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自述诗》写道:“家在严陵滩下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月花似锦,来往春江有钓船。”诗后自注云:“家在富春江上,西去桐庐则严子陵钓台也。”1932年他在故乡避难时,曾往钓台一游,并写下了散文《钓台的春昼》。
　　钓台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旅游胜地,交通便利,不用像郁达夫那时先坐火轮再坐帆船了。从富阳驱车,一个小时就可到达桐庐县的富春江镇。此地又名七里垅,从渡口乘船,溯水而上,两侧山峰峭拔,水流急湍,即是小三峡。小三峡的中段称为子陵峡。只见江峡岸上、悬崖脚下,山林掩映中有亭台牌楼,粉墙黛瓦。“严子陵钓台、天下第一观”,十个大字赫然题于壁上。船靠岸后,拾级而上,有严先生祠、客星亭等处可游。诗文碑园是近年新添的景观,一百余方诗碑在山坡上蜿蜒散布,书法良莠不齐,好诗甚少,大多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一类的陈词滥调。错落其间还立着二十来尊历史名人的石像,更是粗劣无可取者。
　　当今国中很多风景名胜之地,都新加了种种假古董的制作,殊不知这是对自然美和历史美的多么可怕的亵渎。譬如诗碑,立一些是可以的,但必须有好诗、好书法、好镌刻者,并且置处相宜,才可以增添景观的韵味,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我每看到那些假古董置之于名胜古迹之中,总感觉极不舒服,仿佛看见一幅名人字画被粗俗之人涂抹了,又仿佛看见一个古时的窈窕淑女遭到了现代流氓的猥亵。然而,时尚化、流俗化、市侩化的东西正在像洪水一样在各种领域泛滥,似乎谁都无可奈何,只好喟然一叹而已。
　　穿过那个诗文碑园再往上攀登,就到了东台和西台。东台是严光隐居垂钓处,西台有南宋谢翱哭悼文天祥的遗址。当年郁达夫也曾经爬上了东西两台,他觉得那种景致“足以代表东方民族的颓废荒凉的美”。此君的审美感觉果然是很独特的。他游览钓台,没有写一句歌颂严光的诗,却写了一首似乎与钓台毫不相干的七律:“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不知道评论家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解释,我读着总觉得其中的情味是极沉痛的。郁达夫秉性既嗜酒,又多情,没有累美人却反为美人所累,没有鞭名马却被名马所弃,颠沛一生,最后被日本宪兵所害。“劫数东南天作孽”这句诗,原意应不是指个人命运的,而是为国事而痛忿,不幸竟成了他自己丧生于东南方的苏门答腊的预言。
　　认真说来,严光拒绝了光武帝的召命,不事王侯,隐居钓台,流传虚名,却对社会无所贡献,这有什么值得歌颂呢?范仲淹所说的“使贪夫廉、懦夫立,大有功于名教”,实在是推崇过分了。台湾一位诗人写道:“只因光武恩波晚,岂是严君恋钓台!”不是严光甘愿隐居,而是皇帝的恩召姗姗来迟之故,这种分析也许是对的。
　　相比之下,郁达夫的牺牲倒是值得纪念的。但我伫立于西台,举目四望,却怎么也感觉不出“东方民族的颓废荒凉的美”来。令人难以推想,郁达夫当年在钓台怎么会生出“生怕情多累美人”这样的意象来呢?怎么会有“劫数东南天作孽”这样的预示自身悲惨结局的诗句呢?也许,诗不属于诗人自己,诗属于神灵,写诗是鬼使神差的。
　　富春江的山水风光的自然本质的确是幽胜魅人的。然而,在每个不同时代,山水风光似乎有着不同的意味。严子陵时代,山水的意义在于清高隐居。谢翱时代,山水的意义在于为殉国忠臣哭泣。郁达夫时代,山水中有诗的神灵,可以生发诗人奇异的意象。
　　 (选自《山西文学》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