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开始，我把工作的地点挪到麦当劳。
　　这里常年热闹非凡，前来的人各自带着先前的人生和心情走进这里，分坐在不同的位置上，有的高谈阔论近来的互联网新闻，讲起盛行的“贱”字当道，怎么贱怎么出名，细细讲诉某个当红明星的所谓“贱”事。窗外巨大的枫杨换上绿装，风吹拂枝叶，整棵树似乎在有节奏的舞动。有的人端坐在玻璃窗前，默默不语，直望着窗外，身后的一切仿佛事不关己。有读书看报一边喝咖啡，也有的几个围坐一起打牌，常来的是几个七十岁相仿的老奶奶们，她们一般午后两点来，这个时间段是麦当劳的淡季。她们也许没有见证彼此的青春，但她们的晚年搭成一伙，簇拥在一起围坐打牌。
　　你无法忽略这里的一群流浪者。白天他们各自散场，空出这里，出让给顾客享受美食，待傍晚来临，他们如候鸟回巢渐渐聚拢。这里有一种隐约的内在节奏。麦当劳的工作人员从不驱逐他们。每次等流浪者们前去搜罗一翻顾客吃完的盘子，等拿完了，工作人员体贴地才去收盘。这一种巨大的宽容让流浪者在这里扎下根来。
　　这群流浪者们常常一看见桌台上有剩下的食物，旋即快步到那里，端起盘子到自己桌前，大方坦荡沉着地低下头去吃，津津有味，这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食物了。因为饿的时候，食物的美被大大地放大，被放得无限大。他们人数众多也从不争抢。
　　一位年华已去仍貌美的老姐姐跑去一手端起别人喝剩的咖啡，坐定在自己的位置上，端起杯子到唇边，有情调地一口呷着一口，模样儿好看。
　　这位老姐姐是人群当中的头牌。她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篦成一个髻子。她穿过去时髦的丝绒裙，红色丝滑的一片裹在身上，皮肤白皙戴祖母绿耳环。她常常借人家的手机打电话，讲要参加公园里唱歌班的事，有时声泣泪下讲自己受伤了。她不住在麦当劳，只是常来这里寻食物。
　　人们背地里纷纷讨论她，时不时地从人们的议论中得出她的人生轮廓——她就住在附近。唯一的儿子多年前在美国遭遇车祸，丈夫将她赶出家门。她无处可去，唯有回娘家。老姐姐不做家务不做饭，起先老姐姐八十多岁的娘从床铺挣扎起来，为女儿做饭。日子长了，嫌弃起这女儿来，索性不做了。老姐姐没办法，只得到麦当劳寻食物，也不愿沾湿她白嫩的双手。
　　老姐姐是麦当劳一道亮丽的风景。这样美的人生出这样奇异的命运，世人听着无不摇头。
　　这个老大爷，我认识他有八个多月了。有一天早上，他拖着大包小包来到麦当劳，从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有一层肚腩贴在白色的棉T恤，拖着一双露脚跟的鞋子，踏踏踏响在地板上。臂膀很结实，从前应该长久做活。
　　他平时都独占一张靠窗的位置，红布袋装着黑色冬日棉絮，倚在透明的窗玻璃上，明晃晃地在那里，太阳射过来有一个布袋子的阴影。他戴上眼镜趴在桌子写字，常常自言自语，讲他的家乡话。
　　有时候他的眼光越过黑框眼镜的上方，直瞅着一个人，半响间没有任何表情，看完之后，他又把眼光收走。
　　之后我听说，他曾是个出色的教师，他的特立独行和充沛的精力都是有口皆碑的，他教的六年级也是受业的每一个学生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一年。可是年复一年，他总是被忽略过去，他愤怒地被忽略，有一天他冲到管事部门把他的愤怒恣意倒洒，几天之后，他被辞退了。他无法忍受这奇耻大辱，一气之下疯了。或者说是半疯的状态。
　　他端来的剩食，每吃下一口，他都要用纸巾擦一下手，擦完手后要继续拣起来吃，再擦一次手，直至吃完，利利落落，有一种举手投足的优雅。最后把盘子端走，坐在位置上读报写字。
　　有一天我听到他说话，他一字一句地对着窗玻璃说话——让自己的生命流动起来，你会发现人生有与众不同的风景，就在你不知在哪个转角。
　　又有一天我刚坐定，对面的老大爷情绪激动，脖子跟粗，脸涨得通红，对着老姐姐破口大骂，老姐姐毫不示弱也粗话回应。不知他们因为什么忽然就干上架来。一时之间，麦当劳静悄悄地凝滞，只剩下脏话在空气中漂浮。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推门进去，一眼看见老大爷和老姐姐面对面坐着，大爷的手紧握老姐姐的手，他们含情脉脉，不言不语。那个瞬间，我错愕得半天回不过神来，所有的地老天荒，是你空无一物仍有对面的一个人紧握你的手，语言不再重要。
　　時光啊时光，时光让有些亲密的人变成路人，时光又让路人有一天变成亲密的人。
　　在北京，当视野变得如此宽广，让人感觉什么都可能发生，以及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应该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