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至1862年，马克思、恩格斯共撰写过约28篇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马恩之所以集中在这一段时间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是因为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欧洲列强继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再度将目光对准中国。这些文章采用通讯报道的形式，围绕着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原因、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两次鸦片战争、中英贸易史、中美关系、沙皇俄国对中国侵略、早期中俄贸易史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等方面展开，贯穿其中的一条思想主线是：揭露西方殖民主义的强盗面目，谴责鸦片战争的侵略性质，分析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是马克思专论中国问题的第一篇文章。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定都天京，建立政权，强烈地震动了英国和整个欧洲。旅居伦敦、深切关注中国革命的马克思，遂于5月20日写了题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文章，并于6月14日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这篇政论富有远见卓识、剖理精當周密。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阐释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和对西方革命的影响。文章开宗明义、匠心独运地申明自己是运用黑格尔对立统一的方法论来观察和分析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当然，马克思没有照搬这位“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的哲学家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而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并将它改造成为唯物主义方法论，且贯串文章始终。如分析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起因时，既分析了革命产生的国内原因，又不忽视外因（英国的大炮和鸦片），实质上指出了外因通过内因起了引发和推动的作用；分析政治问题时，根据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通过剖析经济状况，揭示出政治层面种种现象的实质；分析中英两国政府关系时，马克思指出，作为掠夺者与被惊夺者、侵略者与被侵略者而言，二者是对立的，但经济上却彼此又息息相关。尤其在对待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出于各自的阶级利益，二者可能相互勾结起来、狼狈为奸，共同与太平天国为敌。马克思的这篇政论，把对立统一客观规律和阶级斗争学说运用娴熟，实现阶级分析与历史分析的高度结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经典篇章。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热情歌颂，而对它的“宗教的”、“王朝的”形式也没有丝毫掩饰，而是加以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1862年6月，马克思在《中国纪事》的开头就说：“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的色彩，”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实质归结为“完全空洞的”，认为太平天国是“停滞的社会生活之产物”。并且，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到底会对欧洲革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对经济危机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并没有做出更深一层的理论探索与总结。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后来发生了根本蜕变，更主要的是，当太平天国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正在欧洲进行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探讨与研究，正构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是从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层面上来看待太平天国运动的。当然，不管对太平天国运动研究的目的如何，我们都不能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宏观性历史叙事模式所渗透的理性力量，不能否认这些论述对太平天国运动包括中国革命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以及对今天学术研究和探讨的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