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逢今年建党百年大庆的日子。传承红色基因及众多的红色故事，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无疑是一件大事。全国文艺界都行动起来了，可以想象一定会出现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
　　想到此，不由我想起了1962年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改编《红岩》及参与演出的一些思想历程和经历。
　　我是课余参加复旦大学话剧团的，担任编剧。1962年长篇红色小说《红岩》出版，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成为全国广大青年最喜爱的读物。复旦大学全体学子也如痴如迷地阅读它，竟然有许多同学，包括话剧团的同学，强烈要求改编成话剧，以便由复旦大学话剧团演出，于是改编的任务就落在了我和于成鲲同学的身上。
　　我也曾反复阅读《红岩》，深感到它是一部震撼人心的革命斗争史，为我们当年年轻的一代描绘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红色历史图卷，塑造了一群永垂不朽的革命英雄形象。
　　作为改编者，我深知道，把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改编成话剧，不能仅仅看作艺术体裁的更换，而应该首先着眼于原作精神的发扬和人物形象的再创造。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不仅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艺术任务，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
　　在校党委和全体师生的大力支持下，我俩开始了这项与自己的水平和能力皆不可相称的工作。
　　长篇小说《红岩》的故事，发生在重庆市解放前夕。其主要情节是在被人称为“人间魔窟”的渣滓洞监狱里展开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关头，进行的一场极其尖锐和复杂的斗争。其激烈与艰难的程度，确实使我难以想象。在这里，英雄们的坚贞不屈和机智多谋使我深深敬佩，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和凶狠毒辣使我切齿痛恨。要想一下子把握这一斗争的全部意义，对我俩来说却非易事。如前所述，小说《红岩》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要把如此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生动的情节概括在一出剧作中，那是完全行不通的。为了比较充分地发挥原作精神，必须突出某些人物，舍弃某些人物，还必须根据话剧形式的特点，割弃一些十分精彩但不适合舞台表现的情节和场面，这是必要的挪动，我们想突出的主题思想：共产主义是正义而又不可战胜的事业，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与这一事业血肉相连的革命者来说，不论在任何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都必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而且善于斗争善于夺取胜利;在革命者面前没有打不倒的敌人。
　　在改编中，我俩首先着眼的是一系列英雄人物的塑造。如许云峰的洞察秋豪、勇毅干练;成岗在顽敌面前的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刘思扬在险恶境遇中的成长;华子良的忍辱负重;龙光华的钢筋铁骨……这是小说中的精华，也是改编成功与否的关键。在改编中，我俩尽力突出这些英雄人物的革命乐观精神，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斗争是简单的，相反在这些英雄人物面前是一伙最凶恶的敌人。这里有阴险毒辣的徐鹏飞，还有巧装伪扮的特务郑克昌、凶狠的朱介、狡诈的猩猩……他们为了挽救垂死的命运，威胁、利诱、绞杀、毒刑，无所不用其极，但这些都无法挽回局势，丝毫无损于革命者的凛然大节。顽敌不仅不能达到“消灭地下党”的目的，相反却在我们革命者面前遭到一系列的失败。而且正是在极端残酷的环境，更彰显了革命者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正是在这极端艰巨的斗争中，敌人的步步溃败，革命的节节胜利，才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英雄们敢干斗争、敢于胜利的优秀品质。所以，我觉得对敌人任何轻率和简单的处理，不仅违反历史的真实，而且会有损于英雄人物的塑造。同样，表现斗争的残酷和描写敌人的凶狠，这也是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更有力地再现英雄人物的革命气节。
　　从这样考虑出发，我俩把第一场戏安排在沙坪书店里，以此交代敌我双方的斗争形势。虽然看来场面小了，但却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之间的一次尖锐交锋，既表现了“红旗特务”郑克昌的阴谋活动和甫志高思想的危险迹象，更主要的是表现了许云峰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果断的气度。接着下一场就是甫志高的叛变和许云峰的被捕。敌人由于局部得逞而得意忘形;许云峰虽然被捕，却掩护和保全了地下党组织。于是便造成这样一种形势：在局部斗争中我们失利了，但在斗争的全局上却依然掌握着主动，强大的山城地下党的存在成为以后全部狱中斗争的有力后盾。这在第七场得到了呼应。第三场是本剧的第一个高潮，敌我正面冲突展开了，在这场主要是精神和智慧的搏斗中，敌人败下了第一个回合。在坚强的革命者面前，敌人感觉到自己的痴心妄图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顺利，接着就转用另一种手段即采用残酷的肉体折磨与从生活虐待到酷刑拷打，企图使革命者屈服，但革命者却充分利用了敌人的弱点，进行了绝食斗争，又一次压下了敌人的气焰。第五场刘思扬的假释放标志着敌人策略的又一次改变。在这场戏里，我俩把这位出身于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推上了矛盾的尖端，让他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内心斗争之后，终于凭着对党的无限信任，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打乱了敌人的如意算盘。其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解放军已近兵临山城，敌人极为慌乱，梦想毁掉整个山城。第七场地下党设巧计破坏了敌人的阴谋并活捉了敌特郑克昌，并与狱中同志联系，三声炮响狱中同志开始冲出渣滓洞。第八场是高潮，闻听三声炮响，狱中同志开始越狱，许云峰为了掩护大家，在众人越狱成功之后，他越狱已来不及，刘思扬为了保护许云峰不幸壮烈牺牲。此时狗急跳墙的徐鹏飞跳了出来，与许云峰的对手戏里，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许云峰大义凛然，对徐鹏飞说：“你们的前途已是一片黑暗，你即使亲手杀害了十个许云峰，也挽救不了你们灭亡的命运——历史已经判处了你们的死刑。”此时，旭日东升，红光映照着红岩上许云峰的高大身躯。
　　以上就是我和于成鲲改编《红岩》中的思想历程。剧本定稿后，剧团利用课余时间立马行动，整整排练了两个多月，然后在本校登辉堂（今相辉堂）演出。未料到竟会受到全校师生史无前例的欢迎。校长陈望道先生也亲自到场观看，称赞不绝，剧终还上台与演职员合影留念，并又说了许多勉励的话。《红岩》在校演出多场，还吸引了市内文艺界众多知名人士来校观摩，既有上戏院长熊佛西、人艺院长黄佐临、文化局副局长吕复、戏剧处处长冯少白、剧协秘书长钱英郁等，又有著名作家叶以群、著名作曲家朱践耳以及上影剧团的几位著名演员。大家一再称赞说改编得好、演得好，建议到市内公演，并安排在1963年春节在上海艺术剧场（即兰心戏院）公演。春节期间下午和晚上的演出已被上海青年话剧团占据，只能安排在农历初一初二初三上午演出，我们想这三日正是家家户户走亲访友的时间，不会有几个欢众来看戏，想不到这三日上午竟然场场爆满，门外还有许多观众要看，戏场只能加座满足一些观众的要求，三场演完，欲罢不能，因上海艺术剧场只有几百个座位，于是便移师到四川北路邮电局剧场演出，此剧场有一千五百个座位，整整演了十四天，仍是一票难求。无奈当时寒假只有两周，已到了开学的时候，各系同学都要上课，演出只得作罢。
　　在邮电局剧场演出时竟然惊动了市领导和华东区领导也来观看，华东区书记魏文伯也来观摩，除了夸赞外，他还说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剧中演员演的戴手铐和脚镣的同志起路不对，应该这么走才对。这无疑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堂课，以后演出，这些演员就改正过来了。这里还要补充一件重要的事情，即巴金先生通过电视直播，也看了《红岩》的演出。1963年前后巴金先生社会活动很多，再加上创作，很少到剧场看戏。但巴金先生热爱话剧，凡有话剧直播演出，他总要观看，此前数月，他先后看过《雨花台下》《甘蔗田》《天京风雨》《最后一幕》《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等。但从没有对这些专业剧团演出的戏有一句置评。单单在1963年2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在家里看电视节目复旦大学学生演出的话剧《红岩》，觉得有几场戏改编得不错。两个主角也还可以，并不比青岛市话剧团的差。”（巴金日记，大象出版社2004版）能够得到巴老如此的夸赞，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此后，八场话剧改编本《红岩》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并印成精装本参加了日本举办的书展。我想此劇如果能在建党百年之际再度上演，当是不错的选择。当然这不过是我的一种奢望。
　　（本文剧照由杨香女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