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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任危机在中国的出现与现代性的到来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抛弃道德沦丧观的信任危机解释，从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出发，借用其对信任研究的独特理论视角，对中国信任危机的出现提出一些思考。
[关键词]吉登斯 现代性 信任危机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2-0074-02
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生活与组织模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方式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蔓延开来，亚细亚之东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的进行更是加速了现代性时代的到来。现代性如猛兽般地行进，让人们惊慌失措，人们在反思性的观察中觉察到现代性的风险与威胁，极权的增长、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环境的破坏、核冲突与大规模战争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人们。
在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是如此之快，以致让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城市化所带来的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活形态与社会联系方式。农民工的大量流动将传统的地域性联系打破。我们一边感受着现代生活所带来的美好，一边慨叹着变迁所致的物是人非。基于社会变迁的发展，人们在反思中感受到危机的到来。对于中国人来说，个体最能直接感受到的就是信任危机。
信任危机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社会交往成本。在信任缺乏的现代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受害者：民众输金钱、输感情，政府的信誉形象受损，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信任危机所带来的巨大威胁。防盗门、防盗窗、各式各样的密码锁防住了盗贼、锁住了财产，却依然给不了你安全感，“毒奶粉”“皮革奶”让我们对政府监管部门等所谓的专家系统失去了信心。我们用道德沦丧来解释这样一种令人烦躁的社会现象，也在这样一种心态下麻木地对待所拥有的生活，现实社会体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情淡漠与文化萧条。
信任危机在中国的出现与现代性的到来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能单一表面地用道德沦丧的观点来加以解释。吉登斯对于信任的研究也许能为危机的出现提供一些独到的见解。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吉登斯从一种全新的、富有启发的角度阐释了现代性相关联的制度变革，其中就包括大量关于信任的探讨。吉登斯认为信任是信心的一种特殊类型，而不是与之截然不同。他认为信任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之正确性的信念。它既包括“人对人的信任”，又包括“人对系统的信任”，因此现代社会中的信任危机不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同样也存在于人与系统之间。
一、人对人的信任危机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的产生，其实是一种社会成员自身的本体性不安全的表现，因为信任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如果每个人都对他人的可依赖性持有信心，那么也就无所谓存在信任危机了，信任完全是一种介于个体之外的抽象体，而不是你信任我，我信任你。现代社会绝对速度的发展，让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性问题，人们往往被这些问题所困扰，并且表现出本体性的不安全。
现代性所表现出的“断裂”，为分析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产生背后的风险性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有别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进化论观点所谓的“断裂”概念，吉登斯对于断裂的解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所强调的是与现代时期有关的那一种特殊断裂，而不是基于人类历史不存在一帆风顺的发展路径的论点中的波折的“断裂”。
现代性以一种类似于“断裂”的形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新的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跨国公司的无限制扩张、国际货币的产生与使用、跨越大洲之间借助于现代技术（互联网）的人际交往关系无不是现代性变迁的缩影。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昔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方式已被机械钟所代表的24小时制所规划着，传统的基于血缘宗亲的社会关系被多元的社会关系所取代，传统的生活因为现代不同价值导向的生活方式而变得纷繁多彩。
不可否认，现代性的发展是基于传统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短时间内所表现出的转变是如此的巨大，影响意义是如此的深远与广泛，现代性的生活是如此的新颖与陌生，使其表现出了一种强烈而明显的“断裂”感。人们的人身适应系统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变迁的速度，大多数人对自我认同的连续性以及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威胁。我们也许时常会反思：“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是同一个人吗？”“我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真的存在吗？”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化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社会联系。相对于传统社会建立于地域性联系以及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长期社会联系而言，现代社会的社会联系更多的被短暂的社会关系所取代。由于对他人的信任是一种持久而经常性的心理需要，是从对他人的信赖与诚实中所获的，是一种情感的再认。因此，基于短暂的社会关系无法获得相应的心理以及情感需要，信任关系也无法得到建立，反之则带来本体性的不安全感。
在中国，本体性的安全感还受到另外一种因素的威胁。现代社会增强了社会成员的流动性，以农民工为主的人口流动成为了当前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民工往往被贴上了文化素质低、道德素质差的标签。安于稳定环境的中国人总是用看怪物一样的眼光，看待侵入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外来客，人们在一种错误的反思中感受到来自于自己的威胁。
二、人对系统的信任危机
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中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是两个重要的概念，“人对系统的信任”中所谓的系统就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吉登斯是这样形象的描述专家系统的，“我走出家门，坐上一辆车，我就进入了一系列完全充斥这专门知识的环境之中，包括汽车的设计……当我选择驾车外出时，我就接受了这种风险但我信赖上面所说的专业系列。”非专业人士对于专家系统的信任一方面建立在个体对专门知识的信赖上，另一方面受制于个体的风险承担能力。信赖的缺失以及风险承担能力的不足，都可能导致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危机。
现代性社会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包容各类大量信息的复杂社会。我们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创造和扬弃概念和形象，以至于知识变成了可以任意处置的东西。纷繁复杂的信息大量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能辨别何为真正的知识，并对于知识表现出一种不信任以及基于此基础之上的对抗与无奈。对于专门知识的不信任导致了信任危机的加剧，加之由于中国人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的有限，保持沉默，或拒绝信息、知识往往成了最好的解决办法。
对抗性专家主张（即个专业人士在对专业知识和技能掌握的矛盾性）往往引发信任危机的产生。比如对于疾病的治疗，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见解。有的主张使用传统中医疗法，有的则主张使用西医疗法。当非专业个体在对抗性的专家主张面前进行博弈时，由于不存在真正指引我们决定采用何种替代方法或者评估他们效果的东西，因此，非专业个体便表现出面对对抗性的专家主张的无奈。对抗性的专家主张以及权威的漏洞，也会导致对于专家系统的信任危机，而且这是一种群体性现象。近年来，我国奶制品的安全一直考验着市民的心理承受能力。我国奶制品权威代表三路、蒙牛等出现问题，致使群众对于我国几乎全部奶制品持怀疑态度。
三、小结
现代社会的信任危机的产生，并非能单从“人对人的信任危机”以及“人对系统的信任危机”两方面就可以得到全面的解释与分析的，但吉登斯关于信任的研究为分析信任危机的产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当然对于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的解决，还依赖于大量的调查研究，以及靠社会自身的发展所带来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M].译林出版社，2011.
[2]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3]马爱芳.浅析中国社会中的信任危机[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2）.
[关键词]吉登斯 现代性 信任危机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2-0074-02
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生活与组织模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方式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蔓延开来，亚细亚之东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的进行更是加速了现代性时代的到来。现代性如猛兽般地行进，让人们惊慌失措，人们在反思性的观察中觉察到现代性的风险与威胁，极权的增长、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环境的破坏、核冲突与大规模战争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人们。
在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是如此之快，以致让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城市化所带来的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活形态与社会联系方式。农民工的大量流动将传统的地域性联系打破。我们一边感受着现代生活所带来的美好，一边慨叹着变迁所致的物是人非。基于社会变迁的发展，人们在反思中感受到危机的到来。对于中国人来说，个体最能直接感受到的就是信任危机。
信任危机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社会交往成本。在信任缺乏的现代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受害者：民众输金钱、输感情，政府的信誉形象受损，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信任危机所带来的巨大威胁。防盗门、防盗窗、各式各样的密码锁防住了盗贼、锁住了财产，却依然给不了你安全感，“毒奶粉”“皮革奶”让我们对政府监管部门等所谓的专家系统失去了信心。我们用道德沦丧来解释这样一种令人烦躁的社会现象，也在这样一种心态下麻木地对待所拥有的生活，现实社会体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情淡漠与文化萧条。
信任危机在中国的出现与现代性的到来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能单一表面地用道德沦丧的观点来加以解释。吉登斯对于信任的研究也许能为危机的出现提供一些独到的见解。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吉登斯从一种全新的、富有启发的角度阐释了现代性相关联的制度变革，其中就包括大量关于信任的探讨。吉登斯认为信任是信心的一种特殊类型，而不是与之截然不同。他认为信任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之正确性的信念。它既包括“人对人的信任”，又包括“人对系统的信任”，因此现代社会中的信任危机不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同样也存在于人与系统之间。
一、人对人的信任危机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的产生，其实是一种社会成员自身的本体性不安全的表现，因为信任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如果每个人都对他人的可依赖性持有信心，那么也就无所谓存在信任危机了，信任完全是一种介于个体之外的抽象体，而不是你信任我，我信任你。现代社会绝对速度的发展，让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性问题，人们往往被这些问题所困扰，并且表现出本体性的不安全。
现代性所表现出的“断裂”，为分析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产生背后的风险性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有别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进化论观点所谓的“断裂”概念，吉登斯对于断裂的解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所强调的是与现代时期有关的那一种特殊断裂，而不是基于人类历史不存在一帆风顺的发展路径的论点中的波折的“断裂”。
现代性以一种类似于“断裂”的形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新的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跨国公司的无限制扩张、国际货币的产生与使用、跨越大洲之间借助于现代技术（互联网）的人际交往关系无不是现代性变迁的缩影。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昔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方式已被机械钟所代表的24小时制所规划着，传统的基于血缘宗亲的社会关系被多元的社会关系所取代，传统的生活因为现代不同价值导向的生活方式而变得纷繁多彩。
不可否认，现代性的发展是基于传统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短时间内所表现出的转变是如此的巨大，影响意义是如此的深远与广泛，现代性的生活是如此的新颖与陌生，使其表现出了一种强烈而明显的“断裂”感。人们的人身适应系统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变迁的速度，大多数人对自我认同的连续性以及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威胁。我们也许时常会反思：“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是同一个人吗？”“我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真的存在吗？”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化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社会联系。相对于传统社会建立于地域性联系以及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长期社会联系而言，现代社会的社会联系更多的被短暂的社会关系所取代。由于对他人的信任是一种持久而经常性的心理需要，是从对他人的信赖与诚实中所获的，是一种情感的再认。因此，基于短暂的社会关系无法获得相应的心理以及情感需要，信任关系也无法得到建立，反之则带来本体性的不安全感。
在中国，本体性的安全感还受到另外一种因素的威胁。现代社会增强了社会成员的流动性，以农民工为主的人口流动成为了当前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民工往往被贴上了文化素质低、道德素质差的标签。安于稳定环境的中国人总是用看怪物一样的眼光，看待侵入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外来客，人们在一种错误的反思中感受到来自于自己的威胁。
二、人对系统的信任危机
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中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是两个重要的概念，“人对系统的信任”中所谓的系统就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吉登斯是这样形象的描述专家系统的，“我走出家门，坐上一辆车，我就进入了一系列完全充斥这专门知识的环境之中，包括汽车的设计……当我选择驾车外出时，我就接受了这种风险但我信赖上面所说的专业系列。”非专业人士对于专家系统的信任一方面建立在个体对专门知识的信赖上，另一方面受制于个体的风险承担能力。信赖的缺失以及风险承担能力的不足，都可能导致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危机。
现代性社会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包容各类大量信息的复杂社会。我们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创造和扬弃概念和形象，以至于知识变成了可以任意处置的东西。纷繁复杂的信息大量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能辨别何为真正的知识，并对于知识表现出一种不信任以及基于此基础之上的对抗与无奈。对于专门知识的不信任导致了信任危机的加剧，加之由于中国人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的有限，保持沉默，或拒绝信息、知识往往成了最好的解决办法。
对抗性专家主张（即个专业人士在对专业知识和技能掌握的矛盾性）往往引发信任危机的产生。比如对于疾病的治疗，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见解。有的主张使用传统中医疗法，有的则主张使用西医疗法。当非专业个体在对抗性的专家主张面前进行博弈时，由于不存在真正指引我们决定采用何种替代方法或者评估他们效果的东西，因此，非专业个体便表现出面对对抗性的专家主张的无奈。对抗性的专家主张以及权威的漏洞，也会导致对于专家系统的信任危机，而且这是一种群体性现象。近年来，我国奶制品的安全一直考验着市民的心理承受能力。我国奶制品权威代表三路、蒙牛等出现问题，致使群众对于我国几乎全部奶制品持怀疑态度。
三、小结
现代社会的信任危机的产生，并非能单从“人对人的信任危机”以及“人对系统的信任危机”两方面就可以得到全面的解释与分析的，但吉登斯关于信任的研究为分析信任危机的产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当然对于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的解决，还依赖于大量的调查研究，以及靠社会自身的发展所带来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M].译林出版社，2011.
[2]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3]马爱芳.浅析中国社会中的信任危机[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