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以一个湘西作家身份进入文坛的，他的作品艺术带有湘西边地人民特有的朴野气质，特有的色彩、气息和声响。他把自己的社会理想的乐园安置在历史和地理上催生《楚辞》，并享有桃花源盛誉的湘西，尽情地赞颂了那里的古朴民风，描绘了一种他心目中理想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就是这类作品中最杰出的代表。本文由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探讨他蕴含在作品中丰富而独特的民间性。
　　一
　　《边城》故事的发生地茶峒所在地属花垣县（旧称永绥县），是一个苗汉杂处之地。据史料记载，当地的苗族人数远超过汉族人数。苗族流传着许多民歌，并盛行唱歌之风，沈从文的《边城》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情况。如：《边城》中老船夫“想到了本城人20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与川黔边地”。同时沈从文对民歌的运用，对于人物思想感情和心理的描写，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例如《边城》中写初五那天翠翠让祖父进城，自己留下守船，她“温习着上次过节，两个日子所见所闻的一切，心中很快乐，同时萌生了一种对二老的极为微妙的思念，荡漾着初恋的感情的涟漪。过渡的人中，特别引起她注意的是那些打扮了进城的女孩子。无人过渡时，等着祖父，祖父又不来，便尽只反复温习这些女孩子的神气，且轻轻地无所谓地唱着‘白鸡关老虎咬人，不要别人，团总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莫得什么戴，耳朵上常年带条豆芽菜’”。这首不完整的民歌恰恰是在“无所谓”、无意识的状态中，唱出了翠翠面对的贫富差别的现实，唱出了她的忧郁和愤懑。老虎咬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是穷人的女儿的观点，间接地表达了一个怀情的少女对于婚姻以金钱势利为转移的憎恨。翠翠一直不愿吐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一方面固然是这个农村少女害羞的情态，另一方面，她已经感受到她的家庭与傩送二老家庭贫富差别，感觉到王乡绅碾坊陪嫁的威胁。如果说这些感觉是越到后来越明晰的话，那么，在傩送二老闯进她心扉时就已存在了，只不过还处在朦朦胧胧的，连她自己都没有明确意识到的东西，表现了这个美丽的农村女孩极为复杂、微妙的感情心理，同时显示出了某种现实关系。
　　表达青年男女的真挚之情，炽烈的情感，民歌是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沈从文在《边城》中虽然没有引出情歌之字，但运用侧笔达到了出色的效果，也足以——或者甚至比引出情歌文字更能使读者从情歌中获得强烈的美的享受。如《边城》中写傩送二老在月夜高崖上为翠翠唱情歌，他的歌声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效果：“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蹿过对山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挂船时，她仰头望着那些虎耳草已极熟悉。悬崖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那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能够产生这样奇妙果的情歌当是怎样的优美、动人。借助于这种描写，人物的心灵美，作品所力图表现的边地风俗人情的诗意美，就更加浓郁。
　　二
　　在沈从文的作品《边城》中风物、风俗的描写有相当突出的地位。《边城》故事发生地茶峒这个地方特有的“物”，往往都能映现当地的“风”，即使非茶峒当地所特有的“物”，因为融入到茶峒这个环境中也带有了当地的“风”，它成了茶峒这个地方特点的外在标志之一。作者将这种风物与风俗、人情的描写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人物活动的特有环境，营造出了故事必需的氛围，加强了生活实感。如《边城》中写茶峒地方的地理形势、物产、河街的市面与水码头，小溪流上的渡船及两边的白塔，深翠逼人的竹篁和崖壁上肥大的虎耳草，以及老船夫装烧酒的竹筒，孩子穿的尖尖头，新油过的钉鞋……这一切所构成的环境和氛围是那样宁静、古朴、秀美，假使你读过《边城》就会感到，这样一个故事是会有这样的环境和氛围，它有确定的地方特征，而故事的真实感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边城》中和风物描写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是风俗描写。20世纪中叶，湘西人民生活状况、风俗人情、社会心理，都鲜明地保留在他的作品中。在《边城》中人物活动的主要背景是三次端午节。端午节是当地民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而龙舟竞渡则是端午节期间举行的盛大的活动。作者对龙舟竞渡作了具体而细致的描绘：
　　“每只船只可坐十二到十八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只短桨，随着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带头的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支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划动便即刻蓬蓬铛铛地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整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小说故事上梁红玉老鹳河水战擂鼓种种情形。”
　　当然，沈从文不是单纯地为记载风俗而写风俗，他的风俗描写之所以具有艺术魅力，是因为其中渗透他的感情评价，表达了他的美学理想。如前面关于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在作者笔下显得如此热火，如此富有诗意，正是作者对当地人民那种互助互爱、好勇敢乐、积极向上的品格的赞美。
　　《边城》中语言的生活化、浓郁的乡土气息，证明了沈从文小说创作与民间生活的密切联系。沈从文对语言文字是十分讲究的，他曾说：“文字是作家的武器，一个人理会文字的用处，比旁人渊博，善于运用文字，正是他成为作家的条件之一。”这里所谓文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字语言，包括非常性格化的人物语言和作家的描述语言。人物语言比起作家的描述语言，可以更多地来源于生活，而描述语言则因是经过提炼、加工过的文学语言，又要明快、平易，接近口语和生活化。沈从文就很着力追求获得这种语言，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即语言的生活化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这种语言风格在《边城》中得到了较完美的体现。例如《边城》一开篇就有这样一段话：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叫‘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的小塔，塔下住着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单独的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段文字极其明丽、澄清、自然，像用水淘洗过了似的，又很接近口语，颇能代表他的语言特色。同时，《边城》中还有一些方言、土语及民谣民谚的运用。如“你个悖时砍脑壳的”和“牛肉炒韭菜，个人心里爱”等也都使小说的民族和地方色彩更加浓郁。
　　当然，《边城》的艺术成就是不能和鲁迅、茅盾这些巨匠的作品的艺术成就比肩的，但它能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盛誉，应该说，它所具有的相当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的特色，它与民间生活的密切联系，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青蓝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