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会议决定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
　　国家与民族之希望，首在教育；教育之重担，则首在教师。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言：“为师者，修自身方能布师道。志存高远，乐道自得，严师重道，师道尊严，尊师爱生，教学相长，以德为主，德才结合，启发诱导，因材施教，人格感染，潜移默化，这些就是
　　师道。”
　　帝王之师
　　中国自商代以来，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保傅”制度。可以说，这是从国家层面确定教师地位的开始。《尚书》言：“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大戴礼记》亦言：“君师者，治之本也。”将“师”明确放在与“君”相提并论的高度，君之师，就可谓尤其重要。
　　据学者考证，商周时期，国家设立“太师、太傅、太保”的三公职位，作为君王及其继承人的教师，教育为君之道。师、傅、保，“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顺”，三字均有教育、保护之义，明白无误地揭示其目的宗旨。除了三公之外，还有“三孤”职位：“少师、少傅、少保”，主要负责教育王室宗亲，为君王培养继承人。这些词汇一直沿用，如我们今天所说的“保姆”，其实就与古人的“保”字意思相同，学者陈梦家认为：“师保之保，最早是以女子担任的保姆，渐发展而为王室公子的师傅。”
　　由于君王之师意义重大，故选择亦极为郑重。传说周成王的“师、傅、保”分别为太公、周公、召公，均是周王室兴邦立业的功臣名臣，保证了对成王的教育水平。除了男子以外，王室女子同样受到严格教育。《穀梁传》曾记载，春秋时期，宋国公主伯姬遇到宫殿失火，仆役们劝她赶紧逃走避难，她竟然答道：“妇人之义，保（傅）母不在，宵不下堂。”意思是，作为一名遵守礼节的女子，晚上若没有经过师傅的许可，不能随便出门。伯姬最终因此而葬身火海。虽然此事在后人看来未免显得太过迂腐，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教师对伯姬的教育可谓成功到
　　家了。
　　正是由于保傅制度的有效，其成为后代遵循的标准。帝王尊师，更为天下人做出模范。东汉明帝刘庄做太子时，博士桓荣任太子少傅，负责教授学业，后来明帝登基，“犹尊桓荣以师礼”，每到老师家拜望，便让桓荣坐东面，设置几杖，像当年讲学一样，聆听老师的指教。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制定了《定太子见三师礼诏》，规定太子必须出殿门迎接老师，“师坐，太子乃坐”。太子李承乾的老师李纲因脚疾不便行走，太宗知道后，特许李纲坐轿进宫讲学，并诏令太子亲自迎接。魏王李泰对老师王珪不尊敬，唐太宗生气地训诫他：“以后你每次见到老师，就如同见到我一样，应当尊敬，不得有半点放松。”清代，皇子读书吃饭时，侍卫送上饭来，老师先吃，皇子们待老师用餐完毕才能开动。老师地位尊崇，雍正帝命皇子们对总师傅张廷玉、鄂尔泰行拜见礼、作揖时，张、鄂二人只需“立受之”。乾隆帝时期，大臣蔡新任总师傅30余年，“诸皇子皆敬惮之”。
　　文章之师
　　教育之义，文化传承乃是重要目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典籍丰富，文章璀璨，曹丕虽有“文人相轻”之论，但真正的学者文士，必是相互学习交流，取长补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师说》便言，“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圣人犹有求学问道之时，何况普通人呢？
　　楚辞这一古老的文学形式，就饱含着师生情谊。汉代楚辞学家王逸曾记载：“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悯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认为宋玉为屈原弟子，为传承屈原的精神和文学而努力。对于后世而言，这种文学承传更是仰慕的对象，于是杜甫追慕宋玉之才，就有“风流儒雅亦吾师”的诗句，将宋玉也作为自己的私淑老师。
　　随着历史变迁，文学自觉的趋向日益明朗，为了表达自己的学术文化主张，学者文人也迫切地需要“抱团”结合，扩大影响，因此，“文章之师”的作用便日益凸显。“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本身就是“教师”身份，他利用自己在国子监任职的机会，传播自己的文学理念，同时也通过各种交流引荐，培养了众多继承和发扬自己事业的“韩门弟子”，著名者如李翱、张籍、皇甫湜、李贺、贾岛。李翱就曾在《祭吏部韩侍郎文》中，表达自己对韩愈的崇敬景仰：“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亦指出了韩愈教育事业对文化学术变革的重大影响。同时代的柳宗元，也同样重视教育对自己文章事业的意义，《柳子厚墓志铭》中便记载，柳宗元被贬官柳州后，“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者，皆有法度可观”。
　　师生的情谊代代相传，韩愈曾引荐学生张籍进士及第，后来又推荐他出任水部郎中、国子司业。而张籍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另一段师生佳话：诗人朱庆馀是张籍的后辈，考进士时，张籍恰好是主考官。于是朱庆馀向张籍写了一首诗《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将自己比作出嫁的新媳妇，不知自己水平到底如何，请张籍指点。张籍也答之以诗：“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典菱歌敌万金。”鼓励朱庆馀要对自己的才华有信心，不必担心考试。
　　宋代大文豪苏轼也以培养、奖掖学生而闻名。“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和张耒即是其弟子中的佼佼者。最先将他们的名字并提和加以宣传的就是苏轼本人，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自豪地表示，“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
　　文学史上，留下了众多关于创作的师生故事。著名的“一字师”典故，便是唐末诗人郑谷为僧人齐己将咏梅的“昨夜数枝开”改为“一枝开”之事，亦有元代无名老人为诗人萨天锡将“地湿厌闻天竺雨”改为“厌看天竺雨”之事，诗作者不论对方身份，都谦虚恭敬地拜对方为“一字师”，表达了对师者的尊重。
　　道德之师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归根到底，传授知识固然重要，塑造人格则更加可贵。毕竟，真正意义的传承，并不仅在于技能，而更多地在于精神。钱穆先生有言：“中国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既不全注重在知识传授与职业训练上，更不注重在服从法令与追随风气上，其所重者，乃在担任教育工作之师道上，乃在堪任师道之人品人格上。故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若要一人来传授一部经书，其人易得。若要一人来指导人为人之道，其人难求。”
　　《史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告诫孔子，真正的君子要能够和光同尘，在时势适合的情况下施展才华，在时势不利时就需要韬光养晦，要去掉自己身上的欲望、骄狂等不好的方面。于是孔子感叹“老子，其犹龙耶”，为自己所望尘莫及，便是仰慕老子的为人智慧。
　　孔门弟子也深受孔子道德人格的熏陶感染。师生之和睦与教化，最见于各言其志一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在老师面前，众弟子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畅谈理想，实现心灵与人格的相互交融与升华，正是这样的老师，才会令弟子们心悦诚服。在孔子逝世后，“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极尽哀思。
　　教师道德人格对学生的潜移默化，影响深远。《六祖坛经》记载：禅宗六祖慧能受教于五祖弘忍门下，在写下“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悟道诗句后，弘忍为了让慧能免于遭人嫉妒伤害，连夜送走弟子，并亲自持竿为其撑船渡河，以表达对弟子“再送一程”的诚挚爱护。明朝末期，名臣史可法年轻时生活贫苦，寄居寺庙读书，偶然遇到大臣左光斗夜巡，左光斗喜爱这名上进的年轻人，将其收为弟子，倍加提携。左光斗在与魏忠贤阉党的斗争中被陷害下狱，惨受折磨，史可法悄悄化装进入牢狱探望老师，却被老师痛骂，认为弟子不应该以身犯险，而应保住有用之躯做有益之事。后来，史可法作为明军统领保卫扬州，与清军作战，每当部下劝他多休息不必过于劳累时，他便会热泪盈眶地表示，自己绝不能辜负了老师的期望。
　　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教师节看望北京师范大学师生时，便满怀深情地讲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魂。”师道绵延，国家与民族的精神血脉便永不断绝。是以，师道传承，世道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