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国资委在《求是》杂志发表题为《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文章，指出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
　　有心人注意到，这只是捍卫国有企业地位的舆论战的最新一枪。实际上，今年3月份以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环球时报》等多家官方媒体陆续开设专栏，发表多篇文章，论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之必要性，并指责西方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偏见”。尤其是今年3月26日，《求是》杂志社主办的《红旗文稿》发表了国家发改委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粱的署名文章，题目就是《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这些文章显然有所指，似乎主要针对过去几年的“国进民退”之说。当时，官方机构比如国家统计局也曾引用数字，说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那次辩驳背后有一个预设：“国进民退”不是好现象。“理直气壮”这四个字则表明，这一次的辩驳，理论预设已完全不同：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态是优越的，它理应生存，并得到保护。
　　不过，这样的看法能否得到认可？得到经济学主流的认可？得到舆论的认可？得到国民的认可？至少现在就可以看到，不少知名经济学家已对“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企业”的说法提出质疑，有些媒体也提出了质疑。
　　人们有很多理由期望，官、学、商、民各界能够围绕着是否应当“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企业”展开更为深入的理性论辩。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学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体制改革问题。据我粗浅的理解，这个大问题至少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小问题：
　　第一，国有企业是否有效率？主张自由竞争的经济学家们经常从这个角度对国有企业提出质疑。确实，国有企业普遍地低效率，中国国企发展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再也难以为继，而被大量关闭，此一过程制造出数千万下岗职工。不过，经过大规模收缩之后，现在保留的国有企业似乎效率还不错，每年总共有上万亿利润。当然，有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好看业绩，其实主要来自免费的土地租金、价格低廉的信贷资源或者资源税减免等，扣除了这些，国有企业的效率仍然是低下的。如何更准确地评估国有企业的实际盈利能力，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国有企业是否必要？就其性质而言，国有企业是否有效率，似乎不是需要首先讨论的问题。对国有企业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设立的必要性何在？当然，对此，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需要在人大的层面上展开辩论。假定确实需要，那么政府就可以兴设国有企业，现代法治国家也都有国有企业。而果真必要，则即便效率低下，似乎也不是大问题。
　　第三，国有企业如何服务于公众利益？国有企业设立之后，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使国有企业始终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是相反。国有企业所使用的一切资源，皆来自于国民，则设立国有企业的唯一目的，就是服务公众。不服务公众，就不该存在。而要让国有企业服务公众，就需要一系列制度设计，从政治上和法律上控制国有企业，比如，国有资本预算需提交人大，国有企业应当像上市公司一样向公众公开其财务数据，等等。
　　应当说，从这三个角度看，官方目前的论据都比较薄弱。比如，国有企业的必要性究竟何在？语焉不详。这个问题，必须在个案中进行论证。不过同样地，质疑国有企业的人似乎也过于纠缠于效率，对于控制国有企业的法律和政治机制，则缺乏深入研究。也许，在当下环境中，这样的问题更为紧迫。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目前，全社会对于国有企业的地位及其控制机制问题，只有隔空喊话，而缺乏理性的对话，更没有一种公共审议机制。双方在争论过程也带有过于强烈的情绪，总是把国有企业问题上升到一个不可讨论的境地。这不利于寻找解决这个牵涉巨大利益的公共事务之共识，而这样的共识也就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到今天，国有企业问题不应该是一个敏感问题，而应该是一个需要理性讨论的公共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