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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每遇机构改革，有关国家能源部的问题往往成为焦点。关于组建正部级能源管理机构的争论也从未停息。
1988年4月，经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决定撤销煤炭部、石油部、核工业部和水利电力部，成立能源部。5年后，国家能源部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被取消。
与过去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的尝试不同，国家能源部的组建被赋予了诸多向市场化转型的任务。其核心，就是实现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能源行业的主角。这种行业主管部门变化，也是整个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攻坚难点之一。
时任国家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向《瞭望东方周刊》回顾了国家能源部的来龙去脉。
黄毅诚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原国家计委从事能源管理工作，并于1982年担任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授命组建国家能源部时，他已经年过六十。
他表示，步履维艰，大概最能表达国家能源部在这5年中的处境。不过，黄毅诚仍然认为，只有通过不断改革，才能使能源工业尽快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才能促使能源工业较快的发展。
以下，就是他所讲述的国家能源部的成立与撤销。
61岁的“新部长”
1987年8月，我作为国家计委副主任随国务院领导在北戴河办公。中旬一天下午，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约我一同去看望一位老领导。贺光辉当时报告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大致内容是要转换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下放权力，一些国务院的部门要合并，组成综合部门，如运输部、能源部、航天航空部、机电部，好像轻纺也要合并……
当时我在计委分管运输和能源方面的工作，所以对运输和能源这两个部比较关心，也向贺光辉问了一些问题。不久我就回到了北京，工作一忙起来，就把此事忘了。
到了10月中旬，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贺光辉全面介绍了机构改革的方案，会议决定他们分工组织几次专门的讨论会，征求征求意见。当时指定我参加的是能源口几个部的讨论会，会议是国务院领导亲自主持的。在两次讨论会上，各部正副部长和一些老部长都是热烈发言，各抒己见，体改委的同志也做出进一步阐述。
在会上除了两位老领导支持这个改革方案外，在职各部领导同志均不支持。我很细致地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一直没有发言。最后国务院领导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两方面都说了很多道理，需要时间认真学习研究，也就是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哪方的意见。
大约到了11月份，也可能是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国务院领导同志找我，说中央有意要我来筹备能源部。当时我刚过了61岁生日，表示自己不论在能力上和知识面上都很难承担这项重任。后来事情多，加之对改革方案的意见不一致，时间一紧，忙起来也就把这件事放在脑后了。
到了12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下文，任命我为能源部筹备组组长，其他4位成员是原石油、煤炭、核工业和电力等几个部门的领导人，其中三位是中央委员，一位是中央候补委员。
我对成立能源部是存不乐观心态的。大家都知道，1980年曾成立过国家能源委员会，只管石油、煤炭和电力，且能源委员会的领导是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有很高的威望，但由于几十年的习惯势力和改革不配套，工作十分困难。不到两年时间，存在不下去，就取消了。
能源部要我为主要领导，可以想见困难会更多。工作中的困难，我还真的是不怕，最怕的就是成立不久又解散了。国务院领导找我谈话时，我如实地吐露了自己的思想。他说不会的，这次改革是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让我放心，这一届政府不会取消能源部。
我说，我61岁了，最多也只能干满这一届，以后如何与我也没有直接关系了。最后我接受了任命。
运输部的筹备组长，在铁道部和交通部的要求下，已到铁道部去办公、筹备，他还电话问我搬不搬。我说：“我还是在国家计委的办公室办公，也同样可以和大家研究筹备工作，等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后，我再离开这里。”不久，铁路连着出了几个大事故，中央又决定不成立运输部了，那位已去铁道部大楼的运输部筹备组长，又回到自己在科委原来的办公室。
在全国人大批准成立能源部之前，我已多次与筹备组的其他四位同志交换意见，提出多种组建方案。
逐步“消化”、平稳过渡
1988年春节前，我陪国务院领导去南方考察。记得是在佛山市的一个晚上，国务院领导把我叫到他的住处，听取能源部的组建思路。
我的想法是一步一步地理顺各方面的关系，逐步“消化”，采取平稳过渡的办法。我汇报：电力系统改革一步到位，不再保留全国性的组织机构，各网省局直属能源部，组织五大电力公司。
煤炭系统分两步走，第一步把煤炭部分解为东北煤炭公司、关内煤炭公司和地方煤炭公司，第二步再把关内煤炭公司分解为几个公司；石油系统先把海上石油分出去，陆上石油先成立一个大石油公司，以后再把它分为几个公司，最好能使上下游统一管理；核工业系统如何进行改革，到下个五年再说。
为了平稳过渡，关内煤炭公司、陆上石油公司和核工业公司都保持为正部级，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接受。这个方案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首肯，并说就按此方案进行改革。回京后，我再一次和筹备组其他成员商量此方案，也被大家接受。所以在全国人大批准成立能源部后，只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组建工作。根据国务院领导的建议，办公地点设在原水利电力部在府右街的一个小招待所里。
1988年6月22日，能源部在政协礼堂举行成立大会。会上先由一位国务委员代表国务院宣布能源部成立，并提出了一些要求。接着，我发表了主题讲话，指明能源部的工作方针、政策和任务。除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就是要执行“四管三不管”政策。 “四管”，分别是管政策、管行业发展规划、管监督、管服务。“三不管”是：一不直接管企业；二不直接管钱；三是不直接管物资。执行这个政策，实际上是想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府不管企业的人、财、物，不干涉企业的内部管理。
能源部成立后，所属四个部都撤销了。中央作了决定，全国人大也立了法，大家也就认可了。能源部成立的头一年，我们主要是完成了部的“三定”方案和建立各种内部制度，建立和有关部门正常的工作关系，开展日常工作，算是平安地过去了。
“管几百万人的部怎么能取消？”
到1989年底，首先是原煤炭部的一批正副部长级的老同志找和他们比较熟悉的、过去管过工业的中央老领导，要求恢复煤炭部。理由是：全国煤炭供应紧张，煤炭工业后劲不足……
有位原中央老领导找到我，当面问了几个数字：1990年全国煤炭新投产多少？1990年新开工了多少煤矿，合计在建产能是多少？
听了我的报告，他停了一会儿，可能是在想什么，然后说：“煤炭的建设规模比过去大了许多，为什么他们还说后劲不足？”我说：“虽然国家资金很紧，煤炭的建设规模却还是增加了，但谁也不敢说煤炭的后劲就够了，因为当前煤炭供应还十分紧张。”
当时中共中央有个财经领导小组，并设有秘书长。这批原煤炭部的老领导也去向他汇报，说当前煤炭工业处于困境和后劲不足。秘书长把他们的报告批转给我，我看了之后又专门去向秘书长汇报，说明能源部成立之后做了哪些工作和存在的问题。秘书长最后要求我们按国务院批准的计划继续努力工作。
由于这批老同志的活动，对能源部和国务院领导都产生了压力。按原来的计划，是要把关内统配煤炭总公司再分解为三四个像东北煤炭公司那样的地区性公司，而这批老同志则要求恢复煤炭部。
由于先后成立了正部级的兵器工业总公司和电子工业总公司，要求成立全国统一管理煤炭机构的呼声又高了起来。得到几位老的工业领导的支持后，原煤炭部二十几位老部长又一次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写信。
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上，国务院领导说：你们说煤炭的后劲不够，后劲不够也不是能源部黄毅诚同志的事。他指指在座的一位国家计委副主任说：“后劲不足是他的事，是国家能对煤炭工业投资多少的事”又说：你们说煤价太低，价格问题也不是能源部能办到的事，煤价高低是国家物价局、国务院的事。你们不管如何提意见，本届政府决定维持现状了。
这个结论性的讲话，使能源部只能在已有的状况下开展工作，再向前改革也不可能了。但也明确表明这届政府不会取消能源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也只能按此决定进行工作。
1992年1月5日的全国能源工作会上，讲到关于成立煤炭部和电力部问题时，我说国家要成立什么样的部，我都不会出来反对，但是不能因为想成立这些部，就把一些不属于我们的问题，强加在我们头上。要求能够公平地对待我们。
我从不愿和别人谈起能源部在下届政府的存在问题，但我心里是非常明白的。我也知道在1992年曾提出过三四个机构改革的方案，其中没有一个方案是要保留能源部的。
当时能源部的同志能常常提出一个问题——“红旗能打多久？”就是能源部还能存在几天。为了安定大家的情绪，我差不多过一段时间就要在部机关大会上讲话，一是布置具体工作，二是说些安定人心的话，要求大家只要能源部存在一天，就要好好工作，努力做出成绩来。但我内心也明白，能源部这个旗子也只能打到本届政府换届了。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决定恢复电力部、煤炭部并成立独立的石油、核工业总公司。
国务院领导在正式提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讲到取消能源部时说：能源部这几年工作是努力的，能源工作取得长足发展，是有成绩的。但是由于关系不顺，调节手段的不足，也很难把煤、电、油、核工业组织起来。
会后第二天，我到医院看望年迈的父亲，告诉他下届政府要取消能源部。他说：“本来嘛，煤炭是一个大部，管几百万人的部，怎么能取消呢？”这是代表了当时很大一批同志的观点的。
副部长的故事
机构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人事问题。这里讲讲能源部的干部。
能源部的干部来自4个工业部门、两个综合部门。能源部归口管理了4个部门，可部长只有一正三副。按常规各部都是四位副部长。电力系统不再有全国性的机构，所以选用原水电部的两位副部长。煤方面虽然分为两个部分，并成立了正部级的中国统配煤炭总公司，但考虑到煤炭是重要的能源部门，全国煤炭供应也十分紧张，加上东北煤炭公司直属能源部，所以原煤炭部常务副部长来任能源部副部长。
这样，还有一个副部长的位置。我本来打算请在国家计委的一位干部出任此职。这位同志后来被任命为华能的总经理，在任命书上写着享受副部长待遇，结果能源部就只有三位副部长了。能源部的三位副部长在一起工作的5年中，都表现得很不错。
这三位副部长都先后升为正部级干部。首先走的是煤炭部来的那位，第一副部长成为新成立的电力部部长，另一位副部长去负责建设三峡工作。
他经常住在宜昌，对三峡建设贡献不少。他有一个正部级的政治待遇问题，虽然国务院领导多次说三峡总公司的级别相当于中国石油总公司，也是正部级，但一直没有人具体办，拖了几年。
后来国务院下文件，内容是这位三峡总公司总经理享受正部级待遇。但这份文件中只有这位总经理的名字，没有说他是三峡总公司的总经理。我个人理解，只是解决他个人的待遇问题，没有涉及总公司的级别。
能源部还有五位总工程师，其中四位是专业总工程师，如电力、煤炭等，他们同时兼任专业司的司长，如煤炭司，司长由煤炭专业总工程师兼任，另配三位副司长。另一位总工程师是清华大学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工厂，从技术员做起，一直做到工厂总工程师。后来他调到国家经委工作，能源部成立后调能源部任总工程师。
到了能源部后期，本来打算把他提为副部长，正好当时机械部有位副部长到年纪了，和我商量要调他去，机械部部长也打电话给我要他，中组部也转达了机械部的要求。所以在研究新组建的电力部干部人选时，没有考虑他。新电力部有四位副部长，确定人选时我还特别提出，已同意把他给机械部了。
机械部的改革方案是由一个部分成两个部，要提一批干部，怎么也平衡不了。结果能源部的这位总工程师他们也不要了，他两头都没赶上。最后他调到了三峡总公司。
改革方针肯定是对的
能源部的5年里，由于我们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方针和政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内部挖潜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上，所以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能源工业发展不仅没有减缓，反而进一步加快，能源企业的经济效益年年提高，为国民经济的加快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能源部成立的大会上，我曾经讲过，“改革的道路历来是不平坦的，充满风险和困难，有成功，也会有失误甚至失败。问题在于，我们对改革中出现的曲折或错误，是埋怨、畏难，甚至动不动就想回到老路上去，还是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加以改正？前者只会涣散人心、松懈斗志；后者才能振奋精神，鼓舞士气，不断开拓前进。”
今后不论机构如何改革，能源工业已经进行的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改革方针肯定是对的。
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1988年4月，经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决定撤销煤炭部、石油部、核工业部和水利电力部，成立能源部。5年后，国家能源部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被取消。
与过去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的尝试不同，国家能源部的组建被赋予了诸多向市场化转型的任务。其核心，就是实现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能源行业的主角。这种行业主管部门变化，也是整个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攻坚难点之一。
时任国家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向《瞭望东方周刊》回顾了国家能源部的来龙去脉。
黄毅诚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原国家计委从事能源管理工作，并于1982年担任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授命组建国家能源部时，他已经年过六十。
他表示，步履维艰，大概最能表达国家能源部在这5年中的处境。不过，黄毅诚仍然认为，只有通过不断改革，才能使能源工业尽快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才能促使能源工业较快的发展。
以下，就是他所讲述的国家能源部的成立与撤销。
61岁的“新部长”
1987年8月，我作为国家计委副主任随国务院领导在北戴河办公。中旬一天下午，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约我一同去看望一位老领导。贺光辉当时报告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大致内容是要转换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下放权力，一些国务院的部门要合并，组成综合部门，如运输部、能源部、航天航空部、机电部，好像轻纺也要合并……
当时我在计委分管运输和能源方面的工作，所以对运输和能源这两个部比较关心，也向贺光辉问了一些问题。不久我就回到了北京，工作一忙起来，就把此事忘了。
到了10月中旬，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贺光辉全面介绍了机构改革的方案，会议决定他们分工组织几次专门的讨论会，征求征求意见。当时指定我参加的是能源口几个部的讨论会，会议是国务院领导亲自主持的。在两次讨论会上，各部正副部长和一些老部长都是热烈发言，各抒己见，体改委的同志也做出进一步阐述。
在会上除了两位老领导支持这个改革方案外，在职各部领导同志均不支持。我很细致地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一直没有发言。最后国务院领导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两方面都说了很多道理，需要时间认真学习研究，也就是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哪方的意见。
大约到了11月份，也可能是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国务院领导同志找我，说中央有意要我来筹备能源部。当时我刚过了61岁生日，表示自己不论在能力上和知识面上都很难承担这项重任。后来事情多，加之对改革方案的意见不一致，时间一紧，忙起来也就把这件事放在脑后了。
到了12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下文，任命我为能源部筹备组组长，其他4位成员是原石油、煤炭、核工业和电力等几个部门的领导人，其中三位是中央委员，一位是中央候补委员。
我对成立能源部是存不乐观心态的。大家都知道，1980年曾成立过国家能源委员会，只管石油、煤炭和电力，且能源委员会的领导是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有很高的威望，但由于几十年的习惯势力和改革不配套，工作十分困难。不到两年时间，存在不下去，就取消了。
能源部要我为主要领导，可以想见困难会更多。工作中的困难，我还真的是不怕，最怕的就是成立不久又解散了。国务院领导找我谈话时，我如实地吐露了自己的思想。他说不会的，这次改革是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让我放心，这一届政府不会取消能源部。
我说，我61岁了，最多也只能干满这一届，以后如何与我也没有直接关系了。最后我接受了任命。
运输部的筹备组长，在铁道部和交通部的要求下，已到铁道部去办公、筹备，他还电话问我搬不搬。我说：“我还是在国家计委的办公室办公，也同样可以和大家研究筹备工作，等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后，我再离开这里。”不久，铁路连着出了几个大事故，中央又决定不成立运输部了，那位已去铁道部大楼的运输部筹备组长，又回到自己在科委原来的办公室。
在全国人大批准成立能源部之前，我已多次与筹备组的其他四位同志交换意见，提出多种组建方案。
逐步“消化”、平稳过渡
1988年春节前，我陪国务院领导去南方考察。记得是在佛山市的一个晚上，国务院领导把我叫到他的住处，听取能源部的组建思路。
我的想法是一步一步地理顺各方面的关系，逐步“消化”，采取平稳过渡的办法。我汇报：电力系统改革一步到位，不再保留全国性的组织机构，各网省局直属能源部，组织五大电力公司。
煤炭系统分两步走，第一步把煤炭部分解为东北煤炭公司、关内煤炭公司和地方煤炭公司，第二步再把关内煤炭公司分解为几个公司；石油系统先把海上石油分出去，陆上石油先成立一个大石油公司，以后再把它分为几个公司，最好能使上下游统一管理；核工业系统如何进行改革，到下个五年再说。
为了平稳过渡，关内煤炭公司、陆上石油公司和核工业公司都保持为正部级，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接受。这个方案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首肯，并说就按此方案进行改革。回京后，我再一次和筹备组其他成员商量此方案，也被大家接受。所以在全国人大批准成立能源部后，只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组建工作。根据国务院领导的建议，办公地点设在原水利电力部在府右街的一个小招待所里。
1988年6月22日，能源部在政协礼堂举行成立大会。会上先由一位国务委员代表国务院宣布能源部成立，并提出了一些要求。接着，我发表了主题讲话，指明能源部的工作方针、政策和任务。除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就是要执行“四管三不管”政策。 “四管”，分别是管政策、管行业发展规划、管监督、管服务。“三不管”是：一不直接管企业；二不直接管钱；三是不直接管物资。执行这个政策，实际上是想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府不管企业的人、财、物，不干涉企业的内部管理。
能源部成立后，所属四个部都撤销了。中央作了决定，全国人大也立了法，大家也就认可了。能源部成立的头一年，我们主要是完成了部的“三定”方案和建立各种内部制度，建立和有关部门正常的工作关系，开展日常工作，算是平安地过去了。
“管几百万人的部怎么能取消？”
到1989年底，首先是原煤炭部的一批正副部长级的老同志找和他们比较熟悉的、过去管过工业的中央老领导，要求恢复煤炭部。理由是：全国煤炭供应紧张，煤炭工业后劲不足……
有位原中央老领导找到我，当面问了几个数字：1990年全国煤炭新投产多少？1990年新开工了多少煤矿，合计在建产能是多少？
听了我的报告，他停了一会儿，可能是在想什么，然后说：“煤炭的建设规模比过去大了许多，为什么他们还说后劲不足？”我说：“虽然国家资金很紧，煤炭的建设规模却还是增加了，但谁也不敢说煤炭的后劲就够了，因为当前煤炭供应还十分紧张。”
当时中共中央有个财经领导小组，并设有秘书长。这批原煤炭部的老领导也去向他汇报，说当前煤炭工业处于困境和后劲不足。秘书长把他们的报告批转给我，我看了之后又专门去向秘书长汇报，说明能源部成立之后做了哪些工作和存在的问题。秘书长最后要求我们按国务院批准的计划继续努力工作。
由于这批老同志的活动，对能源部和国务院领导都产生了压力。按原来的计划，是要把关内统配煤炭总公司再分解为三四个像东北煤炭公司那样的地区性公司，而这批老同志则要求恢复煤炭部。
由于先后成立了正部级的兵器工业总公司和电子工业总公司，要求成立全国统一管理煤炭机构的呼声又高了起来。得到几位老的工业领导的支持后，原煤炭部二十几位老部长又一次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写信。
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上，国务院领导说：你们说煤炭的后劲不够，后劲不够也不是能源部黄毅诚同志的事。他指指在座的一位国家计委副主任说：“后劲不足是他的事，是国家能对煤炭工业投资多少的事”又说：你们说煤价太低，价格问题也不是能源部能办到的事，煤价高低是国家物价局、国务院的事。你们不管如何提意见，本届政府决定维持现状了。
这个结论性的讲话，使能源部只能在已有的状况下开展工作，再向前改革也不可能了。但也明确表明这届政府不会取消能源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也只能按此决定进行工作。
1992年1月5日的全国能源工作会上，讲到关于成立煤炭部和电力部问题时，我说国家要成立什么样的部，我都不会出来反对，但是不能因为想成立这些部，就把一些不属于我们的问题，强加在我们头上。要求能够公平地对待我们。
我从不愿和别人谈起能源部在下届政府的存在问题，但我心里是非常明白的。我也知道在1992年曾提出过三四个机构改革的方案，其中没有一个方案是要保留能源部的。
当时能源部的同志能常常提出一个问题——“红旗能打多久？”就是能源部还能存在几天。为了安定大家的情绪，我差不多过一段时间就要在部机关大会上讲话，一是布置具体工作，二是说些安定人心的话，要求大家只要能源部存在一天，就要好好工作，努力做出成绩来。但我内心也明白，能源部这个旗子也只能打到本届政府换届了。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决定恢复电力部、煤炭部并成立独立的石油、核工业总公司。
国务院领导在正式提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讲到取消能源部时说：能源部这几年工作是努力的，能源工作取得长足发展，是有成绩的。但是由于关系不顺，调节手段的不足，也很难把煤、电、油、核工业组织起来。
会后第二天，我到医院看望年迈的父亲，告诉他下届政府要取消能源部。他说：“本来嘛，煤炭是一个大部，管几百万人的部，怎么能取消呢？”这是代表了当时很大一批同志的观点的。
副部长的故事
机构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人事问题。这里讲讲能源部的干部。
能源部的干部来自4个工业部门、两个综合部门。能源部归口管理了4个部门，可部长只有一正三副。按常规各部都是四位副部长。电力系统不再有全国性的机构，所以选用原水电部的两位副部长。煤方面虽然分为两个部分，并成立了正部级的中国统配煤炭总公司，但考虑到煤炭是重要的能源部门，全国煤炭供应也十分紧张，加上东北煤炭公司直属能源部，所以原煤炭部常务副部长来任能源部副部长。
这样，还有一个副部长的位置。我本来打算请在国家计委的一位干部出任此职。这位同志后来被任命为华能的总经理，在任命书上写着享受副部长待遇，结果能源部就只有三位副部长了。能源部的三位副部长在一起工作的5年中，都表现得很不错。
这三位副部长都先后升为正部级干部。首先走的是煤炭部来的那位，第一副部长成为新成立的电力部部长，另一位副部长去负责建设三峡工作。
他经常住在宜昌，对三峡建设贡献不少。他有一个正部级的政治待遇问题，虽然国务院领导多次说三峡总公司的级别相当于中国石油总公司，也是正部级，但一直没有人具体办，拖了几年。
后来国务院下文件，内容是这位三峡总公司总经理享受正部级待遇。但这份文件中只有这位总经理的名字，没有说他是三峡总公司的总经理。我个人理解，只是解决他个人的待遇问题，没有涉及总公司的级别。
能源部还有五位总工程师，其中四位是专业总工程师，如电力、煤炭等，他们同时兼任专业司的司长，如煤炭司，司长由煤炭专业总工程师兼任，另配三位副司长。另一位总工程师是清华大学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工厂，从技术员做起，一直做到工厂总工程师。后来他调到国家经委工作，能源部成立后调能源部任总工程师。
到了能源部后期，本来打算把他提为副部长，正好当时机械部有位副部长到年纪了，和我商量要调他去，机械部部长也打电话给我要他，中组部也转达了机械部的要求。所以在研究新组建的电力部干部人选时，没有考虑他。新电力部有四位副部长，确定人选时我还特别提出，已同意把他给机械部了。
机械部的改革方案是由一个部分成两个部，要提一批干部，怎么也平衡不了。结果能源部的这位总工程师他们也不要了，他两头都没赶上。最后他调到了三峡总公司。
改革方针肯定是对的
能源部的5年里，由于我们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方针和政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内部挖潜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上，所以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能源工业发展不仅没有减缓，反而进一步加快，能源企业的经济效益年年提高，为国民经济的加快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能源部成立的大会上，我曾经讲过，“改革的道路历来是不平坦的，充满风险和困难，有成功，也会有失误甚至失败。问题在于，我们对改革中出现的曲折或错误，是埋怨、畏难，甚至动不动就想回到老路上去，还是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加以改正？前者只会涣散人心、松懈斗志；后者才能振奋精神，鼓舞士气，不断开拓前进。”
今后不论机构如何改革，能源工业已经进行的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改革方针肯定是对的。
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