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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考，我更多的是一种感慨，不管逆境顺境，每个人都要保持一个向上的心态，努力并不一定保证成功，但是机会来了，没有准备，一样抓不住。”
在互联网这个圈里，人们都称谢文为老师。的确，早在1995年，谢文就已经进入互联网，十几年来的沉浮，丝毫没有打磨掉谢文对于互联网的热情，现在的他，正悠闲的蛰伏家中，等待着机会，当然，目标还是互联网。
谢文对于互联网的一股拧劲儿、一腔热情，一如当年面对高考，他说，不管逆境顺境，每个人都要保持一个向上的心态，努力并不一定保证成功，但是机会来了，没有准备，一样抓不住。
城市里“野长”
1966年，9岁的谢文还在上小学三年级，这一年毛主席提出了知识分子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大学在这一年停止招生，谢文的学习生活也在这一年暂停。
“那时依然去学校，只是主要的任务不再是学习，学校里面变的越来越乱。”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谢文基本没有上过课。在谢文的记忆里，没有作业和成绩的压力，谢文的童年到也有着别一番的快乐。
1970年，学生的生活中，增添了另一项任务——拉练。于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也背着背包，跟着军队行军拉练，满北京乱走，“大华山，燕西湖，走着就去了。”
后来，拉练逐渐和夏收、秋收相结合，每到农忙季节，学生们就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北京的郊区帮助农民务农。“我们从学校出发，走一天到顺义，睡一晚，再走一天到平谷。一天走70里路，快练就铁脚板了。”谢文打趣说。
从春到冬，学工，学农，学军，再放寒暑假，一年真正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屈指可数。家中的父母更是无心顾及谢文的学习，谢文的父亲下放到干校，母亲是老师，必须带着学生到处务农，拉练。谢文说，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吃饭，自己基本是自由的，不是棚中时时有人修剪，扶正的小苗，而是山坡上无人理会、野长的小草。
直到谢文上初二，才真正学习了一段时间。1975年，谢文高中毕业，因为是家中老大，可以选择不去上山下乡，谢文被分配到交通部下属的一个印刷厂当学徒工。印刷厂属于轻工业，谢文第一年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5元。工资虽然少一点，工作却很清闲，谢文是电工，那时电工是个令人羡慕的工作，“当时有一句话，溜溜哒哒是电工，除了拉电接线，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作。”在工厂上班的谢文日子过的相对悠闲。
日子就这么平淡无奇的过着，当时20多岁的谢文只想着过好眼前的生活，间或那么一瞬间，他想过上大学或是可以过上不一样的生活，但总是被现实掩盖，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
高考是一个岔路口
77年上半年，有风声说要恢复高考，大家都在不相信中期盼着。7月，终于有消息确定要恢复高考，这也打破了谢文平静的生活。
谢文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尽管没有要求谢文一定要考大学，走知识分子的道路，但家庭环境的熏陶，还是对谢文有一定的影响。
“除了家庭，事实上大环境对我的影响很深，此外还有一点残存的价值观，读书总比不读要好。”当时的北京，孩子都根据父母的工作来划分，比如说，军队大院的，机关大院的，国务院的，文化体系的等等，谢文就属于文化体系的，父母，邻居，身边的朋友都是搞文化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
“因为我的父母在出版社工作，所以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书，包括当时的禁书，四书五经，四大名著，罗马史诗，伊索寓言等等，国外关于政治，经济，文学的书，我都有机会接触到。”谢文说。
在这种环境生活的谢文，一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就立即决定参加高考。从得到消息到考试，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复习，谢文一边上班一边学习，在工厂做团支部书记的他，号召大家学习参加高考，并组织想参加考试的工人一起学习，印刷厂十分支持高考，给准备参加考试复习的工人放假复习。
谢文的父母也很支持，文科出身的父母，因为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希望谢文学习理科，但谢文却对文科感兴趣，为了不让父母操心，谢文在家里复习理科，在单位复习文科。
没有教科书，谢文就动用一切关系去借，从以前学校的老师到弟弟妹妹，能借的都借个遍，复习大纲都是油印的，因为学制不一样，教科书也不一样，只能是把能参考复习的都尽量复习到。
1977年12月，谢文走进了高考的考场。之后便是焦急的等待，“那时各种各样的传闻都有，政审，年龄限制，还有要单位的鉴定等等，心情还是很紧张的。”谢文等急了就骑车去招生办，让那的老师给查查。
收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谢文没有特别的激动，仿佛这一天迟早要来一样。由于工作不满三年，谢文不能带工资上学，生活完全要依靠家里，好在父母的工作不错，谢文没有什么压力，“我算幸运的，很多人因为家里穷困，放弃了高考选择继续工作。”
人民大学在文革期间被取消了，校园被二炮部队占据着，因为高考恢复的突然，谢文入学的时候，二炮依然战据着大部分校园。“我们的图书馆被二炮改成男篮训练场，等到78级来学校的时候，宿舍明显的不够使用，后来才逐渐还给学校。”
紧封了十年的大学校门，在1977年敞开了。政治，经济，以前敏感的话题，在大学里热烈的讨论着，谢文在学校里还顺应大学的潮流，办了一本名为《野草》的杂志。
1980年，国家教委想要恢复社会学系，从美国和德国请来了一些社会学教授，从全国20多所大学，挑出50多名大学生组成一个班级，集中到南开师从国外的社会学教授，谢文通过校内的考试，争取到了这次机会。
大学毕业以后，谢文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院，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做助手。两年后，谢文参加了国内第一批托福考试，并争取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远赴美国，跟随当年在南开授课的美国社会学教授学习。
“众多命运，芸芸众生，在社会的变革中随波逐流，上山的、下乡的、做工人的、当兵的，谁抓住高考这个机会，回头去看，还是改变很多的，这就是人生的岔路口。”谢文淡淡的说，“对于高考，我更多的是一种感慨，不管逆境顺境，每个人都要保持一个向上的心态，努力的并不一定保证成功，但是机会来了，没有准备，一样抓不住。”
不适合自己创业
研究生毕业后，谢文留在了美国，开始从事投资咨询工作，并积极将海外风险投资引入中国。
早在80年代，谢文就在美国接触到了互联网。1995年，谢文意识到在中国做互联网的时机来临了，于是回国开始做中公网，1996年实现赢利，1998年，中公网收购了当时人气很旺的联众，并通过与中国电信分成的方式获取收益——谢文被业内称为花小钱办大事的收购高手。2000年，谢文离开中公网，加入了互联网实验室，并带领互联网实验室走出了亏损。
2003年，谢文加盟和讯网，出任CEO。从管理到战略再到商业模式，谢文在和讯推行了几乎一切推倒从来的脱胎换骨式的改革，同时，他为和讯网制定了“大财经”的主要方向。很快，和讯网实现了盈利。然而随着和讯网事业发展蒸蒸日上，董事却与谢文产生了分歧，最后，谢文选择离开。
“可以说，我是一个合格的职业经理人，我管理过的公司全部实现盈利，我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经营管理，但有的时候事与愿违。”谢文言语中透出无奈。
2006年11月，谢文出任雅虎中国CEO，然而仅过40天，谢文就宣布离开。对于离开的原因，谢文不愿多谈，“有一些是我不能改变的，改变不了，我又不愿妥协，就只好离开。”
离开雅虎之后，谢文给自己放一个长假，对于下次的职业方向，谢文依旧选择互联网，“我不适合自己创业，但我绝对是一个好的CEO，我做的互联网公司，在我任职期间都是赢利的，这是最好的证明。”
在互联网这个圈里，人们都称谢文为老师。的确，早在1995年，谢文就已经进入互联网，十几年来的沉浮，丝毫没有打磨掉谢文对于互联网的热情，现在的他，正悠闲的蛰伏家中，等待着机会，当然，目标还是互联网。
谢文对于互联网的一股拧劲儿、一腔热情，一如当年面对高考，他说，不管逆境顺境，每个人都要保持一个向上的心态，努力并不一定保证成功，但是机会来了，没有准备，一样抓不住。
城市里“野长”
1966年，9岁的谢文还在上小学三年级，这一年毛主席提出了知识分子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大学在这一年停止招生，谢文的学习生活也在这一年暂停。
“那时依然去学校，只是主要的任务不再是学习，学校里面变的越来越乱。”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谢文基本没有上过课。在谢文的记忆里，没有作业和成绩的压力，谢文的童年到也有着别一番的快乐。
1970年，学生的生活中，增添了另一项任务——拉练。于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也背着背包，跟着军队行军拉练，满北京乱走，“大华山，燕西湖，走着就去了。”
后来，拉练逐渐和夏收、秋收相结合，每到农忙季节，学生们就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北京的郊区帮助农民务农。“我们从学校出发，走一天到顺义，睡一晚，再走一天到平谷。一天走70里路，快练就铁脚板了。”谢文打趣说。
从春到冬，学工，学农，学军，再放寒暑假，一年真正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屈指可数。家中的父母更是无心顾及谢文的学习，谢文的父亲下放到干校，母亲是老师，必须带着学生到处务农，拉练。谢文说，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吃饭，自己基本是自由的，不是棚中时时有人修剪，扶正的小苗，而是山坡上无人理会、野长的小草。
直到谢文上初二，才真正学习了一段时间。1975年，谢文高中毕业，因为是家中老大，可以选择不去上山下乡，谢文被分配到交通部下属的一个印刷厂当学徒工。印刷厂属于轻工业，谢文第一年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5元。工资虽然少一点，工作却很清闲，谢文是电工，那时电工是个令人羡慕的工作，“当时有一句话，溜溜哒哒是电工，除了拉电接线，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作。”在工厂上班的谢文日子过的相对悠闲。
日子就这么平淡无奇的过着，当时20多岁的谢文只想着过好眼前的生活，间或那么一瞬间，他想过上大学或是可以过上不一样的生活，但总是被现实掩盖，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
高考是一个岔路口
77年上半年，有风声说要恢复高考，大家都在不相信中期盼着。7月，终于有消息确定要恢复高考，这也打破了谢文平静的生活。
谢文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尽管没有要求谢文一定要考大学，走知识分子的道路，但家庭环境的熏陶，还是对谢文有一定的影响。
“除了家庭，事实上大环境对我的影响很深，此外还有一点残存的价值观，读书总比不读要好。”当时的北京，孩子都根据父母的工作来划分，比如说，军队大院的，机关大院的，国务院的，文化体系的等等，谢文就属于文化体系的，父母，邻居，身边的朋友都是搞文化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
“因为我的父母在出版社工作，所以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书，包括当时的禁书，四书五经，四大名著，罗马史诗，伊索寓言等等，国外关于政治，经济，文学的书，我都有机会接触到。”谢文说。
在这种环境生活的谢文，一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就立即决定参加高考。从得到消息到考试，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复习，谢文一边上班一边学习，在工厂做团支部书记的他，号召大家学习参加高考，并组织想参加考试的工人一起学习，印刷厂十分支持高考，给准备参加考试复习的工人放假复习。
谢文的父母也很支持，文科出身的父母，因为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希望谢文学习理科，但谢文却对文科感兴趣，为了不让父母操心，谢文在家里复习理科，在单位复习文科。
没有教科书，谢文就动用一切关系去借，从以前学校的老师到弟弟妹妹，能借的都借个遍，复习大纲都是油印的，因为学制不一样，教科书也不一样，只能是把能参考复习的都尽量复习到。
1977年12月，谢文走进了高考的考场。之后便是焦急的等待，“那时各种各样的传闻都有，政审，年龄限制，还有要单位的鉴定等等，心情还是很紧张的。”谢文等急了就骑车去招生办，让那的老师给查查。
收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谢文没有特别的激动，仿佛这一天迟早要来一样。由于工作不满三年，谢文不能带工资上学，生活完全要依靠家里，好在父母的工作不错，谢文没有什么压力，“我算幸运的，很多人因为家里穷困，放弃了高考选择继续工作。”
人民大学在文革期间被取消了，校园被二炮部队占据着，因为高考恢复的突然，谢文入学的时候，二炮依然战据着大部分校园。“我们的图书馆被二炮改成男篮训练场，等到78级来学校的时候，宿舍明显的不够使用，后来才逐渐还给学校。”
紧封了十年的大学校门，在1977年敞开了。政治，经济，以前敏感的话题，在大学里热烈的讨论着，谢文在学校里还顺应大学的潮流，办了一本名为《野草》的杂志。
1980年，国家教委想要恢复社会学系，从美国和德国请来了一些社会学教授，从全国20多所大学，挑出50多名大学生组成一个班级，集中到南开师从国外的社会学教授，谢文通过校内的考试，争取到了这次机会。
大学毕业以后，谢文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院，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做助手。两年后，谢文参加了国内第一批托福考试，并争取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远赴美国，跟随当年在南开授课的美国社会学教授学习。
“众多命运，芸芸众生，在社会的变革中随波逐流，上山的、下乡的、做工人的、当兵的，谁抓住高考这个机会，回头去看，还是改变很多的，这就是人生的岔路口。”谢文淡淡的说，“对于高考，我更多的是一种感慨，不管逆境顺境，每个人都要保持一个向上的心态，努力的并不一定保证成功，但是机会来了，没有准备，一样抓不住。”
不适合自己创业
研究生毕业后，谢文留在了美国，开始从事投资咨询工作，并积极将海外风险投资引入中国。
早在80年代，谢文就在美国接触到了互联网。1995年，谢文意识到在中国做互联网的时机来临了，于是回国开始做中公网，1996年实现赢利，1998年，中公网收购了当时人气很旺的联众，并通过与中国电信分成的方式获取收益——谢文被业内称为花小钱办大事的收购高手。2000年，谢文离开中公网，加入了互联网实验室，并带领互联网实验室走出了亏损。
2003年，谢文加盟和讯网，出任CEO。从管理到战略再到商业模式，谢文在和讯推行了几乎一切推倒从来的脱胎换骨式的改革，同时，他为和讯网制定了“大财经”的主要方向。很快，和讯网实现了盈利。然而随着和讯网事业发展蒸蒸日上，董事却与谢文产生了分歧，最后，谢文选择离开。
“可以说，我是一个合格的职业经理人，我管理过的公司全部实现盈利，我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经营管理，但有的时候事与愿违。”谢文言语中透出无奈。
2006年11月，谢文出任雅虎中国CEO，然而仅过40天，谢文就宣布离开。对于离开的原因，谢文不愿多谈，“有一些是我不能改变的，改变不了，我又不愿妥协，就只好离开。”
离开雅虎之后，谢文给自己放一个长假，对于下次的职业方向，谢文依旧选择互联网，“我不适合自己创业，但我绝对是一个好的CEO，我做的互联网公司，在我任职期间都是赢利的，这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