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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的城市发展过程带有较强的东亚特色，在短短的40年里即经历了极其快速的“城市化-郊区化-再城市化”的过程，呈现出人的“流入—流出—回流”特征。这种过程的发生都是在短短不到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完成的，其“快速”转变使得传统城市理论难以解释。这其中东方社会的国家主导发展后的国家“离场”以及经济发展型“富裕”的个体化效应都对“回归都心”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即城市的空间圈层结构变化实际上受到社会生活方式及社会阶层变迁的直接影响。
关键词：城市化;圈层结构;郊区化;回归都心
与我国目前城市发展过程中“攻城掠地”式的“中心向外缘”单向扩张不同，日本大城市的发展及扩张则主要呈现为“人”的“流入—流出—回流”过程，这一过程，往往被学术界解读为“城市化”过程。日本的城市化研究更加倾向于对“人的流动性”进行描述与研究，概言之“城镇化策略中尊重人本，城乡关系本是人的关系”。[1]作为亚洲后发国家发展的楷模，战后日本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现代化，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人口移动，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京滨工业地带及阪神名工业地带等的城市急剧膨胀，向“一极”集中成为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典型特征。但是，随着土地价格的高涨、交通能力的制约、自然环境问题的发生等，积聚起来的“一极”又迅速发生了“生活意义”的离散，刚刚富裕没有几天的“农民工”突然发现除了银座的歌舞升平，生活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意义，于是在欧洲经历了几十年才发生的“郊区化”过程又迅速在日本大城市周边发生，一时间“中心”成为拥挤、吵闹、污染的代名词，在东京周边“田园都市”“幸福新城”迅速被开发，从郊区到中心的通勤成为东京的符号，也成为了富裕阶层的“痛”。当各类交通企业在处心积虑改造交通网以解决“通勤痛”的时候，21世纪“低欲望社会”的突然到来以及现代通讯技术及金融产业的发展，使得年轻人开始摒弃“my house”理念而傾向于“鸽子笼（大型公寓）”+“便利店”的“都心生活”，并开始迅速向都心回流，郊区呈现快速“空心化”态势。这些变化，都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内发生。三浦展的“郊外生活论”刚刚被学界接受，就被“回归都心”的事实掀翻在地。这一过程无论是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理论还是芒福斯的“田园都市”学派都难以解释。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大都市发生了如此迅速的变化？其具体情况如何？
一、日本城市化的谱系及模式：从结构主义到社区主义
围绕城市发展结构化问题的讨论，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三个著名的理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所谓城市化主要是指随着现代化及工业化的进展而发生的人口向城市中心集聚的现象，一般分为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广义城市化”和人口、产业向城市中心部集中的“集中城市化”两种。但是，众所周知，随着产业和人口向中心集聚，带来了中心的显著过密化问题，如环境问题、拥挤的社区、交通问题等，使得人口和产业向城市周边扩散，增长中心向郊区转移，导致中心区相对衰退问题的出现，此谓“相对分散”;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这一过程也导致了中心人口数的迅速减少，此谓“绝对分散”，这两类分散过程统称为“郊区化”。这两个阶段之后，在很多地区会随之发生中心区和郊区人口同步减少的现象，这被称为“逆城市化”，人口的流动呈现出多元分散化态势，人们不再局限于向城市圈的流动而是向更加广域范围流动。Klaassen针对欧洲115个城市的研究表明，到1970年有11个城市发生了逆城市化现象。[2]而Berry针对1970年代美国的人口流动研究表明，这一年城市以外人口的增加超越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并认为1970年是美国逆城市化的边界点。[3]与欧美的郊区化一直持续的状态不同，东京的郊区化可谓昙花一现。东京的人口从1920年的768万持续增加到1985年的3 032万、2017年的3 700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从13.7%上升到近30%。如果从城市和郊区的人口变化来看，1960年是一个分水岭，城市人口增长停滞，郊区人口显著上升。到了1970年中心区人口增加率转为负数，城市郊区化的“绝对分散”态势形成。但是，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是，这种逆城市化刚刚初现端倪，1980年以来，中心区域人口又出现了增加状况，到了2000年以后，东京或大阪的中心区人口彻底转为增加态势。2010年的调查显示，郊区以及周边区域市民明显向中心流动，在东京市中心的高层大规模居住区的房屋入住率达到了8成左右。那么，这种状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学术界对这种城市化过程给予了极大关注，并试图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这一过程进行更加具体的解读。在日本社会学界，以芝加哥学派等作为参照把东京的城市化过程归结为三个谱系。第一谱系主要以奥井復太郎、磯村英一、铃木荣太郎、北川隆吉、町村敬志、园部雅久为代表，提出“大都市结构论”，强调大都市的中心圈层城市中心主义如何影响国家主义，特别强调东京的超大城市生态形成以及东京一极对全域国土结构的牵引及建构;第二谱系主要以矢崎武夫、仓泽进等为代表，提出“地域结构论”，在这些论述中，开始关注城市的形成历史过程及意义，分析了明治后期的“下町（老城区）”地位以及“山手（环状地铁）住宅区”的形成，认为从大正到昭和初期，伴随着东京近郊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东京从15区扩张到35区的过程奠定了它成为世界第二大城市的地位。随着这一城市扩张进程，东京的都市结构出现了“都心商务区及副中心”“被重新开发的旧城区与接续区的江东工厂区”“山手环线及西部扩张郊外居住区”三个圈层结构，到了1980年代东京已经成为扩展到周边三省的“东京50公里都市圈”。但是，这种扩张并没有无限度发展，19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全球化以及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圈层构造随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民众对泡沫经济的反思以及对奢侈生活方式的厌倦，这种扩张式发展产生了根本改变;第三谱系随即提出了“社区论”，主要代表人物有中村八郎、奥田道大等学者，认为应该详细解读大城市社区的多样性、综合性以及内部的合作关系，通过这些解读对结构论永远无法厘清的问题进行实证主义剖析。在这一阶段强调对社区形成的经济基础进行研究，注意到少子高龄化、全球主义的进展、外国人的定居倾向、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单身家庭的增加、制造业减少以及服务型经济的进展、雇佣劳动人口增加与管理部门的增加等不同的经济形态对社区发展的影响。研究认为东京的社区结构呈现出了“流动性”和“多样化”特征，并出现了新的聚集了不同形态人口的“都心业务地区（中心圈）”、“山手住商工混合地区（副中心圈）”、“城南工业地区（中间圈）”、“城东地区（外围圈）”和“城西地区（外围圈）”五个不同形态的社区，除了这种社区视角的解读，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都心高层建筑的增加使然。但是，相关研究还在讨论之中，却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回归都心”现象，对此，还没有形成新的理论谱系。 二、郊区化：多中心形成与生活空间建构
从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大城市圈来看，郊区的发展水平总是低于中心区域是一般规律，但是如果从总的累积量来看，则中心区域在圈层结构中占有压倒多数的位置，而郊区正是处在这个圈层结构中的连接地带，因此个别郊区不会与中心区产生对抗。对此，Masotti认为“个别狭窄的郊区，虽然从城市功能和人口层面上与中心区无法比较，但是从全体视角来看郊区的经济活动和人口结构却是在与中心区的竞争与合作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中心区而言郊区是一个不同形态的辅助存在，这是应该特别强调的”。[4]换句话说，人口和雇佣大多发生在郊区，这种郊区超越中心区的情况并不是郊区站在中心区的立场接受城市功能的向外延伸和分工扩张，而是郊区本身具备了中心区一直以来所集中的相当量的基本功能（如雇佣及产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应该重新审视中心区与郊区的相互关系了。
以东京为例，1960年开始郊区的就业率开始超过中心区，随着人口的郊区化过程就业人数也开始向郊区发展，到了1980年郊区的就业人数的绝对数已经超过了中心区。从职业分布来看呈现了先“蓝领”后“白领”的态势。随着人口及产业向“一极”集中，中心区域的“过密化”问题开始显现，首先制造业开始向郊区分散和转移，蓝领阶层随之转入郊区。随着大量人口的增加，郊区的消费需求变得十分旺盛，面向个人消费需求的商业机构开始兴起，超市、商店等的销售人员及店员职业迅速增加。在制造业及商业向郊区转移的条件下，原来的“中心区管理-郊区生产销售模式”由于脱离现场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因此代表管理职能的白领功能及人群也随即转向郊区。简而言之，从东京的郊区化过程来看，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遵照了市场规律，但是行政服务等国家职能的介入一直在其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对郊区而言，它的发展过程虽然是一种自主的内生型的发展，但是需要政府提供较为充足的行政服务和金融政策支持。
（一）多中心模式
如前所述，我們发现郊区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口及产业向郊区分散转移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人口及产业在郊区自主发展的阶段。这两个阶段分别代表了郊区化过程的不同阶段，展示的是中心区与郊区此消彼长的过程。
首先，郊区化的开始阶段主要是因为“一极集中”导致的人口及产业向郊区扩散及转移而发生的。中心区集中模式带来了土地价格的暴涨以及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使得工厂等生产设施以及流通设施向郊区转移。与此同时，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大批中产阶级得以产生，这些人开始追求舒适的居住条件及环境，而这些诉求都受到铁路设施以及私家车普及的支撑，使得郊区不再有距离感。在这一阶段，从产业结构来看，制造业、流通业、贩卖业等以个人消费为特点的产业较为集中，而作为这类产业链顶端的管理部门以及管理职能还保留在中心城区。因此，中心区在这一阶段还具有一定的中心意义。
其次，随着郊区人口的增加，郊区城市基础设施也逐渐自主地发展起来。在郊区，随着制造业、商业等的迅速扩张，郊区的生活基础设施等也迅速得以发展，各种结合本地特色的基础设施、生活设施、环境保护设施等迅速得到发展，道路、公园、铁路等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郊区的“地方型城市”也迅速崛起。中心区功能在郊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呈现，使得郊区功能更加复杂化，脱离了传统的农业模式为主的方式。这带来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随着郊区各种功能的完备，原来中心区的一元化管理模式遇到了瓶颈，使得原来中心区的管理职能、行政功能等不得不考虑到复杂性而采取对应策略。在这一阶段，地方分权运动被广泛展开，地方更加强调本区域的特色，强调国家行政及中心区行政（即首都行政）应该逐渐撤离地方，而把更多的自主权还给地方。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泡沫经济中后期的地方自治行动，在这一阶段，国家及中心区的首都行政开始逐渐从周边市和省开始撤离。总体上看，随着中心区与郊区力量关系的变化，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质的转变。郊区的兴起带来了区域整体发展的话语权，在地方自治机制之下，逐渐脱离中心区的“市场束缚”，开始选择带有明显自主性特征的产业道路以及发展模式。对于中心区的依赖度越来越低，使得其与中心区的结构关系也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在中心之外一个个小的中心开始形成，形成了多中心的格局。
（二）生活空间
何为生活空间？这是一个学术界一直争论的话题，有人说是生活方式在行动空间上的一种折射过程，也有人说如就业、购物、闲暇等日常生活圈结构。当这些生活过程成为某种特定的习惯时，我们就会发现特定人群的特定生活空间即告形成。“轨迹”（trajectoire）是布迪厄专门用来表现个人或团体变化趋势的概念，它具体可划分为团体轨迹和个人轨迹两类。布迪厄认为一个人或团体的行动轨迹即是一种通过生活方式来展示社会空间形成的过程。施坚雅也认为生活空间往往在区域的行动圈、通婚圈、消费圈等方面得以展现。本文借助于一项对女性购买高级服饰的数据试图对郊区“生活者”行动做一个解读（见表1）。该项调查主要针对东京周边三个省的消费行动而展开。
从这张表的数据可以发现，东京周边三个省女性高级服饰购买地点变化在东京城市化及郊区化比较激烈的30年内都出现了中心区递减的趋势。郊区化及多中心化进程较快的神奈川、千叶两省的变化都从18%递减到10%左右，处在北方这两个进程较慢的埼玉则从30%左右下降到20%左右。神奈川和千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二者存在诸如横滨市、千叶市这种相对比较核心的城市，而埼玉则不存在。但是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与千叶和神奈川相比埼玉的交通以及距离都比较远，这只能说明前者的多中心化水平以及消费服务水平已经越来越高。与这个数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相同时期开展的三省人口在东京中心区通勤状况的调查中发现，居住在这三个省而在东京中心区工作的人口在这30年时间从20%上升到了25%，如此，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丈夫在东京中心区上班，从中心区赚取相对高的劳动报酬，而妻子则把消费中心逐渐转移到了本区域的内部，即丈夫的中心区指向率上升、妻子的中心区指向率下降，这就产生了家庭内部生活空间发生“区隔”的问题讨论。但是，从郊区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丈夫进入中心区域的大部分属于就业中的顶级部门，在郊区1 000万就业人口中只有250万在中心区域，余下的750万人已经完全实现了本土就业。简而言之，在郊区化的过程中郊区本身依靠自身的力量较好地解决了本土生活的问题，实现了从中心依赖的“职业人”向本土发展的“生活者”转变。总体上看，这一时期郊区大力提倡“生活本土化”及基本生活设施的改善是“生活空间”逐步形成的主要原因。 与东京不同，我们针对上海的研究表明：第一，在城市型社会的上海，与其他内陆省份一样，依然存在居民在文化消费上的城乡差异，且差异明显;第二，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在正统范围和准正统范围的文化消费倾向高;第三，农村居民在任意范围的文化消费，尤其时尚消费倾向更强;第四，城乡因素成为影响上海市居民文化消费和文化趣味的根本要素，说明在上海依然存在空间的区隔，而这种区隔可能造成了“隐藏的社会分层”。上海2001年提出“一城九镇”、2012年提出“四个副中心”、2016年提出“15分钟社区生活圈”等策略，之后也有较大规模的撤县建区、区区合并、撤镇设街道、撤村建居等实际举措，但是在我们的实际调查中还常常听到郊区居民形容到中心区域是“去上海”，说明在居民心目中还存在一种“区隔”，这种区隔可能是历史上严格的户籍制度（2016年开始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籍制度）造成的，也可能是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造成的，即使现在基础设施已经日益完善，但是如本文所证实的，这种区隔在短时间内还很难消除。因此，我们认为，在城市型社会的上海即使仅仅区分了中心城区和郊区都存在这种差异，那么在我国广大的内陆地区，这种差异之大可想而知。[5]
三、回归都心：管理主义至上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流行
居民开始向中心区（都心）回流主要呈现两个特征：第一，人口增加主要表现在家庭类型——小型家庭及职业女性化的变化上;第二，专业化技术型阶层（所谓宅男型）增加显著的同时，管理阶层也明显增加，即这种回归主要显示了社会分层的结构变化并具有明显的“职业主义”倾向。总体上看，日本全国各地区的“回归都心”现象主要在“时间”和“职业”上呈现了较为明显的特征：首先，五大城市圈的回归现象最主要在1980年到2010年之间完成。90年代中期，在最为核心的东京和大阪城市圈，人口从中心区的持续减少开始向逐渐增加转变，周边区域以及城市的人口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减少趋势。在札幌、福冈、名古屋等城市圈，在2000年左右开始出现明显的中心区人口增加现象的同时，分布在外围的“卫星城市”也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人口增加;其次，各个都市圈的中心区人口增加显示了“白领”增加、“蓝领”减少的趋势。在东京和大阪的中心区域，技术开发、业务管理等“白领”职业显著增加，而生产、建设、工程、运输等“蓝领”职业逐渐向周边发展。
（一）回归背景下的空间及阶层分化
东京城市圈的圈层结构变化主要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70年代的“世界城市”建设和泡沫经济带来的产业中心化以及与此伴生的人口郊区化，此阶段城市空间结构变化巨大，[6]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发生了一段时间的人口减少和收入降低。但是，2000年以后，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以及金融等业务的集聚效应，城市圈整体上又开始出现了人口增加的趋势，中心区以及准中心区的收入及人口也出现了增加趋势。这种发展过程展示了非常明显的中心集聚的物理性空间圈层特征和阶层分化的社会性空间结构特征。具体表现为：
第一，从东京23區1975年到2010年的区域所得税发展变化来看，到了2000年以后处于中心的港区、千代田区、中央区3个区以及被称为准中心的涉谷区的所得税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并遥遥领先其他几个区。与此同时，周边各区以及郊区市的所得税水平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总体来看，所得税水平的空间分布呈现了“增加区—现状维持区—减少区”三个不同的圈层结构。[7]
第二，从2000年到2010年中心区人口职业分布来看，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有了较大幅度的再增加，中心区呈现出职业化和专业化态势（见表2）。
在此基础上，一项针对东京中央区阶层职业分布的详细调查显示，这一阶层呈现明显的“中产”特点。调查显示，职业分布中管理类、专业技术类以及办公室管理类人员中占有接近60%，其中，管理类的被调查者接近70%、专业技术类的被调查者50%多、办公室类及无职业的被调查者的30%都达到了年收入1 000万日元（一般白领年收入约300万日元）的水平。这其中，有接近30%的人年收入达到了1 500万日元。由此可见，从职业分布的收入一项来看，回归中心区的都属于中产阶级或者高于中产阶级。[8]作为东京最中心居民的中央区收入是非常高的，也说明这里集中了首都社会的重要财富。与此同时，调查发现，这部分人中很少购买高层公寓住宅，而是租借此类住宅。此类居民与老一代的市民不同，并不渴望拥有以地产为代表的固定资产财富，而是更强调居住都心的便利性，他们这代人不再购买过多的奢侈品，主张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被称为“便利店”一代。在生活用品的购买方式上这批人习惯使用网络购物，不喜欢传统的超市购物，有很多人甚至完全没有去过超市。
第三，调查显示，这些人居住在都心的理由主要有：交通方便（72.4%）、到工作地或学校等比较近（45.3%）、喜欢公寓住宅而且租借手续简单（44.4%）、离繁华街区近购物方便（40.4%）、被景观和风气感染（40.4%）、管理和安全体系完备（30.7%）等。[8]总体上看这些理由是基于方便性做出的选择，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区域的传统文化”作为理由的只有2.5%，说明这些居住者对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中央区的传统文化等没什么兴趣，他们只是把居住当作生活方式的一小部分，更多关注居住本身的意义。这与传统的世代居民具有本质区别。
（二）关于回归都心的一些研究视角及观点
关于回归都心原因的一些分析认为：全球化及国家的再开发政策、地方的城市政策及资本对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管理的策略变化（与土地资本主义的诀别）等背景下，从休闲地区开发向大规模公寓住宅建设的转变，都是由于去工业化的信息化、金融化以及服务业化等产业结构变化而引发的变化;关于回归都心而发生的城市结构及城市圈层空间变化的解读认为：日本在这些年城市发展的实践，实际上已经对L.H.克拉森的城市化理论（循环城市）形成了参照性的批判，东京及大阪等城市的发展、扩大、缩小、重构、历史结构变迁等实际上展示了新的特征;对照欧洲及北美城市中心的再开发而产生的绅士化现象，讨论了日本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区域空间和阶层架构是否发生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从这个视角出发，对肯定派提出的城市阶层融合的“开放城市论”以及对此否定并指出因此引发阶层分化和对立的“报复城市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回归中心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对回归都心的新居民的特质进行分析，从他们的年龄、职业、家庭结构、生活志趣、生活追求等方面进行分析，特别强调这样一群新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以及他们对未来城市的影响。通过这种分析，试图回答一个新世代对未来城市以及城市发展理念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管理者主义”优先的职业选择显然是回归都心的直接动力，而年轻一代把职业选择基础上的便利原则凌驾于“家庭主义”之上的趋势被广泛认为是个体化时代的显著特征。在此过程中，日本社会开始流行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也对这种回归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人们不再对传统城市-乡村社会表现出的“工作”与“休憩”进行区别，年轻人更喜欢宅在家里睡睡觉、附近购购物而已，这一代人的DNA已经发生了变异。[9]在这一过程中，过去的郊区新城以及郊区大规模开发等都发生了明显的衰退和凋落，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体系开始发生调整——即城市化-逆城市化之后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再城市化”现象。
四、结论
东京的城市发展过程带有较强的东亚特色，在短短的40年时间里即经历了极其快速的“城市化-郊区化-再城市化”的过程。如同当年阿伦·肯尼迪和特伦斯·迪尔在《公司文化》中充满疑惑地指出“日本人之所以如此成功，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维持一种十分强烈而又凝聚的文化”一样，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展示了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总体上看，如此快速的城市结构变化主要是受到东亚后发型文化的影响较大。
首先，作为后发型社会，日本的发展速度极快，这种发展得益于西方资本及技术的迅速涌入与东方勤劳主义的有效结合，同时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国家”的主导性一直贯穿始终也是另一个主要原因。在发展过程中，国家主导投资及开发以外，对于区域发展而言，其主导意义主要是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提供公共行政服务。但是，这种高度发展、高速发展附带的泡沫（以城市地产业急剧增长为代表）破灭之后，国家的垄断型行政已经无力提供至上而下的行政服务，并且长时间的地方分权运动和全球化也使得国家的存在意义大打折扣，因此，国家开始让渡公共领域的一些职能给地方社会和公民，即基本社会治理从行政垂直的官民型向多元参与的共治型转变。这种转变，在郊外区域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之前大规模开发过程中建立的所谓“高规格、高水准、高服务”的理念随着财政能力衰退以及行政权力的撤退都发生了明显的问题，再加上高度的老龄化等因素，使得郊区留得住人的能力日益减弱。商业等基础设施也随之衰退。这一过程中，由于东亚社会的国家中心主义思想，使得在高速发展中国家介入过多，而这种存在一旦抽离，就会带来城市发展形态迅速转变。
其次，日本社会持续的经济低迷，“失去的二十年”思想确实在年轻一代心目中根深蒂固，而且由于现在的年轻人从泡沫经济时代长大，经历了物质的极大丰富阶段，对物质的需求和追求不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他们开始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强调个体发展的终极意义。例如，从回归都心的性别分布来看，女性单身白领阶层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她们不再延续传统日本女性的“郊區家庭主妇”的生活方式，而是更加自主地参与到生活中来。这些，是日本社会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个体化时代”副产品——在日本福利国家建设的大环境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具体而言，在教育普及以及劳动市场带来的高度流动与竞争压力的共同促动下，人们从家庭、亲属关系、性别身份、阶级等传统社会范畴之中脱离出来，并作为个体来选择、维持以及更新自己的社会关系与网络。例如，人们对居住场域的选择不再关注社区的意义，而是更多在意实用主义的“工具理性”;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灵活就业、自力更生，婚姻从功能共同体转变为选择性亲密关系，女性摆脱束缚她们的传统角色并获得较以往更多自主性等，这种情况在东亚社会的日本表现得淋漓尽致。简言之，社会成员必须作为个体规划者来积极主动地创造自己的身份与认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以“个体化”来概括上述变化，并指出这是社会制度以及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学的转变。[10]而从本文的角度来看，可称是典型的社会变迁而引发了城市空间圈层结构的变动。
参考文献：
[1]张文明.新型城镇化：城乡关系发展中的“人本”回归[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2]Klaassen，Lo Ho，Paelinck，etc.The future of largetown[J].Environ.Plann.A， 1979（11）：1095-1104.
[3]Berry，B.J.L. The counter-urbanization process：urban America since 1970[J]. Urban Affairs Annual Reviews，1976（11）：17-30.
[4]Masotti，L.H. Suburbia reconsidered： myth and countermytho in Masotti，L.Ho and Hadden[J].Urban Affairs Annual Reviews，1973（7）.
[5]张文明，袁宇阳.空间区隔：上海居民文化消费的城乡差异研究[J].上海城市管理，2018（3）：56-63.
[6]町村敬志.世界都市東京の構造転換——都市リストラクチャリングの社会学[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
[7]橋本健二.階級都市——格差が街を侵食する[M].東京：ちくま書房，2011.
[8]鰺坂学，上野淳子，丸山真央，等.《都心回帰》時代の東京都心部のマンション住民と地域生活——東京都中央区の調査を通じて[J].評論（社会科学），2014（111）.
[9]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大志なき時代”の新国富論[M].東京：小学館，2016：199.
[10]Beck U， Beck-Gernsheim E.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M]. London： Sage， 2001：202.
关键词：城市化;圈层结构;郊区化;回归都心
与我国目前城市发展过程中“攻城掠地”式的“中心向外缘”单向扩张不同，日本大城市的发展及扩张则主要呈现为“人”的“流入—流出—回流”过程，这一过程，往往被学术界解读为“城市化”过程。日本的城市化研究更加倾向于对“人的流动性”进行描述与研究，概言之“城镇化策略中尊重人本，城乡关系本是人的关系”。[1]作为亚洲后发国家发展的楷模，战后日本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现代化，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人口移动，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京滨工业地带及阪神名工业地带等的城市急剧膨胀，向“一极”集中成为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典型特征。但是，随着土地价格的高涨、交通能力的制约、自然环境问题的发生等，积聚起来的“一极”又迅速发生了“生活意义”的离散，刚刚富裕没有几天的“农民工”突然发现除了银座的歌舞升平，生活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意义，于是在欧洲经历了几十年才发生的“郊区化”过程又迅速在日本大城市周边发生，一时间“中心”成为拥挤、吵闹、污染的代名词，在东京周边“田园都市”“幸福新城”迅速被开发，从郊区到中心的通勤成为东京的符号，也成为了富裕阶层的“痛”。当各类交通企业在处心积虑改造交通网以解决“通勤痛”的时候，21世纪“低欲望社会”的突然到来以及现代通讯技术及金融产业的发展，使得年轻人开始摒弃“my house”理念而傾向于“鸽子笼（大型公寓）”+“便利店”的“都心生活”，并开始迅速向都心回流，郊区呈现快速“空心化”态势。这些变化，都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内发生。三浦展的“郊外生活论”刚刚被学界接受，就被“回归都心”的事实掀翻在地。这一过程无论是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理论还是芒福斯的“田园都市”学派都难以解释。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大都市发生了如此迅速的变化？其具体情况如何？
一、日本城市化的谱系及模式：从结构主义到社区主义
围绕城市发展结构化问题的讨论，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三个著名的理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所谓城市化主要是指随着现代化及工业化的进展而发生的人口向城市中心集聚的现象，一般分为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广义城市化”和人口、产业向城市中心部集中的“集中城市化”两种。但是，众所周知，随着产业和人口向中心集聚，带来了中心的显著过密化问题，如环境问题、拥挤的社区、交通问题等，使得人口和产业向城市周边扩散，增长中心向郊区转移，导致中心区相对衰退问题的出现，此谓“相对分散”;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这一过程也导致了中心人口数的迅速减少，此谓“绝对分散”，这两类分散过程统称为“郊区化”。这两个阶段之后，在很多地区会随之发生中心区和郊区人口同步减少的现象，这被称为“逆城市化”，人口的流动呈现出多元分散化态势，人们不再局限于向城市圈的流动而是向更加广域范围流动。Klaassen针对欧洲115个城市的研究表明，到1970年有11个城市发生了逆城市化现象。[2]而Berry针对1970年代美国的人口流动研究表明，这一年城市以外人口的增加超越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并认为1970年是美国逆城市化的边界点。[3]与欧美的郊区化一直持续的状态不同，东京的郊区化可谓昙花一现。东京的人口从1920年的768万持续增加到1985年的3 032万、2017年的3 700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从13.7%上升到近30%。如果从城市和郊区的人口变化来看，1960年是一个分水岭，城市人口增长停滞，郊区人口显著上升。到了1970年中心区人口增加率转为负数，城市郊区化的“绝对分散”态势形成。但是，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是，这种逆城市化刚刚初现端倪，1980年以来，中心区域人口又出现了增加状况，到了2000年以后，东京或大阪的中心区人口彻底转为增加态势。2010年的调查显示，郊区以及周边区域市民明显向中心流动，在东京市中心的高层大规模居住区的房屋入住率达到了8成左右。那么，这种状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学术界对这种城市化过程给予了极大关注，并试图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这一过程进行更加具体的解读。在日本社会学界，以芝加哥学派等作为参照把东京的城市化过程归结为三个谱系。第一谱系主要以奥井復太郎、磯村英一、铃木荣太郎、北川隆吉、町村敬志、园部雅久为代表，提出“大都市结构论”，强调大都市的中心圈层城市中心主义如何影响国家主义，特别强调东京的超大城市生态形成以及东京一极对全域国土结构的牵引及建构;第二谱系主要以矢崎武夫、仓泽进等为代表，提出“地域结构论”，在这些论述中，开始关注城市的形成历史过程及意义，分析了明治后期的“下町（老城区）”地位以及“山手（环状地铁）住宅区”的形成，认为从大正到昭和初期，伴随着东京近郊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东京从15区扩张到35区的过程奠定了它成为世界第二大城市的地位。随着这一城市扩张进程，东京的都市结构出现了“都心商务区及副中心”“被重新开发的旧城区与接续区的江东工厂区”“山手环线及西部扩张郊外居住区”三个圈层结构，到了1980年代东京已经成为扩展到周边三省的“东京50公里都市圈”。但是，这种扩张并没有无限度发展，19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全球化以及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圈层构造随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民众对泡沫经济的反思以及对奢侈生活方式的厌倦，这种扩张式发展产生了根本改变;第三谱系随即提出了“社区论”，主要代表人物有中村八郎、奥田道大等学者，认为应该详细解读大城市社区的多样性、综合性以及内部的合作关系，通过这些解读对结构论永远无法厘清的问题进行实证主义剖析。在这一阶段强调对社区形成的经济基础进行研究，注意到少子高龄化、全球主义的进展、外国人的定居倾向、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单身家庭的增加、制造业减少以及服务型经济的进展、雇佣劳动人口增加与管理部门的增加等不同的经济形态对社区发展的影响。研究认为东京的社区结构呈现出了“流动性”和“多样化”特征，并出现了新的聚集了不同形态人口的“都心业务地区（中心圈）”、“山手住商工混合地区（副中心圈）”、“城南工业地区（中间圈）”、“城东地区（外围圈）”和“城西地区（外围圈）”五个不同形态的社区，除了这种社区视角的解读，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都心高层建筑的增加使然。但是，相关研究还在讨论之中，却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回归都心”现象，对此，还没有形成新的理论谱系。 二、郊区化：多中心形成与生活空间建构
从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大城市圈来看，郊区的发展水平总是低于中心区域是一般规律，但是如果从总的累积量来看，则中心区域在圈层结构中占有压倒多数的位置，而郊区正是处在这个圈层结构中的连接地带，因此个别郊区不会与中心区产生对抗。对此，Masotti认为“个别狭窄的郊区，虽然从城市功能和人口层面上与中心区无法比较，但是从全体视角来看郊区的经济活动和人口结构却是在与中心区的竞争与合作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中心区而言郊区是一个不同形态的辅助存在，这是应该特别强调的”。[4]换句话说，人口和雇佣大多发生在郊区，这种郊区超越中心区的情况并不是郊区站在中心区的立场接受城市功能的向外延伸和分工扩张，而是郊区本身具备了中心区一直以来所集中的相当量的基本功能（如雇佣及产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应该重新审视中心区与郊区的相互关系了。
以东京为例，1960年开始郊区的就业率开始超过中心区，随着人口的郊区化过程就业人数也开始向郊区发展，到了1980年郊区的就业人数的绝对数已经超过了中心区。从职业分布来看呈现了先“蓝领”后“白领”的态势。随着人口及产业向“一极”集中，中心区域的“过密化”问题开始显现，首先制造业开始向郊区分散和转移，蓝领阶层随之转入郊区。随着大量人口的增加，郊区的消费需求变得十分旺盛，面向个人消费需求的商业机构开始兴起，超市、商店等的销售人员及店员职业迅速增加。在制造业及商业向郊区转移的条件下，原来的“中心区管理-郊区生产销售模式”由于脱离现场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因此代表管理职能的白领功能及人群也随即转向郊区。简而言之，从东京的郊区化过程来看，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遵照了市场规律，但是行政服务等国家职能的介入一直在其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对郊区而言，它的发展过程虽然是一种自主的内生型的发展，但是需要政府提供较为充足的行政服务和金融政策支持。
（一）多中心模式
如前所述，我們发现郊区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口及产业向郊区分散转移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人口及产业在郊区自主发展的阶段。这两个阶段分别代表了郊区化过程的不同阶段，展示的是中心区与郊区此消彼长的过程。
首先，郊区化的开始阶段主要是因为“一极集中”导致的人口及产业向郊区扩散及转移而发生的。中心区集中模式带来了土地价格的暴涨以及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使得工厂等生产设施以及流通设施向郊区转移。与此同时，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大批中产阶级得以产生，这些人开始追求舒适的居住条件及环境，而这些诉求都受到铁路设施以及私家车普及的支撑，使得郊区不再有距离感。在这一阶段，从产业结构来看，制造业、流通业、贩卖业等以个人消费为特点的产业较为集中，而作为这类产业链顶端的管理部门以及管理职能还保留在中心城区。因此，中心区在这一阶段还具有一定的中心意义。
其次，随着郊区人口的增加，郊区城市基础设施也逐渐自主地发展起来。在郊区，随着制造业、商业等的迅速扩张，郊区的生活基础设施等也迅速得以发展，各种结合本地特色的基础设施、生活设施、环境保护设施等迅速得到发展，道路、公园、铁路等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郊区的“地方型城市”也迅速崛起。中心区功能在郊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呈现，使得郊区功能更加复杂化，脱离了传统的农业模式为主的方式。这带来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随着郊区各种功能的完备，原来中心区的一元化管理模式遇到了瓶颈，使得原来中心区的管理职能、行政功能等不得不考虑到复杂性而采取对应策略。在这一阶段，地方分权运动被广泛展开，地方更加强调本区域的特色，强调国家行政及中心区行政（即首都行政）应该逐渐撤离地方，而把更多的自主权还给地方。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泡沫经济中后期的地方自治行动，在这一阶段，国家及中心区的首都行政开始逐渐从周边市和省开始撤离。总体上看，随着中心区与郊区力量关系的变化，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质的转变。郊区的兴起带来了区域整体发展的话语权，在地方自治机制之下，逐渐脱离中心区的“市场束缚”，开始选择带有明显自主性特征的产业道路以及发展模式。对于中心区的依赖度越来越低，使得其与中心区的结构关系也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在中心之外一个个小的中心开始形成，形成了多中心的格局。
（二）生活空间
何为生活空间？这是一个学术界一直争论的话题，有人说是生活方式在行动空间上的一种折射过程，也有人说如就业、购物、闲暇等日常生活圈结构。当这些生活过程成为某种特定的习惯时，我们就会发现特定人群的特定生活空间即告形成。“轨迹”（trajectoire）是布迪厄专门用来表现个人或团体变化趋势的概念，它具体可划分为团体轨迹和个人轨迹两类。布迪厄认为一个人或团体的行动轨迹即是一种通过生活方式来展示社会空间形成的过程。施坚雅也认为生活空间往往在区域的行动圈、通婚圈、消费圈等方面得以展现。本文借助于一项对女性购买高级服饰的数据试图对郊区“生活者”行动做一个解读（见表1）。该项调查主要针对东京周边三个省的消费行动而展开。
从这张表的数据可以发现，东京周边三个省女性高级服饰购买地点变化在东京城市化及郊区化比较激烈的30年内都出现了中心区递减的趋势。郊区化及多中心化进程较快的神奈川、千叶两省的变化都从18%递减到10%左右，处在北方这两个进程较慢的埼玉则从30%左右下降到20%左右。神奈川和千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二者存在诸如横滨市、千叶市这种相对比较核心的城市，而埼玉则不存在。但是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与千叶和神奈川相比埼玉的交通以及距离都比较远，这只能说明前者的多中心化水平以及消费服务水平已经越来越高。与这个数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相同时期开展的三省人口在东京中心区通勤状况的调查中发现，居住在这三个省而在东京中心区工作的人口在这30年时间从20%上升到了25%，如此，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丈夫在东京中心区上班，从中心区赚取相对高的劳动报酬，而妻子则把消费中心逐渐转移到了本区域的内部，即丈夫的中心区指向率上升、妻子的中心区指向率下降，这就产生了家庭内部生活空间发生“区隔”的问题讨论。但是，从郊区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丈夫进入中心区域的大部分属于就业中的顶级部门，在郊区1 000万就业人口中只有250万在中心区域，余下的750万人已经完全实现了本土就业。简而言之，在郊区化的过程中郊区本身依靠自身的力量较好地解决了本土生活的问题，实现了从中心依赖的“职业人”向本土发展的“生活者”转变。总体上看，这一时期郊区大力提倡“生活本土化”及基本生活设施的改善是“生活空间”逐步形成的主要原因。 与东京不同，我们针对上海的研究表明：第一，在城市型社会的上海，与其他内陆省份一样，依然存在居民在文化消费上的城乡差异，且差异明显;第二，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在正统范围和准正统范围的文化消费倾向高;第三，农村居民在任意范围的文化消费，尤其时尚消费倾向更强;第四，城乡因素成为影响上海市居民文化消费和文化趣味的根本要素，说明在上海依然存在空间的区隔，而这种区隔可能造成了“隐藏的社会分层”。上海2001年提出“一城九镇”、2012年提出“四个副中心”、2016年提出“15分钟社区生活圈”等策略，之后也有较大规模的撤县建区、区区合并、撤镇设街道、撤村建居等实际举措，但是在我们的实际调查中还常常听到郊区居民形容到中心区域是“去上海”，说明在居民心目中还存在一种“区隔”，这种区隔可能是历史上严格的户籍制度（2016年开始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籍制度）造成的，也可能是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造成的，即使现在基础设施已经日益完善，但是如本文所证实的，这种区隔在短时间内还很难消除。因此，我们认为，在城市型社会的上海即使仅仅区分了中心城区和郊区都存在这种差异，那么在我国广大的内陆地区，这种差异之大可想而知。[5]
三、回归都心：管理主义至上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流行
居民开始向中心区（都心）回流主要呈现两个特征：第一，人口增加主要表现在家庭类型——小型家庭及职业女性化的变化上;第二，专业化技术型阶层（所谓宅男型）增加显著的同时，管理阶层也明显增加，即这种回归主要显示了社会分层的结构变化并具有明显的“职业主义”倾向。总体上看，日本全国各地区的“回归都心”现象主要在“时间”和“职业”上呈现了较为明显的特征：首先，五大城市圈的回归现象最主要在1980年到2010年之间完成。90年代中期，在最为核心的东京和大阪城市圈，人口从中心区的持续减少开始向逐渐增加转变，周边区域以及城市的人口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减少趋势。在札幌、福冈、名古屋等城市圈，在2000年左右开始出现明显的中心区人口增加现象的同时，分布在外围的“卫星城市”也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人口增加;其次，各个都市圈的中心区人口增加显示了“白领”增加、“蓝领”减少的趋势。在东京和大阪的中心区域，技术开发、业务管理等“白领”职业显著增加，而生产、建设、工程、运输等“蓝领”职业逐渐向周边发展。
（一）回归背景下的空间及阶层分化
东京城市圈的圈层结构变化主要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70年代的“世界城市”建设和泡沫经济带来的产业中心化以及与此伴生的人口郊区化，此阶段城市空间结构变化巨大，[6]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发生了一段时间的人口减少和收入降低。但是，2000年以后，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以及金融等业务的集聚效应，城市圈整体上又开始出现了人口增加的趋势，中心区以及准中心区的收入及人口也出现了增加趋势。这种发展过程展示了非常明显的中心集聚的物理性空间圈层特征和阶层分化的社会性空间结构特征。具体表现为：
第一，从东京23區1975年到2010年的区域所得税发展变化来看，到了2000年以后处于中心的港区、千代田区、中央区3个区以及被称为准中心的涉谷区的所得税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并遥遥领先其他几个区。与此同时，周边各区以及郊区市的所得税水平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总体来看，所得税水平的空间分布呈现了“增加区—现状维持区—减少区”三个不同的圈层结构。[7]
第二，从2000年到2010年中心区人口职业分布来看，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有了较大幅度的再增加，中心区呈现出职业化和专业化态势（见表2）。
在此基础上，一项针对东京中央区阶层职业分布的详细调查显示，这一阶层呈现明显的“中产”特点。调查显示，职业分布中管理类、专业技术类以及办公室管理类人员中占有接近60%，其中，管理类的被调查者接近70%、专业技术类的被调查者50%多、办公室类及无职业的被调查者的30%都达到了年收入1 000万日元（一般白领年收入约300万日元）的水平。这其中，有接近30%的人年收入达到了1 500万日元。由此可见，从职业分布的收入一项来看，回归中心区的都属于中产阶级或者高于中产阶级。[8]作为东京最中心居民的中央区收入是非常高的，也说明这里集中了首都社会的重要财富。与此同时，调查发现，这部分人中很少购买高层公寓住宅，而是租借此类住宅。此类居民与老一代的市民不同，并不渴望拥有以地产为代表的固定资产财富，而是更强调居住都心的便利性，他们这代人不再购买过多的奢侈品，主张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被称为“便利店”一代。在生活用品的购买方式上这批人习惯使用网络购物，不喜欢传统的超市购物，有很多人甚至完全没有去过超市。
第三，调查显示，这些人居住在都心的理由主要有：交通方便（72.4%）、到工作地或学校等比较近（45.3%）、喜欢公寓住宅而且租借手续简单（44.4%）、离繁华街区近购物方便（40.4%）、被景观和风气感染（40.4%）、管理和安全体系完备（30.7%）等。[8]总体上看这些理由是基于方便性做出的选择，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区域的传统文化”作为理由的只有2.5%，说明这些居住者对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中央区的传统文化等没什么兴趣，他们只是把居住当作生活方式的一小部分，更多关注居住本身的意义。这与传统的世代居民具有本质区别。
（二）关于回归都心的一些研究视角及观点
关于回归都心原因的一些分析认为：全球化及国家的再开发政策、地方的城市政策及资本对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管理的策略变化（与土地资本主义的诀别）等背景下，从休闲地区开发向大规模公寓住宅建设的转变，都是由于去工业化的信息化、金融化以及服务业化等产业结构变化而引发的变化;关于回归都心而发生的城市结构及城市圈层空间变化的解读认为：日本在这些年城市发展的实践，实际上已经对L.H.克拉森的城市化理论（循环城市）形成了参照性的批判，东京及大阪等城市的发展、扩大、缩小、重构、历史结构变迁等实际上展示了新的特征;对照欧洲及北美城市中心的再开发而产生的绅士化现象，讨论了日本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区域空间和阶层架构是否发生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从这个视角出发，对肯定派提出的城市阶层融合的“开放城市论”以及对此否定并指出因此引发阶层分化和对立的“报复城市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回归中心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对回归都心的新居民的特质进行分析，从他们的年龄、职业、家庭结构、生活志趣、生活追求等方面进行分析，特别强调这样一群新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以及他们对未来城市的影响。通过这种分析，试图回答一个新世代对未来城市以及城市发展理念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管理者主义”优先的职业选择显然是回归都心的直接动力，而年轻一代把职业选择基础上的便利原则凌驾于“家庭主义”之上的趋势被广泛认为是个体化时代的显著特征。在此过程中，日本社会开始流行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也对这种回归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人们不再对传统城市-乡村社会表现出的“工作”与“休憩”进行区别，年轻人更喜欢宅在家里睡睡觉、附近购购物而已，这一代人的DNA已经发生了变异。[9]在这一过程中，过去的郊区新城以及郊区大规模开发等都发生了明显的衰退和凋落，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体系开始发生调整——即城市化-逆城市化之后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再城市化”现象。
四、结论
东京的城市发展过程带有较强的东亚特色，在短短的40年时间里即经历了极其快速的“城市化-郊区化-再城市化”的过程。如同当年阿伦·肯尼迪和特伦斯·迪尔在《公司文化》中充满疑惑地指出“日本人之所以如此成功，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维持一种十分强烈而又凝聚的文化”一样，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展示了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总体上看，如此快速的城市结构变化主要是受到东亚后发型文化的影响较大。
首先，作为后发型社会，日本的发展速度极快，这种发展得益于西方资本及技术的迅速涌入与东方勤劳主义的有效结合，同时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国家”的主导性一直贯穿始终也是另一个主要原因。在发展过程中，国家主导投资及开发以外，对于区域发展而言，其主导意义主要是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提供公共行政服务。但是，这种高度发展、高速发展附带的泡沫（以城市地产业急剧增长为代表）破灭之后，国家的垄断型行政已经无力提供至上而下的行政服务，并且长时间的地方分权运动和全球化也使得国家的存在意义大打折扣，因此，国家开始让渡公共领域的一些职能给地方社会和公民，即基本社会治理从行政垂直的官民型向多元参与的共治型转变。这种转变，在郊外区域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之前大规模开发过程中建立的所谓“高规格、高水准、高服务”的理念随着财政能力衰退以及行政权力的撤退都发生了明显的问题，再加上高度的老龄化等因素，使得郊区留得住人的能力日益减弱。商业等基础设施也随之衰退。这一过程中，由于东亚社会的国家中心主义思想，使得在高速发展中国家介入过多，而这种存在一旦抽离，就会带来城市发展形态迅速转变。
其次，日本社会持续的经济低迷，“失去的二十年”思想确实在年轻一代心目中根深蒂固，而且由于现在的年轻人从泡沫经济时代长大，经历了物质的极大丰富阶段，对物质的需求和追求不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他们开始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强调个体发展的终极意义。例如，从回归都心的性别分布来看，女性单身白领阶层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她们不再延续传统日本女性的“郊區家庭主妇”的生活方式，而是更加自主地参与到生活中来。这些，是日本社会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个体化时代”副产品——在日本福利国家建设的大环境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具体而言，在教育普及以及劳动市场带来的高度流动与竞争压力的共同促动下，人们从家庭、亲属关系、性别身份、阶级等传统社会范畴之中脱离出来，并作为个体来选择、维持以及更新自己的社会关系与网络。例如，人们对居住场域的选择不再关注社区的意义，而是更多在意实用主义的“工具理性”;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灵活就业、自力更生，婚姻从功能共同体转变为选择性亲密关系，女性摆脱束缚她们的传统角色并获得较以往更多自主性等，这种情况在东亚社会的日本表现得淋漓尽致。简言之，社会成员必须作为个体规划者来积极主动地创造自己的身份与认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以“个体化”来概括上述变化，并指出这是社会制度以及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学的转变。[10]而从本文的角度来看，可称是典型的社会变迁而引发了城市空间圈层结构的变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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