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话纂要》韵母系统的构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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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初刊于1716年的《唐话纂要》被认为是日本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汉语教科书,书中使用日语片假名给汉字标注了读音,反映了当时的汉语实际口语音。这些标音对于汉语语音史的研究颇有意义。综合日语和汉语的语音特点及日本人对汉语语音的感知特点,详细讨论构拟相关韵母的理据和具体过程,并归纳《唐话纂要》的韵母系统。这一工作有助于加深对明清官话语音的认识。
  关键词:《唐话纂要》;韵母;唐音;构拟
  一、引言
  《唐话纂要》(下文简称《纂要》)由日本江户时代唐话学泰斗冈岛冠山编写,初刊于享保元年(1716)。该书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汉语“俗语(即口语)”,被日本著名汉语研究学者六角恒广先生认为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汉语教科书[1](P182)。该书在日本江户时代流行甚广,对后世日本汉语教材的编写影响深远。《纂要》使用日语片假名给汉字标注了“唐音”,即当时的汉语实际口语音。这些标音对于汉语语音史、对于明清官话语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纂要》这一重要的域外汉语文献,国内外学者积极尝试对音研究,构拟其声母、韵母系统,探讨其音系特点和性质。学者们已注意到该书具有汉语官话和吴语双方面的音韵特点,其标音还体现了编者冈岛冠山日语母语(即长崎方言)的语音特点。而《纂要》的唐音到底是何种汉语(方言)?目前学界有“杭州音说”“南京音与浙江音杂糅说”“江南地区共通语说”“南方官话说”“吴式官音说”等几种观点,尚未达成一致。
  对该书韵母系统的构拟,前人有的语焉不详,有的存在失误。林武实根据《纂要》第六卷的唐音归纳出了该书的韵母系统[2],但并未交代构拟的具体过程。谢育新将片假名直接转写成韵母,然后总结出韵母表,其韵母表存在长短音的区别,以及iui、ueu这样的韵母[3]。杨春宇转写出的韵母也有长短音的对立[4]。陈辉虽未直接给出该书的韵母表,但涉及了其中一些韵母的构拟问题[5]。李宁给出了该书的韵母表[6],但并未详细说明韵母系统构拟的相关过程和理据。
  有鉴于此,本文综合日、汉语的语音特点及日本人对汉语语音的感知特点,归纳总结《纂要》的韵母系统,并举例说明构拟相关韵母的理据和具体过程。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用《唐话纂要》来自六角恒広编著的『中国語教本類集成·補集·江戸時代唐話篇』[7]。该丛书只收录了《唐话纂要》的卷一至五,未收录后来出版的卷六(卷六标音增加了平上去入声调,其注音与卷一至五并无明显差异)。本文从之,不论卷六。
  二、《纂要》韵母读音与中古音的对照
  从语言系属上来说,日语和汉语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从文字表记上来看,日语假名属于音节文字,非音素文字,一个假名即是一个完整的音节。日语发音本身并没有汉语声母、韵母的范畴。我们所说的某字的韵母是什么,实际上是对该字的假名读音进行对音转写后划分出来的。例如:大ダア、(101)①发音为da:,那么其声母为d,韵母为a:;再如:带タイ(7)发音为tai,那么其声母为t,韵母为ai。根据这一操作思路,参照汉语中古音的韵母框架,我们可以列出《纂要》韵母与中古音的对照表,具体如表1所示:
  三、《纂要》相关韵母的构拟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根据表1读音归纳整理出《纂要》的韵母系统,那么所得出的结果与其说是汉语的,还不如说是日语的。这样的韵母系统将存在长短音的对立,不区分前后鼻音,并且只有5种元音。可以说,没有哪一种汉语方言会有这样奇怪的韵母系统,因为它只是片假名的直接转写,并没有什么汉语的特点。实际上,如果参照汉语中古音的框架,结合汉、日语语音系统的差异以及日本人对汉语语音的感知特点,仔细分析各字的标音,我们可以进行更为合理、精确的韵母构拟。下面,我们分别予以举例说明。
  (一)假名标音的音节数与入声韵的存在
  中古的阴声韵字,《纂要》均使用两个或三个假名进行标音。中古的入声韵字,《纂要》中绝大多数仅使用一个假名进行标音,也有少数使用了两个假名的。而使用两个假名来标音的中古入声字,其标音均为スツ组开头,这是日本人使用假名标写汉语s、ts类音的无奈之举。从标音来看,入声字与阴声韵字存在明显的音节长短的对立。下面,我们就举例说明,具体如表2所示(表2所列字在《纂要》中均只有一种标音):
  如果依据表2中的相互对立的例字,得出“《纂要》所据汉语中存在类似日语的长短音的差别”的结论,显然是不够明智的。结合汉语的实际,其中的入声字使用一到两个假名标音,乃是为了体现与阴声韵不同的发音短促的特点。从标音上看,入声字没有-p、-t、-k等韵尾,应该理解为喉塞尾才适当。有鉴于此,我们在拟音时,对阴声韵字不加长音符号,而对入声韵字加喉塞尾?。
  (二)撮口呼的存在
  日本人学习外语有一个习惯,就是常常使用假名模拟外语的发音。在日本人编写的现代汉语入门书,如西東社『CDで覚えるやさしい中国語会話入門』(1998)、日東書院『現代中国語会話辞典』(2002)、白水社『ことたび 中国語』(2002)、実務教育出版社『日常会話の中国語単語2000』(2003)、光文社『まんが中国語入門』(2009)等中,常常可以看到汉字上方标有假名读音。现代汉语有撮口呼[y],如“于雨鱼”等字,日本人往往标为ユイiu-i,以体现其撮口的特点。
  现代汉语各方言(尤其是官话方言)的撮口呼,主要来自中古的(官话方言除非组、庄知章组外)遇摄合口三等、山摄合口三四等、臻摄合口三等,有的还包括通摄合口三等。考察《纂要》中这些音韵地位的字,遇摄合口三等,基本都标为iui(如:魚イユイ,居キユイ)①;山摄合口三四等,阳声韵一般标为(i)e?(非零声母,如:“選スヱン,拳キヱン/ギヱン”)或(i)eiu?(零声母,如:“原ヱユン,緣ヱユン”),入声韵一般标为(i)e(如:缺キヱ,雪スヱ);臻摄合口三等见系,阳声韵一般標为iu?(如:軍キユン,雲イユン),入声韵一般标为(i)e(如:屈キヱ,橘キヱ)。其中,标为iui、(i)eiu?的,理解成汉语的撮口呼是最为允当的,即y、ye?。这种标音方法与日本人对现代汉语撮口呼的标音是完全一致的。这两类标音同时也证明了《纂要》的韵母系统中是存在撮口呼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对于那些标为(i)e?、(i)e的字,是否也应该理解为撮口呼(即ye?、ye)呢?还是照其字面显示的那样,单纯地理解为(i)e?、(i)e呢?有没有哪种汉语方言,其遇摄合口三等字读撮口、山摄合口三四等零声母字读撮口、臻摄合口三等字也读撮口,而偏偏其余山摄合口三四等字不读撮口的呢?就汉语,尤其是官话方言和吴语来讲,考虑到汉语音韵体系的传承性、规律性和严整性,这无疑是很难成立的。试看下面三个字的标音:
  絹キユンki-iu-?(1)/キヱンki-e-?(4)①
  眷キユンki-iu-?(1)/キヱンki-e-?(1)
  決キユki-iu(2)/キヱki-e(7)
  以上三个字在《纂要》中均有两种读音。这三个字在中古音中皆为三四等合口,今音(普通话、绝大多数官话方言)都读撮口呼。考虑到ユ假名和ヱ假名在字形上有些近似,这些字存在不同标音似乎可以理解为误写、误标或者误刻。但笔者认为,这三个字存在异读更大的可能性是由于日本人对汉语撮口呼感知的不稳定性而造成的,即感知强烈时就标为带有撮口色彩的キユンki-iu-?,感知较弱时就标为没有撮口色彩的キヱンki-e-?。
  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山摄合口三四等零声母字(如“原緣”)读撮口、臻摄合口三等字也读撮口(如“軍雲”),而偏偏其余山摄合口三四等字不读撮口呢?这并非是由于《纂要》所依据的汉语原音山摄合口三四等非零声母字不读撮口,而是《纂要》的标音特点或标音习惯所致。《纂要》的一个标音特点是,标音所用的假名不超过三个。“原緣園猿”等字都标为ヱユンe-iu-?,使用了三个假名,是零声母,理解成撮口呼是最合适的。对于臻摄合口三等字,如“軍”(假设其汉语原音为ky?),标为キユン(6)ki-iu-?,使用三个假名足够模拟其音。而对于山摄合口三等的“眷絹”等字(假设其汉语原音为ky?n),如果要准确模拟其撮口呼,则需要使用キユヱンki-iu-e-?四个假名。但这样显然不符合《纂要》标音的惯例,因此,只能“被迫”使用三个假名,标为キヱン或キユン了。
  实际上,从汉语共同语官话音韵文献来看,撮口呼至晚于明初《洪武正韵》就已正式形成。因此,18世纪初的《唐话纂要》中存在撮口呼,并非一件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10]。
  (三)以ス、ツ等开头的标音与合口呼问题
  汉语有s、ts声母,而日语只有サsa、スsu、ソso②可以对应汉语的s声母,对应ts的只有一个ツtsu。假名是音节文字,每个假名都带有元音(拨音除外)。如果要给汉语的森s?n或僧s??标音,应该怎么办呢?在现代日本人编写的汉语入门书中,s?n被标为セン,s??被标为ソン。s?n标为セン,是因为现代日语的セ读se。而《纂要》的セ是江户时代长崎方言音,读?e。因此,《纂要》不能用セ来标s的音,就只能使用ス加ヱ的组合来标注了。
  在《纂要》中,“僧”标为スヱン(3),如果逐个假名来转写,其读音为su-e-?。“碎”字标为スイ(3),如果逐个假名转写,其读音为su-i。“碎”字在中古音和现代很多方言中都读合口,读为su-i可以理解。但“僧”字在古今汉语中都读开口,如果读成su-e-?就很难成立了。看来,“僧”标为スヱン应该是日语假名标音的无奈之举。再如,《纂要》中“愁”字标为ヅヱ?ウ(4)/ツヱ?ウ(2),如果逐个假名转写,读音为dzu-e-u/tsu-e-u。“愁”字古今汉语基本都读开口,读为合口在汉语是难以成立的。“催”字标为ツイ(2),逐个假名转写为tsu-i则可以理解,否则它的读音将为tsi。
  这样,我们对ス、ツ等开头的标音,就必须采取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保留u元音;一种是忽略u元音。而区别对待的标准只能是依据汉语(官话或吴语)的实际。哪一个字要保留u元音,哪一个字要忽略u元音,必须结合该字的古今读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四)特殊假名与??韵母的存在
  在《纂要》中,有些字的标音使用了特殊假名符号,这些特殊假名在一般日语表记中并不使用。如:得テ(89)/(1);客ケ(9)/ケ?(11);没モ(3)/(73);生スヱン(29)/ヱン(62);更ケン(14)/ケ?ン(4);門モン(1)/ン(19);等。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右上角特殊符号标音的字基本上都是曾、梗、臻三摄开口一二等的字,既有入声韵,也有阳声韵。少数字只有带特殊符号的标音,多数字除了带特殊符号的标音,还有另外一种不带特殊符号的标音。显然,标音中加入特殊符号,是为了体现日语假名无法准确标音的汉语特殊读音。而这个日语没有、汉语有的读音,从其近于日语e元音的特点,及其所属音韵地位来看,最大的可能性是?。
  這样,等右上角带有小圈的特殊假名符号就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纂要》韵母系统中的曾、梗、臻三摄的一二等字,其主元音很可能都是[?]。有的曾、梗、臻三摄的一二等字,其标音中没有特殊符号,如“庚耕等刻則特”等字。这些字虽然只是单纯使用日语エ段音来标音、没有使用特殊符号,但这很可能只是基于标音者的惰性和不规范性,就像他偶尔把帮滂並字标成ハ行音一样。
  因此,我们将《纂要》曾、梗、臻三摄的一二等开口字拟音为??(阳声韵)/??(入声韵),而不是照假名字面转写成e?或e?。
  (五)其他相关韵母的构拟
  由于日语假名无法模拟汉语的[ti][tu][di][du]等音,也只能采用变通的方式来标写。如日本人编写的现代汉语入门书,就将汉语的ti、tu、ting三个韵母分别标为ティー/トゥー/ティン。在《纂要》中,“體”字标为テイ(15);“土”字标为トウ(7);“聽”字标为テイン(2)。《纂要》和日本人编写的现代汉语入门书的标音几乎完全相同。如果我们照着假名依次进行转写,那就会出现tei、tei?这一类奇怪的读音。因此,对于體テイ、土トウ、聽テイン这一类的字,我们分别构拟为ti、tu、ting。换句话说,它们的韵母分别是i、u、i?。   止摄精庄知章组开口三等字,除极个别字(試池遲知致)外,在《纂要》中均使用日语ウ段长音来标音。如:紙ツウ(13),至ツウ(9),紫ツウ(8),此ツウ(28),死スウ(17),使スウ(17),恥ツウ(1)。不过,它们的韵母并不能理解为u,而应理解为舌尖前音?。日本人编写的现代汉语入门书,即是将汉语的zi、ci、si标为ツウ/スウ。
  止摄日母开口的“兒而二耳”等字均标为或ルー或ル、或ルウ,即ラ行ウ段长音。但是,它们的发音不应按照假名字面的发音理解为lu,而应理解为类似现代汉语普通话er那样的卷舌韵母er。实际上,日本人编写的现代汉语入门书,也是将普通话的er韵母标为ル或者アル的。
  四、《纂要》韵母表的构拟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构拟出《唐話纂要》的韵母表,具体如表3所示:
  五、结语
  总之,三百年前的《唐话纂要》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汉语“俗语”,并使用片假名给当时的汉语口语标注了读音。在新的表音文字系统(如西洋罗马字)尚未普及于日本之前,这是日本人学习、记录汉语发音的无奈之举。我们认为,片假名可以表音,是用来记录日语的文字符号,却并不适合汉语语音系统。由于汉语的语音系统相对日语来说要复杂一些,试图依据片假名标音来极其完整、精确地构拟当时的汉语发音,从理论上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对于《纂要》这一内部自成体系的语音系统而言,研究者仍然可以综合运用日、汉语的相关理论知识来尽可能地构拟出它的语音系统,尽可能地再现当时传入日本的汉语发音面貌,为相关学科领域的深入探讨提供材料。本文即是在这方面的一次尝试。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水平所限,本文仅在某些方面初步论证了《唐话纂要》韵母系统构拟的细节和理据,而在某些方面尚未思考成熟。这些尚难确定的方面包括但不限于:《唐话纂要》中エ段假名元音部分的音值是否也如ヱ假名一样带有i的色彩,说带有i色彩的e元音的日本人如何感知汉语中的e元音;o和uo两个韵母应该分立还是合并,理据若何;该书韵母系统有多大程度的吴语色彩;“非飞悲眉”等字的韵母是否一致。这些问题涉及到中日双方历史语言学研究的进展,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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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杨春宇.社会语言学视点下的清代汉语与其他言语的对音研究——以日本近世唐音资料·满语资料·罗马字资料为中心[M].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陈辉.从泰西、海东文献看明清官话之嬗变——以语音为中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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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李宁.《唐话纂要》唐音同字异读及其日本特色[J].东北亚外语研究,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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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万献初.撮口呼形成、发展与应用的历时进程[J].励耘学刊(语言卷),2011,(1).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 System of Tōwasanyō(《唐话纂要》)
  Li N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hzhou 510610, China)
  Abstract:The book Tōwasanyō(《唐话纂要》),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716, is regarded as the first Chinese textbook in Japan’s history. The writer gives a Tōon to each Chinese character using Japanese Katakana, which reflects the real speech pronunciation of the Chinese at that time. These Tōon makes a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Through the feature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phonology and the perception of Japanese people to Chinese, this paper sums up the final system of Tōwasanyō(《唐话纂要》), and gives several examples to talk about the reasons and process of the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Tōwasanyō(《唐话纂要》);final;Japanese Tōon;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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