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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31日,名为《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而且再度锁定“三农”。这是自2004年以来,围绕开展农村工作制定发布的第七份一号文件,文件中“三农投入总量增加,比例稳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字眼的首次亮相,以及“加强农村金融业的发展”、“提高家电下乡最高限价”等语句的再次出现,使得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具含金量。
早在文件发布之前,便有了“2010年一号文件仍会定格‘三农’”的言论出现,或许是胡锦涛总书记“各级财政收入再严峻,各级财政对‘三农’投入也要增加”的指示,亦或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给‘三农’投多少钱都不心疼”的表示,而且2010年1月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到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农村考察时,再次强调了要千方百计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农民收入不徘徊,农业农村好形势不逆转”,这些都明示了一号文件的主题内容。
“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基本思路,按照这个思路,文件从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加快改善农村民生、协调推进城乡改革、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5个方面出发,明确着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努力缩小城乡公共事业发展差距,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与此同时,一号文件还强调了2010年的农业农村工作,要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从以上“强调”中,不难看出,中央已经将“三农”问题和宏观、经济贸易、城市化、工业化联系得越来越紧密。
更加注重城乡统筹
2004年1月30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
2005年1月30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
2006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
2007年1月29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
2008年1月30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发布。
2009年2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发布。
分析2004年-2009年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可以看出,如果说前六个一号文件都是强调“粮食稳定,农民增收”,那么,2010年第七个中央一号文件则更加注重城乡统筹。
刚刚上任的农业部部长韩长赋,长期在基层工作,对城乡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和体会。他曾表示,当前中国有很多不平衡,包括农业与工商业发展不平衡、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东中西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等。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包含上述其他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认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正视并努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总体思路就是城乡统筹考虑,推动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因此,必须加大城乡统筹发展的力度,加大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力度。
2010年2月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国务院新闻办表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特点和必由之路”。“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统筹城乡发展涉及一系列体制改革,今年明确提出要以改革促农村。近年来,城乡统筹的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今年则要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公民权利、社会保障等方面夯实。而启动农村体制改革,重点在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
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则认为,“农民真正进城”的关键在于放宽小城镇农转非的户籍政策。要让农民进得城、留得下,就要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变成城镇人。
其实,早在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也作出了明确指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镇化推进要把握两个重点:一是要注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二是要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投入增加,比例稳步提升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定格“三农”问题,人们最为关注的莫过于2010年的“三农”投入力度。虽然文件中没有明确中央财政2010年对“三农”的投入比重,还有待于在3份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得到确定,但是根据“三农投入总量增加,比例稳步提升”的文件要求,2010年增加“三农”财政投入毋庸置疑。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写入“比例稳步提升”,这一要求不仅明确了“三农”资金投入的总量,更重要的是确定了投入金额所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要稳步提高。此前的中央一号文件虽然也曾要求各级财政要保证“三农”投入的增长,但并没有明确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使得之前投入数额所占财政收入的比例高低不均。而今年的一号文件已经表明“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增长幅度都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要继续向重大农业农村建设项目倾斜。耕地占用税税率提高后,新增收入全部用于农业”。
有知名人士透露,今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有望突破8000亿。而2004年新世纪的第一份中央一号文件公布时,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只有2626亿。以此可见,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
“三农”工作的发展,要以稳固农村基础为前提,所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最开始就提出要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把林业、牧业和抗旱、节水机械设备首次纳入补贴范围,将提高种粮直补、良种补贴等四项补贴增幅,在实现水稻、小麦、玉米、棉花全覆盖的基础上,良种补贴还将把花生等之前不能享受补贴的经济作物纳入补贴范围;首次提出要在3年内消除基础金融服务空白乡镇;大幅度提高家电下乡产品的最高限价,允许各地根据实际增选一个品种纳入补贴范围,补贴对象也扩大到国有农林场区职工;增加产粮大县奖励补助资金,提高产粮大县人均财力水平,这将有利于提高我国800个产粮大县的种粮积极性,维护我国粮食安全。
一号文件一公布,国家已经开始行動。日前,国家公布了2010年小麦等最低收购价,其中,小麦收购价同比提高了3%-7%。这一行为,一改过去的做法,使得粮价走在了粮食生产的前面,尽早地给了农民信号,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
高度关切“新生代农民工”
如今农民工队伍中,80后、90后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这些“第三代农民工”的不断涌现,必然会带来一些更为复杂的新问题。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并表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传递出中央的关切力度。
有资料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出现在改革开放后,在非农忙时,为一些乡镇企业做工。这一代农民工没有引起太多关注。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随着沿海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出口大量增加,外向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工人,当时出现了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现象,大多长年打工,而且很多进城,他们属于“第二代农民工”。
“第三代农民工”也就是文件中提到的“新生代农民工”均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出生的,拥有更高文化素质,大多数从未种过地,很大一部分是随着进城打工的父母在大城市长大,他们更多的追求在城市工商业就业,希望在城市落脚生根。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韩长赋部长日前表示,从根本上说,产生农民工问题的制度根源是城乡二元结构和长期的计划经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必须打破城乡分治,进行制度创新。城市要承认他们,接纳他们。现行市场经济体制已不可能拒其于城外,我国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需要高素质劳动力、高素质市民,因此要因势利导,打开“城门”,接纳他们成为城市和现代经济一部分。
面对农民工这支庞大的新兴群体,韩长赋部长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通盘规划,循序渐进,对此,一方面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对农民工进行职业能力培训,使他们适应城市生活,引导、教育他们成为合格市民,同时要切实保障他们的权益,使他们享受同等待遇。
“三农”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走过了60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之后,中国农业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并增添了新的内涵。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依然任重道远。
早在文件发布之前,便有了“2010年一号文件仍会定格‘三农’”的言论出现,或许是胡锦涛总书记“各级财政收入再严峻,各级财政对‘三农’投入也要增加”的指示,亦或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给‘三农’投多少钱都不心疼”的表示,而且2010年1月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到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农村考察时,再次强调了要千方百计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农民收入不徘徊,农业农村好形势不逆转”,这些都明示了一号文件的主题内容。
“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基本思路,按照这个思路,文件从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加快改善农村民生、协调推进城乡改革、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5个方面出发,明确着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努力缩小城乡公共事业发展差距,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与此同时,一号文件还强调了2010年的农业农村工作,要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从以上“强调”中,不难看出,中央已经将“三农”问题和宏观、经济贸易、城市化、工业化联系得越来越紧密。
更加注重城乡统筹
2004年1月30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
2005年1月30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
2006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
2007年1月29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
2008年1月30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发布。
2009年2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发布。
分析2004年-2009年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可以看出,如果说前六个一号文件都是强调“粮食稳定,农民增收”,那么,2010年第七个中央一号文件则更加注重城乡统筹。
刚刚上任的农业部部长韩长赋,长期在基层工作,对城乡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和体会。他曾表示,当前中国有很多不平衡,包括农业与工商业发展不平衡、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东中西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等。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包含上述其他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认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正视并努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总体思路就是城乡统筹考虑,推动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因此,必须加大城乡统筹发展的力度,加大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力度。
2010年2月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国务院新闻办表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特点和必由之路”。“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统筹城乡发展涉及一系列体制改革,今年明确提出要以改革促农村。近年来,城乡统筹的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今年则要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公民权利、社会保障等方面夯实。而启动农村体制改革,重点在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
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则认为,“农民真正进城”的关键在于放宽小城镇农转非的户籍政策。要让农民进得城、留得下,就要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变成城镇人。
其实,早在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也作出了明确指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镇化推进要把握两个重点:一是要注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二是要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投入增加,比例稳步提升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定格“三农”问题,人们最为关注的莫过于2010年的“三农”投入力度。虽然文件中没有明确中央财政2010年对“三农”的投入比重,还有待于在3份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得到确定,但是根据“三农投入总量增加,比例稳步提升”的文件要求,2010年增加“三农”财政投入毋庸置疑。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写入“比例稳步提升”,这一要求不仅明确了“三农”资金投入的总量,更重要的是确定了投入金额所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要稳步提高。此前的中央一号文件虽然也曾要求各级财政要保证“三农”投入的增长,但并没有明确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使得之前投入数额所占财政收入的比例高低不均。而今年的一号文件已经表明“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增长幅度都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要继续向重大农业农村建设项目倾斜。耕地占用税税率提高后,新增收入全部用于农业”。
有知名人士透露,今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有望突破8000亿。而2004年新世纪的第一份中央一号文件公布时,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只有2626亿。以此可见,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
“三农”工作的发展,要以稳固农村基础为前提,所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最开始就提出要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把林业、牧业和抗旱、节水机械设备首次纳入补贴范围,将提高种粮直补、良种补贴等四项补贴增幅,在实现水稻、小麦、玉米、棉花全覆盖的基础上,良种补贴还将把花生等之前不能享受补贴的经济作物纳入补贴范围;首次提出要在3年内消除基础金融服务空白乡镇;大幅度提高家电下乡产品的最高限价,允许各地根据实际增选一个品种纳入补贴范围,补贴对象也扩大到国有农林场区职工;增加产粮大县奖励补助资金,提高产粮大县人均财力水平,这将有利于提高我国800个产粮大县的种粮积极性,维护我国粮食安全。
一号文件一公布,国家已经开始行動。日前,国家公布了2010年小麦等最低收购价,其中,小麦收购价同比提高了3%-7%。这一行为,一改过去的做法,使得粮价走在了粮食生产的前面,尽早地给了农民信号,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
高度关切“新生代农民工”
如今农民工队伍中,80后、90后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这些“第三代农民工”的不断涌现,必然会带来一些更为复杂的新问题。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并表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传递出中央的关切力度。
有资料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出现在改革开放后,在非农忙时,为一些乡镇企业做工。这一代农民工没有引起太多关注。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随着沿海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出口大量增加,外向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工人,当时出现了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现象,大多长年打工,而且很多进城,他们属于“第二代农民工”。
“第三代农民工”也就是文件中提到的“新生代农民工”均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出生的,拥有更高文化素质,大多数从未种过地,很大一部分是随着进城打工的父母在大城市长大,他们更多的追求在城市工商业就业,希望在城市落脚生根。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韩长赋部长日前表示,从根本上说,产生农民工问题的制度根源是城乡二元结构和长期的计划经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必须打破城乡分治,进行制度创新。城市要承认他们,接纳他们。现行市场经济体制已不可能拒其于城外,我国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需要高素质劳动力、高素质市民,因此要因势利导,打开“城门”,接纳他们成为城市和现代经济一部分。
面对农民工这支庞大的新兴群体,韩长赋部长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通盘规划,循序渐进,对此,一方面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对农民工进行职业能力培训,使他们适应城市生活,引导、教育他们成为合格市民,同时要切实保障他们的权益,使他们享受同等待遇。
“三农”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走过了60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之后,中国农业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并增添了新的内涵。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