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大部分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家的观点，最新一轮希腊援助充其量只是止痛剂。它能够暂时减少痛苦，但欧元的深层次问题将会转移，这个单一货币乃至整个欧盟的预后非常不乐观。
　　但传统智慧可能是错误的。希腊和欧洲当局的协议实际上对于双方都是好事。该协议绝非欧元危机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它有可能作为一系列漫长的政治妥协的起点被人铭记，这一系列妥协纠正了欧元最糟糕的设计缺陷，为欧洲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
　　反对创造欧洲单一货币然后允许希腊作弊获得欧元区成员资格的批评可以在20世纪90年代显得很有道理—理论上，它们至今仍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让欧元区解体，甚至不意味着可以容忍欧元区解体。加入欧元区显然给希腊造成了破坏，但亚当·斯密在250年前眼看着失去美国殖民地要给英国带来金融灾难时就指出，“一个国家永远有各种破坏”。
　　
　　资本主义的一大优点是它能适应破坏性条件甚至找到办法把它们转化为优势。19世纪中叶的美国十分不适合采取单一货币和单一经济结构，南北战争就是明证，单一货币造成的紧张局势和对奴隶制度的痛恨都是战争爆发的原因。如果加里波第没能统一意大利，说不定意大利会比今天更好。但一旦统一事件已经发生了，那么废除统一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所带来的痛苦，则常常超过了分裂带来的直接好处。欧洲似乎就是如此，所有歐元区国家，包括德国和希腊的绝对多数选民都这么认为。
　　因此，问题从来不是单一货币是否将打破，而是何种政治逆转、经济牺牲和法律借口能让单一货币得以维持。好消息是欧洲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有说服力的答案。
　　事实上，欧洲已经克服了可称之为单一货币工程“原罪”的东西—《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禁止欧洲央行给政府赤字“货币融资”，以及禁止国家政府之间对债务负担进行支援。1月，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事实上绕过了这两大障碍，实施了量化宽松方案，其规模之大足以为所有欧元区政府（现在也包括希腊）的全部赤字提供融资，并将它们未偿还债务的大部分为欧元区所共有。
　　此外，欧洲政府终于认识到公共财政的最基本原则。政府债务永远不必偿还，只要可以以合作的方式展期或用由可信央行发行的新创造的货币买断。
　　但要让这一幕发生，必须按时支付利息，并且债务契约的神圣性永远高于关于退休金、工资和公共支出的选举承诺。如今，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政府被迫承认了支付债务利息才是至高无上的当务之急，因此可以获得来自欧洲央行的无限量货币支持，因此，希腊支持其并不比日本或意大利更沉重的债务负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一些北欧国家出于国内政治原因，要求对公开违抗欧盟机构和紧缩要求的希腊政客和选民们给予形式上的羞辱（ritual humiliation）。实现了这一目的，欧盟领导人就没有进一步的理由对希腊施加紧缩或严格执行最新援助的条件。相反，他们有很大的激励通过放松紧缩以加速经济增长（不仅仅是希腊，而是整个欧元区），以此证明“严厉的爱”这一策略的成功。
　　这就引出了一个齐普拉斯政府和其他人在整个希腊危机中误解的问题：假设性伪善在欧洲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公开言论和私下意图之间的差异在所有政治制度中都存在，但像欧盟这样的复杂多边结构中特别巨大。表面上，希腊援助将带来财政紧缩，从而加剧希腊经济衰退。但在实际中，预算目标必然有商量余地，只要政府兑现其在私有化、劳动力市场和退休金改革方面的承诺。
　　这些结构改革比财政目标重要得多，不管是对欧洲其他国家的象征意义还是对希腊经济而言。此外，延长欧洲央行对希腊的货币支持将转变金融环境：利率将下降，银行将资本重组，私人信用将逐渐可得（这是2010年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如果援助监督者严格执行预算目标—这看起来不太可能—于是借款条件的改善轻而易举地就能抵消掉财政政策的略微收紧。
　　简言之，目前希腊可持续复苏的主要条件看起来已经具备。经济学家和投资者的传统智慧常常无法辨认重要转折点;因此，完全不必担心当下几乎人人都持有的观点：希腊面临持久萧条。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新经济思维研究所主席，著有《资本主义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