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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格局正在经历复杂深刻的变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得益于“16+1”合作机制的创新发展，中国—中东欧次区域合作进展快速，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发现了存在于机制内部与外部的不同的挑战与风险。理性分析这些挑战与风险，有利于正确把握当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机制发展状况，进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进一步完善双边合作机制，推动中国—中东欧关系的全面发展。
（一）合作机制自身缺陷
第一，不对性问题。机制的不对称性是由于种种差异所造成的。首先是中东欧16国的内在差异性大且异质性高。内在差异性不仅表现在地理上的差异，临海国与内陆国，人口和领土面积更不相同;也不仅表现在经济程度上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不齐，市场化程度也差别较大;更表现在身份上的不同。这种高度的差异性和异质性，不利于中东欧各国以一个统一的整体对外发声，这给中国—中东欧这种“二元”对话结构增加了交流成本，使得双方外交层面呈现出一种不对称性。
第二，组织与协调能力不足。中国—中东欧“16+1”合作机制仍延续我国区域合作的传统，即以欧盟为蓝本，缺乏对机制建立模式的有效深入研究和理论支撑。目前，由于“16+1”合作机制的组织形式比较松散，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主要依靠相对灵活的运行机制，并且主要解决的是具体的问题。这种方式，缺乏对双方行为的有效约束，也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尽管16国与中国确立了合作关系，但是该机制却并不像欧盟那样具备固定的办公地点和常驻管理机制，现阶段缺乏能够起到有效约束作用的法律性文件和条约。当出现纠纷时无可依据的有效文件或条约，也无应急预警机制。这些约束性文件的缺失，将直接导致在重大危机来临时，各成员国难以有凝聚团结的意识共度难关，反而可能会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来处理问题。
第三，机制稳定性不够。中东欧市场风险较大，政局更迭频繁，遗留了大量的历史民族问题，街头政治时有发生。可以说，中东欧地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试水区，但是该地区却存在着众多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中东欧各国的多党议会制尚处于不成熟阶段，这势必影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也加剧了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高期待与慢成效的落差感。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国家的民主政治虚有其表，腐败盛行，灰色经济泛滥，贸易规则不透明，市场准入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还有东南欧部分国家因历史遗留问题存在的少数民族矛盾，使中东欧成为一个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次区域，这些都给中国的投资带来不小的风险。
第四，机制有效性不足。在对中东欧各国同中国的双边合作关系发展程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东欧大部分国家都是迫于欧盟资金链断裂而有求于中国资本，对于中国的需求大多是暂时性的，一旦欧债危机解除，可能会迅速回归依附于欧盟的状态，由此可以看出“16+1”合作的功能结构略显单薄，某种程度上来说中东欧国家只愿意谈经济而不愿意谈政治，这一现象的实质是由于中东欧国家普遍存在求稳定意愿与中国求发展的目标的脱节。因此，中国与中东欧16国的合作深度还有待挖掘，尤其需要在机制上进行延伸，不能仅限于经贸等低敏感领域，否则机制运行的有效性不能得到保证。
归根到底，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是具有历史性的开创举措，它并无可供参考的蓝本和经验。中国方面也好，中东欧16国方面也好，都需要在市场下不断地相互适应和磨合，尽管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失败案例，但也凸显了该合作机制需要不断完善的部分。
（二）其他利益关系的压力
首先是来自欧盟对中国—中东欧次区域合作的担心与怀疑。一方面，欧盟机构及主要成员国并不乐见中东欧国家在对外关系中的独立性。欧盟成员国与入盟候選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及次区域身份的构建，在欧盟看来意味着联盟向心力的下降。中国与匈牙利关系的改善，适逢欧尔班政府与欧盟关系紧张之时，这就难免使欧盟认为恰恰是来自中国的资金和政治支持使匈牙利敢于采取与欧盟对抗的政治姿态。[1]虽然中国的外交努力不太可能在欧盟内部造成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新老欧洲围绕“挺美”、反美公开分裂的一幕，但还是有言论担心中国对欧盟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2]此外，中东欧国家以同社会主义中国的传统友谊为依托而开展密切合作，这让在对外关系中标榜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优越性的欧盟心怀疑虑。另一方面，欧盟也担忧中国在欧洲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上升。有欧洲学者认为：中国推动与中东欧的次区域合作“是从欧洲柔软的下腹部下手”，欲将一些小国发展成为“中国游说者”。中国可能会依靠中东欧国家，乃至塞浦路斯、马耳他和希腊等国，在欧盟内部扶植、收买友华派，必要时阻止欧盟通过不利于中国的议案。[3]这被视为对欧盟统一外交和安全政策构成挑战，将削弱欧盟对华谈判地位及施压能力。此外，中国在中东欧经济利益的扩展也可能与西欧在当地的利益构成竞争关系。
其次，由于中东欧16国所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发展上的特殊性，作为北约领导者的美国一直对区域内的军事以及政治给予高度的重视，并牢牢把握他们的发展方向，不断对他们施加影响。虽然美国官方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16+1”合作，但是美国对中东欧地区的密切关注以及自乌克兰危机后更加加强的军事与政治控制，必然会对中国—中东欧国家深入合作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4]
最后，深厚的历史因素的影响以及当前国家发展利益的支配，使得俄罗斯对于中东欧地区的关注力度不断加大。新时代条件下，俄罗斯利用“能源外交”的重要手段，不断对中东欧地区的发展产生影响。但是，随着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不断加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在中东欧国家中的交往与合作，使得俄罗斯国家内部对中国的行为产生了担忧与怀疑。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不可能绕开俄罗斯进行，因此，正确处理好三方之间的关系，才能进一步推进“16+1”合作的深入发展。
【注 释】
[1] Dariusz Kalan.China in Hungary’s Foreign Policy[R].The 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Bulletin No.63， June 29， 2012.
[2] Stefanie Bolzen， Johnny Erling.Divide， Conquer， Aim East：China Has A Sharp New European Trade Strategy[EB/OL].Worldcrunch，November 11， 2012. https：//www.worldcrunch.com/world-affairs/divide-conquer-aim-east-chinahas-a-sharp-new-european-trade-strategy.
[3] Fran9ois Godement， Jonas Parello-Plesner with Alice Richard.The Scramble for Europe[R].ECFR Policy Brief， No.37， July 2011.
[4] Karl-Heinz Kamp，“The Agenda of the NATOSummit in Warsaw”，in Seurity Policy Working Paper，No.9，2015.
作者简介：史海燕（1994——）性别：女，民族：汉，籍贯：河南省洛阳市。职务/职称：无，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单位：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四川省成都市。
（一）合作机制自身缺陷
第一，不对性问题。机制的不对称性是由于种种差异所造成的。首先是中东欧16国的内在差异性大且异质性高。内在差异性不仅表现在地理上的差异，临海国与内陆国，人口和领土面积更不相同;也不仅表现在经济程度上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不齐，市场化程度也差别较大;更表现在身份上的不同。这种高度的差异性和异质性，不利于中东欧各国以一个统一的整体对外发声，这给中国—中东欧这种“二元”对话结构增加了交流成本，使得双方外交层面呈现出一种不对称性。
第二，组织与协调能力不足。中国—中东欧“16+1”合作机制仍延续我国区域合作的传统，即以欧盟为蓝本，缺乏对机制建立模式的有效深入研究和理论支撑。目前，由于“16+1”合作机制的组织形式比较松散，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主要依靠相对灵活的运行机制，并且主要解决的是具体的问题。这种方式，缺乏对双方行为的有效约束，也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尽管16国与中国确立了合作关系，但是该机制却并不像欧盟那样具备固定的办公地点和常驻管理机制，现阶段缺乏能够起到有效约束作用的法律性文件和条约。当出现纠纷时无可依据的有效文件或条约，也无应急预警机制。这些约束性文件的缺失，将直接导致在重大危机来临时，各成员国难以有凝聚团结的意识共度难关，反而可能会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来处理问题。
第三，机制稳定性不够。中东欧市场风险较大，政局更迭频繁，遗留了大量的历史民族问题，街头政治时有发生。可以说，中东欧地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试水区，但是该地区却存在着众多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中东欧各国的多党议会制尚处于不成熟阶段，这势必影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也加剧了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高期待与慢成效的落差感。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国家的民主政治虚有其表，腐败盛行，灰色经济泛滥，贸易规则不透明，市场准入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还有东南欧部分国家因历史遗留问题存在的少数民族矛盾，使中东欧成为一个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次区域，这些都给中国的投资带来不小的风险。
第四，机制有效性不足。在对中东欧各国同中国的双边合作关系发展程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东欧大部分国家都是迫于欧盟资金链断裂而有求于中国资本，对于中国的需求大多是暂时性的，一旦欧债危机解除，可能会迅速回归依附于欧盟的状态，由此可以看出“16+1”合作的功能结构略显单薄，某种程度上来说中东欧国家只愿意谈经济而不愿意谈政治，这一现象的实质是由于中东欧国家普遍存在求稳定意愿与中国求发展的目标的脱节。因此，中国与中东欧16国的合作深度还有待挖掘，尤其需要在机制上进行延伸，不能仅限于经贸等低敏感领域，否则机制运行的有效性不能得到保证。
归根到底，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是具有历史性的开创举措，它并无可供参考的蓝本和经验。中国方面也好，中东欧16国方面也好，都需要在市场下不断地相互适应和磨合，尽管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失败案例，但也凸显了该合作机制需要不断完善的部分。
（二）其他利益关系的压力
首先是来自欧盟对中国—中东欧次区域合作的担心与怀疑。一方面，欧盟机构及主要成员国并不乐见中东欧国家在对外关系中的独立性。欧盟成员国与入盟候選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及次区域身份的构建，在欧盟看来意味着联盟向心力的下降。中国与匈牙利关系的改善，适逢欧尔班政府与欧盟关系紧张之时，这就难免使欧盟认为恰恰是来自中国的资金和政治支持使匈牙利敢于采取与欧盟对抗的政治姿态。[1]虽然中国的外交努力不太可能在欧盟内部造成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新老欧洲围绕“挺美”、反美公开分裂的一幕，但还是有言论担心中国对欧盟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2]此外，中东欧国家以同社会主义中国的传统友谊为依托而开展密切合作，这让在对外关系中标榜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优越性的欧盟心怀疑虑。另一方面，欧盟也担忧中国在欧洲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上升。有欧洲学者认为：中国推动与中东欧的次区域合作“是从欧洲柔软的下腹部下手”，欲将一些小国发展成为“中国游说者”。中国可能会依靠中东欧国家，乃至塞浦路斯、马耳他和希腊等国，在欧盟内部扶植、收买友华派，必要时阻止欧盟通过不利于中国的议案。[3]这被视为对欧盟统一外交和安全政策构成挑战，将削弱欧盟对华谈判地位及施压能力。此外，中国在中东欧经济利益的扩展也可能与西欧在当地的利益构成竞争关系。
其次，由于中东欧16国所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发展上的特殊性，作为北约领导者的美国一直对区域内的军事以及政治给予高度的重视，并牢牢把握他们的发展方向，不断对他们施加影响。虽然美国官方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16+1”合作，但是美国对中东欧地区的密切关注以及自乌克兰危机后更加加强的军事与政治控制，必然会对中国—中东欧国家深入合作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4]
最后，深厚的历史因素的影响以及当前国家发展利益的支配，使得俄罗斯对于中东欧地区的关注力度不断加大。新时代条件下，俄罗斯利用“能源外交”的重要手段，不断对中东欧地区的发展产生影响。但是，随着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不断加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在中东欧国家中的交往与合作，使得俄罗斯国家内部对中国的行为产生了担忧与怀疑。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不可能绕开俄罗斯进行，因此，正确处理好三方之间的关系，才能进一步推进“16+1”合作的深入发展。
【注 释】
[1] Dariusz Kalan.China in Hungary’s Foreign Policy[R].The 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Bulletin No.63， June 29， 2012.
[2] Stefanie Bolzen， Johnny Erling.Divide， Conquer， Aim East：China Has A Sharp New European Trade Strategy[EB/OL].Worldcrunch，November 11， 2012. https：//www.worldcrunch.com/world-affairs/divide-conquer-aim-east-chinahas-a-sharp-new-european-trade-strategy.
[3] Fran9ois Godement， Jonas Parello-Plesner with Alice Richard.The Scramble for Europe[R].ECFR Policy Brief， No.37， July 2011.
[4] Karl-Heinz Kamp，“The Agenda of the NATOSummit in Warsaw”，in Seurity Policy Working Paper，No.9，2015.
作者简介：史海燕（1994——）性别：女，民族：汉，籍贯：河南省洛阳市。职务/职称：无，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单位：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四川省成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