅度入侵经济学，这跟194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传统有着截然不同。从趋势上说，“国家起飞”理论挟持了当时发展经济学的全部。这个理论强调国家像飞机一样，要有强大的动力起飞，动力来自哪里？来自于资本形成，因为发展中国家明显存在资本不足，而资本形成则需要产业间的剥夺，即工业大量“剥夺”农业的剩余。但是到了1980年代这个理论破产了，发展经济学声誉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很多新兴发展国家的困境证明了这一点：它们既没有发达的工业，同时又将农业弄得凋敝不堪。苏联解体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证明了经济学必须要回到它的主流话题：增加自由、扩大选择、稳定产权、提高激励。
张培刚复出之后，没有能力和机缘应和新的潮流。尽管他也写出《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等一系列文章，但是他还在1945年之前的学术感受里打转，甚至还夹杂着30多年马克思主义的“部类平衡思想”的强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求一位长期“冰冻”的英雄能够一直感受世界性的温度是苛刻的，实际上，张培刚在生命的前半段，已经冲刺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种高度映衬出来的悲剧则一再告诉人们:学问之事，实非简单学问之事。
什么是工业化？
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胡寄窗在其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一书中，非常坦诚地指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很多去西洋留学的中国人的博士论文，均以研究中国现实的或过去的经济问题为主题，这是讨巧的路径，因为对西洋经济学界而言，这是新颖的“猎奇”，但对于本国的认识系统而言，却很少有理论上的创新和适用价值，不值得纳入思想史之中。
但是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则打破这一惯常。首先，当时的先进国和落后国之间的划分方式，就是“工业国和农业国”的差别。如何让农业国工业化？这不是一个局部的或区域性的话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世界性的话题是一种高强度的智力竞争。就好比冷门的历史学的突破和热门的经济学突破之间的差异，冷门是因为投入智力于其中的人很少，所以历史学大师面临的行业内竞争是有限的，即使他做出突破性的贡献，但是智力竞争的强度也不大。相反，如果热门的经济学汇聚了大量的智力人才，在这个领域内做出突破性的贡献，意味着突破者在高强度智力竞争中获得优胜，其效果自然非常不同。世界性的话题则需要世界水准的竞争力。
即使到现在，经济学者仍然会对《农业与工业化》所表现出来的不凡思考感到惊异。张培刚几乎没有受到那个时代最大偏见的影响。这个偏见即是“工业是比农业高级的，农业必须要顺从工业、服务工业”。相反，张培刚的认识更接近于雅各布斯或者舒尔茨的后来观点，“农业并不低级”“城市创造了乡村”“工业创造了农业”。
什么叫“城市创造了乡村”“工业创造了农业”？雅各布斯说，过去的城市就是“集市化的存在”，农民在集市中交流种子以及耕种的方法，从而推动农业，就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城市，很难有农村”。“工业创造农业”也是同样的道理，张培刚在著作中写道，只有工业才能改造农业的边际效应快速递减的现象，“为生产用的农业器具、化学肥料及铁道运输”，这些重要的“创造新农业”的手段都是来自工业。张培刚认为，如果没有制造农用机器的工业来供给必要的工具，则农业机械化是无从发生的；如果没有现代运输系统、以及消毒和冷藏方法所形成的现代仓储设备，则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和大量的农产品输出海外是不可能实现的。工业是服务于农业的手段，工业其实也“顺从农业”。
张培刚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见解在于，他非常看重农业国工业化的过程，用现在术语说就是“过程发生学”。他采用的研究方法，更像是后来的“动态非均衡方法论”。他几乎对当时最流行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嗤之以鼻”，他说，“基于生产单位(厂商，即工厂、农场或商店)的均衡及消费单位(家庭、个人或其他单位)的均衡，再过渡到经济社会的一般均衡是一种“僵硬的、静态的分析方法”，是无效的。一方面，农业社会无法免除农村制度上的限制，农场或乡村家庭，往往没有完备的市场知识，其信息不对称，远远超过了城市经济单位。所以，农民对价格变化是迟缓的，而信息不对称则形成了农业和工业间的博弈不均衡。
对待工业化，张培刚也运用市场发生学的视角，将工业化看作是“一系列重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突破性变化的过程”，这个概念非常超前，因为不仅突破了习惯的工业——农业二分法，而且明确将农业和工业纳入整体论之中，意味着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也就是说，“所要实现的工业化，不但是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而且还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
假设奉行张培刚的理论
历史不能假设，但若是试着假设一下，如果我们的农业和工业政策是奉行张培刚的理论，那么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首先肯定的一点是，张培刚绝不会赞同“剪刀差”的工农政策。所谓“剪刀差”就是在农业和工业交换过程中，故意压低农业价格，让工业部门获得更多的农业剩余。“剪刀差”政策被认为是工业获得“起飞力”的关键，也是诸多新兴农业国首选政策，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政策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如果采用张培刚提倡的“农业和工业有机联系的方法”，也能为工业提供快速的资本动力。
即使当时没有国家性强制的“剪刀差”政策，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也强调了农民市场弱势的地位，并提出了修补的方案。张培刚说，工业品因为其竞争和规模效应，使得工业的垄断力量更早地出现，相比之下，农产品市场则不能形成对应的谈判能力，使得“农民在工业品市场上对于同量货物的价格, 较在能实现纯粹竞争或完全竞争的社会里所付者为高”，也就是说，农民其实是广泛的不完全竞争的受害者，“在不完整竞争下, 农民作为劳动力的出售者所接受的工资报酬, 要比在完整竞争下为低”，所以需要对农民和农村的“反向哺育”——这可能是最早的“反哺思想”。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张培刚都要求极力纠正农业的“不对称性”。张培刚估计万万没想到，后来竟然出现国家用强制力来压榨农业的政策。
张培刚敏锐地察觉到，随着工业的兴起，伴随现代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必将对农业生产结构和组织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事实也证明了张培刚的判断：乡镇企业的崛起及随后的衰落、农村的“田底权”（所有权）和“田面权”的分离及后者的流转、农村金融的合作化出路这些其实都是在工业——农业整体互动关系中发生的。张培刚认为，农业问题，根本不是一个落后的问题，而是一个不断创新的问题。
张培刚最精彩的论断，是关于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影响。张培刚认为，工业化进展到一定阶段, 农业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将受城市的吸引而转移到城市工业或其他行业。即形成“拉力”（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和“推力”（农业对劳动力的排斥），拉力主要是由于城市的货币工资高于农村使然，“推力”主要是农业的机械化造成机器代替农场劳动力。
按照“拉力”和“推力”观点，用农业解决所谓农村失业问题（也叫“隐蔽失业）就是错误的政策，不要认为有几分田就可以让农民有依靠，农业如果工业化，将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驱逐”农业人口，18亿亩红线不是所谓的“粮食或者劳动力稳定的保障”。
张培刚的理解，也解释了农村劳动力被“拉入”工业的艰难。因为随着工业化的进展, 最先被城市现代工业所吸收的劳动力，将是城市的手工业者或工场手工业者，然后能被城市吸收的将是乡村手工业者，最后能被城市吸收的才是农业劳动者。所以国家必须要加大对农业劳动者的培训，才能快速让工业“拉力”更好地发挥作用，否则将会出现“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很多，但一方面却存在着用工荒”，这反映了农村劳动力因为质量问题，而形成的“结构性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大规模地出现了，如果我们能较早地理解了张培刚的思想，这个问题就会缓解很多。
可惜斯人已逝，这种追思往往显得徒劳。
从学术实力来说，张培刚也许是老一代经济学家最接近世界级水准的人物。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不仅是当年度（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获大卫·威尔士奖),同时也被认为开启了发展经济学的脉络，是一篇无法绕开的文献，无数后进者都从中获得滋养。这其中包括诺奖得主刘易斯、库茨涅茨和舒尔茨。
但命运弄人。张培刚1945年回国，正当学术盛年，却很快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统天下，西方经济学则被打入“冷宫”，面临“专业悲剧”的张培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组建华中工学院上面。随后一系列对知识分子的整肃让张培刚无所适从，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事的是学校建筑监理的角色。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曾经有几位研究发展经济学的拉美经济学家风尘仆仆赶到中国，要见自己的偶像张培刚，最终会晤的场所却是灰尘漫天的建筑工地。
等到改革开放的学术春天出现，张培刚已经66岁，经历了30多年的同海外学术隔绝。尽管很多称颂者认为张培刚随后还是做了很多学术上的突破，但大部分属于客套之辞。如果分析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贡献生命表，我们会发现，学者们最重要的贡献，90%出现在35岁至60岁这个阶段，而张培刚则因为历史的无常，失去了这一关键的“学术生命表”。
在隔绝30多年之后，经济学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从范式上说，数理大幅度入侵经济学，这跟194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传统有着截然不同。从趋势上说，“国家起飞”理论挟持了当时发展经济学的全部。这个理论强调国家像飞机一样，要有强大的动力起飞，动力来自哪里？来自于资本形成，因为发展中国家明显存在资本不足，而资本形成则需要产业间的剥夺，即工业大量“剥夺”农业的剩余。但是到了1980年代这个理论破产了，发展经济学声誉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很多新兴发展国家的困境证明了这一点：它们既没有发达的工业，同时又将农业弄得凋敝不堪。苏联解体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证明了经济学必须要回到它的主流话题：增加自由、扩大选择、稳定产权、提高激励。
张培刚复出之后，没有能力和机缘应和新的潮流。尽管他也写出《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等一系列文章，但是他还在1945年之前的学术感受里打转，甚至还夹杂着30多年马克思主义的“部类平衡思想”的强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求一位长期“冰冻”的英雄能够一直感受世界性的温度是苛刻的，实际上，张培刚在生命的前半段，已经冲刺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种高度映衬出来的悲剧则一再告诉人们:学问之事，实非简单学问之事。
什么是工业化？
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胡寄窗在其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一书中，非常坦诚地指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很多去西洋留学的中国人的博士论文，均以研究中国现实的或过去的经济问题为主题，这是讨巧的路径，因为对西洋经济学界而言，这是新颖的“猎奇”，但对于本国的认识系统而言，却很少有理论上的创新和适用价值，不值得纳入思想史之中。
但是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则打破这一惯常。首先，当时的先进国和落后国之间的划分方式，就是“工业国和农业国”的差别。如何让农业国工业化？这不是一个局部的或区域性的话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世界性的话题是一种高强度的智力竞争。就好比冷门的历史学的突破和热门的经济学突破之间的差异，冷门是因为投入智力于其中的人很少，所以历史学大师面临的行业内竞争是有限的，即使他做出突破性的贡献，但是智力竞争的强度也不大。相反，如果热门的经济学汇聚了大量的智力人才，在这个领域内做出突破性的贡献，意味着突破者在高强度智力竞争中获得优胜，其效果自然非常不同。世界性的话题则需要世界水准的竞争力。
即使到现在，经济学者仍然会对《农业与工业化》所表现出来的不凡思考感到惊异。张培刚几乎没有受到那个时代最大偏见的影响。这个偏见即是“工业是比农业高级的，农业必须要顺从工业、服务工业”。相反，张培刚的认识更接近于雅各布斯或者舒尔茨的后来观点，“农业并不低级”“城市创造了乡村”“工业创造了农业”。
什么叫“城市创造了乡村”“工业创造了农业”？雅各布斯说，过去的城市就是“集市化的存在”，农民在集市中交流种子以及耕种的方法，从而推动农业，就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城市，很难有农村”。“工业创造农业”也是同样的道理，张培刚在著作中写道，只有工业才能改造农业的边际效应快速递减的现象，“为生产用的农业器具、化学肥料及铁道运输”，这些重要的“创造新农业”的手段都是来自工业。张培刚认为，如果没有制造农用机器的工业来供给必要的工具，则农业机械化是无从发生的；如果没有现代运输系统、以及消毒和冷藏方法所形成的现代仓储设备，则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和大量的农产品输出海外是不可能实现的。工业是服务于农业的手段，工业其实也“顺从农业”。
张培刚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见解在于，他非常看重农业国工业化的过程，用现在术语说就是“过程发生学”。他采用的研究方法，更像是后来的“动态非均衡方法论”。他几乎对当时最流行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嗤之以鼻”，他说，“基于生产单位(厂商，即工厂、农场或商店)的均衡及消费单位(家庭、个人或其他单位)的均衡，再过渡到经济社会的一般均衡是一种“僵硬的、静态的分析方法”，是无效的。一方面，农业社会无法免除农村制度上的限制，农场或乡村家庭，往往没有完备的市场知识，其信息不对称，远远超过了城市经济单位。所以，农民对价格变化是迟缓的，而信息不对称则形成了农业和工业间的博弈不均衡。
对待工业化，张培刚也运用市场发生学的视角，将工业化看作是“一系列重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突破性变化的过程”，这个概念非常超前，因为不仅突破了习惯的工业——农业二分法，而且明确将农业和工业纳入整体论之中，意味着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也就是说，“所要实现的工业化，不但是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而且还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
假设奉行张培刚的理论
历史不能假设，但若是试着假设一下，如果我们的农业和工业政策是奉行张培刚的理论，那么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首先肯定的一点是，张培刚绝不会赞同“剪刀差”的工农政策。所谓“剪刀差”就是在农业和工业交换过程中，故意压低农业价格，让工业部门获得更多的农业剩余。“剪刀差”政策被认为是工业获得“起飞力”的关键，也是诸多新兴农业国首选政策，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政策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如果采用张培刚提倡的“农业和工业有机联系的方法”，也能为工业提供快速的资本动力。
即使当时没有国家性强制的“剪刀差”政策，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也强调了农民市场弱势的地位，并提出了修补的方案。张培刚说，工业品因为其竞争和规模效应，使得工业的垄断力量更早地出现，相比之下，农产品市场则不能形成对应的谈判能力，使得“农民在工业品市场上对于同量货物的价格, 较在能实现纯粹竞争或完全竞争的社会里所付者为高”，也就是说，农民其实是广泛的不完全竞争的受害者，“在不完整竞争下, 农民作为劳动力的出售者所接受的工资报酬, 要比在完整竞争下为低”，所以需要对农民和农村的“反向哺育”——这可能是最早的“反哺思想”。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张培刚都要求极力纠正农业的“不对称性”。张培刚估计万万没想到，后来竟然出现国家用强制力来压榨农业的政策。
张培刚敏锐地察觉到，随着工业的兴起，伴随现代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必将对农业生产结构和组织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事实也证明了张培刚的判断：乡镇企业的崛起及随后的衰落、农村的“田底权”（所有权）和“田面权”的分离及后者的流转、农村金融的合作化出路这些其实都是在工业——农业整体互动关系中发生的。张培刚认为，农业问题，根本不是一个落后的问题，而是一个不断创新的问题。
张培刚最精彩的论断，是关于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影响。张培刚认为，工业化进展到一定阶段, 农业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将受城市的吸引而转移到城市工业或其他行业。即形成“拉力”（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和“推力”（农业对劳动力的排斥），拉力主要是由于城市的货币工资高于农村使然，“推力”主要是农业的机械化造成机器代替农场劳动力。
按照“拉力”和“推力”观点，用农业解决所谓农村失业问题（也叫“隐蔽失业）就是错误的政策，不要认为有几分田就可以让农民有依靠，农业如果工业化，将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驱逐”农业人口，18亿亩红线不是所谓的“粮食或者劳动力稳定的保障”。
张培刚的理解，也解释了农村劳动力被“拉入”工业的艰难。因为随着工业化的进展, 最先被城市现代工业所吸收的劳动力，将是城市的手工业者或工场手工业者，然后能被城市吸收的将是乡村手工业者，最后能被城市吸收的才是农业劳动者。所以国家必须要加大对农业劳动者的培训，才能快速让工业“拉力”更好地发挥作用，否则将会出现“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很多，但一方面却存在着用工荒”，这反映了农村劳动力因为质量问题，而形成的“结构性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大规模地出现了，如果我们能较早地理解了张培刚的思想，这个问题就会缓解很多。
可惜斯人已逝，这种追思往往显得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