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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阎连科小说《坚硬如水》充分借用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并在后来的革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革命 恋爱”模式，采取各种手段对其进行戏仿和解构。这与“文革”后同样沿用传统“革命 恋爱”模式的伤痕、反思文学作品相比，更具有反思和批判性对话的功能。
关键词： 阎连科 《坚硬如水》 “革命 恋爱” 戏仿 解构
“革命 恋爱”叙事模式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或隐或显地反复出现。阎连科小说《坚硬如水》有意借用过往革命文学中的“革命 恋爱”模式，又以一种荒诞、戏谑的姿态对之进行变形。它是对“革命 恋爱”小说叙事模式的戏仿与解构。
一、“革命”和“恋爱”关系的颠倒
1935年，针对早期革命罗曼蒂克小说中普遍出现的“革命 恋爱”问题，茅盾曾精辟概括，将之总结为三种类型：最初是“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第二阶段是“革命决定了恋爱”；第三阶段是“革命产生了恋爱”[1]。茅盾试图以分阶段的形式表现“革命”战胜“恋爱”的过程，也许并不完全契合当时小说发展的实际，但无论如何，他对革命与恋爱关系的总结却是正确的：与恋爱相比，革命始终占主体地位。
表面看，阎连科的小说《坚硬如水》似乎是要着力讲述一个传统的“革命 恋爱”故事。但表面相似的背后却是对传统“革命 恋爱”模式的解构。首先表现为对“革命”与“恋爱”因果关系的颠倒。如上文所述，传统的“革命 恋爱”模式，革命占主体地位，革命牺牲、决定、产生恋爱。蒋光慈的《野祭》中，章淑君喜欢陈季侠，因此投身革命；陈季侠则渐渐被章淑君的革命坚定信念所感染，对她有不一样的感情，这就是“革命产生了恋爱”。在这里面，恋爱的生发与结束由革命决定。阎连科的《坚硬如水》显然颠覆了这一关系：不是革命产生、决定了恋爱，而是恋爱产生、决定了革命。高爱军遇到了夏红梅，被她强烈吸引，当他发现夏红梅是老镇长的媳妇并且“患有革命疯魔症”后，革命的念头就日益膨胀，一发不可收拾：“革命让我着魔了，夏红梅让我着魔了。我患的是革命与恋爱的双魔症。”[2]程崗镇的革命之火是由爱情之火点燃的，“恋爱”决定了“革命”，从“因为革命而恋爱”变成了“因为恋爱而革命”。
《坚硬如水》对“革命 恋爱”模式的解构，还体现在“革命”与“恋爱”这两种要素等级关系的改变上。传统的“革命 恋爱”小说恒常突出革命的主体地位，对恋爱的选择屈从于革命的选择，其存在的意义是衬托革命的伟大。在《坚硬如水》中，阎连科改变了这一等级关系，将“恋爱”摆到与“革命”同等重要的地位。在高夏两人的革命中，爱情是动机、动力；在两人的爱情里，革命是黏合剂、催化剂甚至治愈剂。革命形势的高涨必然伴随着感情的增进，革命与爱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里，革命不再是文本中心，不再至高无上，爱情也摆脱了革命附庸的地位。这样的双线结构模仿改变了传统的“革命 恋爱”模式，解构了这一模式先前被赋予的意义。
阎连科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一时期传统的“革命 恋爱”模式随着革命文学作品的传播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而现实革命进程中“极左”的扭曲和变异一度呈现得极为清晰。因此阎连科不仅对传统革命文学作品中的“革命 恋爱”模式极为熟悉，而且对现实革命进程中“极左”的扭曲和荒诞也非常了解。因此，当他拿起笔写一部以革命时代为背景的小说时，一方面借用以往的“革命 恋爱”模式凸显“革命”和“恋爱”的因素，另一方面将“革命”和“恋爱”的因果关系和等级关系予以颠倒对之进行戏仿式解构，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革命”者的改写
除了对“革命”和“恋爱”因果关系和等级关系的颠倒外，《坚硬如水》对传统“革命 恋爱”模式的戏仿与解构，还表现为对革命者身份及其本质的改写。革命者是革命的主体和载体，革命必须通过革命者的心理和行为得以具体呈现。传统“革命 恋爱”模式中，革命者通常都表现出对革命的坚定追随，但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则一反常态。
与传统那些坚定抑或偶有缺点但内心仍然十分真诚的革命者形象截然相反，小说《坚硬如水》中的革命者虽然表面革命，内心和行为却走向了反面。革命本是无产阶级为大众谋利益、为人民谋解放的事业，但“革命者”高爱军却将革命当作了个人升官发财的工具，而且为了达到个人利益，无所不用其极。纵观高爱军的“革命道路”，他升官的每一步都建立在残害他人的基础上。他直接导致了程桂枝和程庆东的死亡，主动策划了王振海的入狱和程天民的死。在以“私下实行分产到户”为由举报王振海时，他并不认为分产到户不利于社会主义发展，只是这不符合他的欲求；只要不符合他的欲求，分产到户就可以成为王镇长的催命符。高爱军这个所谓的“革命分子”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利益完全麻木，一切阻碍他升官的人都会成为“反革命”，他已经走到了人民群众与真正革命的反面。
这种情形还表现在其他人物身上。例如程岗镇最初的“革命者”们，便是听闻可以记工分、划宅基地才兴致勃勃“闹革命”的。革命机关的负责人比如地委关书记私藏江青的照片，并题字“我亲爱的夫人”——表面的“革命”行为背后却是不可告人的私欲。高爱军接受审查时，地委组织部的刘处长安抚说：“这年月，因为革命有人杀了十几个人还照样当官哩，你们有啥不说哩？”[3]“文革”期间滥杀无辜，反而成了正常和可以原谅的事情。简言之，阎连科描绘了一幅伪革命者的众生相。从这些“革命者”的行为和内心来看，传统“革命 恋爱”小说中革命者的那种大我英雄主义和坚贞不屈的牺牲精神已荡然无存。
三、“恋爱”的情感转换
传统的“革命 恋爱”小说模式中，不管革命与恋爱的关系如何，恋爱的含义几乎等同于革命情谊。这种经由革命眼光审视过的恋爱通常是高尚的精神恋爱，不带任何情欲色彩。
《坚硬如水》中高夏二人的感情，表面看亦是对过往模式中“恋爱”故事的书写，但事实没这么简单——高爱军发动“革命”，是为了得到夏红梅的肉体，“革命”开始后夏红梅主动献身。书中从头到尾都以大胆赤裸的性欲代替以往只在精神层面交流的爱情。对于这些，作者毫不避讳，直观感受上就打破了以往纯洁的革命精神恋爱的界限。换言之，《坚硬如水》讲述的是一个看似和过往没有太多差别的“革命 恋爱”故事，但究其实质而言，却与之有着极大的差异：传统模式中精神恋爱的特质在这里已明显被置换为赤裸裸的情欲。
情欲不仅替换了恋爱，还与他们的“革命”有着惊人的互动。高夏二人因为性而相互吸引，又以“革命”为幌子成为所谓的“革命伴侣”。革命与恋爱的崇高与庄重瞬间崩塌，革命的意义被他们抽调、消解。
值得指出的是，小说还写出了随着“革命”的发展，欲望开始由压抑而逐渐走向开放和泛滥。小说刚开始时，情欲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抑的，仍然作为整个社会判断个人思想是否纯洁的重要标准。但在“革命”开始后，性的释放就伴随着摧毁一切的意愿和力量。就这样，阎连科把传统“革命 恋爱”模式中的恋爱彻底置换成了那些伪革命者的情欲，阎连科这么做，不仅解构了传统的“革命 恋爱”模式，而且消解和嘲讽了以欲望压抑为特征的“权力”与“革命”。
总之，阎连科的小说《坚硬如水》充分借用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并在后来的革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革命 恋爱”模式，但又采取各种手段对其进行变形和替换。它将传统“革命 恋爱”模式中的“革命”“恋爱”的因果关系和等级关系予以颠倒，同时又将革命者进行改写，并用情欲取代和置换恋爱。这与“文革”后同样沿用传统“革命 恋爱”模式的伤痕、反思文学作品相比，更具有批判性对话的功能。正是在此意义上，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
参考文献：
[1]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37-338.
[2][3]阎连科.坚硬如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关键词： 阎连科 《坚硬如水》 “革命 恋爱” 戏仿 解构
“革命 恋爱”叙事模式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或隐或显地反复出现。阎连科小说《坚硬如水》有意借用过往革命文学中的“革命 恋爱”模式，又以一种荒诞、戏谑的姿态对之进行变形。它是对“革命 恋爱”小说叙事模式的戏仿与解构。
一、“革命”和“恋爱”关系的颠倒
1935年，针对早期革命罗曼蒂克小说中普遍出现的“革命 恋爱”问题，茅盾曾精辟概括，将之总结为三种类型：最初是“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第二阶段是“革命决定了恋爱”；第三阶段是“革命产生了恋爱”[1]。茅盾试图以分阶段的形式表现“革命”战胜“恋爱”的过程，也许并不完全契合当时小说发展的实际，但无论如何，他对革命与恋爱关系的总结却是正确的：与恋爱相比，革命始终占主体地位。
表面看，阎连科的小说《坚硬如水》似乎是要着力讲述一个传统的“革命 恋爱”故事。但表面相似的背后却是对传统“革命 恋爱”模式的解构。首先表现为对“革命”与“恋爱”因果关系的颠倒。如上文所述，传统的“革命 恋爱”模式，革命占主体地位，革命牺牲、决定、产生恋爱。蒋光慈的《野祭》中，章淑君喜欢陈季侠，因此投身革命；陈季侠则渐渐被章淑君的革命坚定信念所感染，对她有不一样的感情，这就是“革命产生了恋爱”。在这里面，恋爱的生发与结束由革命决定。阎连科的《坚硬如水》显然颠覆了这一关系：不是革命产生、决定了恋爱，而是恋爱产生、决定了革命。高爱军遇到了夏红梅，被她强烈吸引，当他发现夏红梅是老镇长的媳妇并且“患有革命疯魔症”后，革命的念头就日益膨胀，一发不可收拾：“革命让我着魔了，夏红梅让我着魔了。我患的是革命与恋爱的双魔症。”[2]程崗镇的革命之火是由爱情之火点燃的，“恋爱”决定了“革命”，从“因为革命而恋爱”变成了“因为恋爱而革命”。
《坚硬如水》对“革命 恋爱”模式的解构，还体现在“革命”与“恋爱”这两种要素等级关系的改变上。传统的“革命 恋爱”小说恒常突出革命的主体地位，对恋爱的选择屈从于革命的选择，其存在的意义是衬托革命的伟大。在《坚硬如水》中，阎连科改变了这一等级关系，将“恋爱”摆到与“革命”同等重要的地位。在高夏两人的革命中，爱情是动机、动力；在两人的爱情里，革命是黏合剂、催化剂甚至治愈剂。革命形势的高涨必然伴随着感情的增进，革命与爱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里，革命不再是文本中心，不再至高无上，爱情也摆脱了革命附庸的地位。这样的双线结构模仿改变了传统的“革命 恋爱”模式，解构了这一模式先前被赋予的意义。
阎连科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一时期传统的“革命 恋爱”模式随着革命文学作品的传播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而现实革命进程中“极左”的扭曲和变异一度呈现得极为清晰。因此阎连科不仅对传统革命文学作品中的“革命 恋爱”模式极为熟悉，而且对现实革命进程中“极左”的扭曲和荒诞也非常了解。因此，当他拿起笔写一部以革命时代为背景的小说时，一方面借用以往的“革命 恋爱”模式凸显“革命”和“恋爱”的因素，另一方面将“革命”和“恋爱”的因果关系和等级关系予以颠倒对之进行戏仿式解构，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革命”者的改写
除了对“革命”和“恋爱”因果关系和等级关系的颠倒外，《坚硬如水》对传统“革命 恋爱”模式的戏仿与解构，还表现为对革命者身份及其本质的改写。革命者是革命的主体和载体，革命必须通过革命者的心理和行为得以具体呈现。传统“革命 恋爱”模式中，革命者通常都表现出对革命的坚定追随，但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则一反常态。
与传统那些坚定抑或偶有缺点但内心仍然十分真诚的革命者形象截然相反，小说《坚硬如水》中的革命者虽然表面革命，内心和行为却走向了反面。革命本是无产阶级为大众谋利益、为人民谋解放的事业，但“革命者”高爱军却将革命当作了个人升官发财的工具，而且为了达到个人利益，无所不用其极。纵观高爱军的“革命道路”，他升官的每一步都建立在残害他人的基础上。他直接导致了程桂枝和程庆东的死亡，主动策划了王振海的入狱和程天民的死。在以“私下实行分产到户”为由举报王振海时，他并不认为分产到户不利于社会主义发展，只是这不符合他的欲求；只要不符合他的欲求，分产到户就可以成为王镇长的催命符。高爱军这个所谓的“革命分子”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利益完全麻木，一切阻碍他升官的人都会成为“反革命”，他已经走到了人民群众与真正革命的反面。
这种情形还表现在其他人物身上。例如程岗镇最初的“革命者”们，便是听闻可以记工分、划宅基地才兴致勃勃“闹革命”的。革命机关的负责人比如地委关书记私藏江青的照片，并题字“我亲爱的夫人”——表面的“革命”行为背后却是不可告人的私欲。高爱军接受审查时，地委组织部的刘处长安抚说：“这年月，因为革命有人杀了十几个人还照样当官哩，你们有啥不说哩？”[3]“文革”期间滥杀无辜，反而成了正常和可以原谅的事情。简言之，阎连科描绘了一幅伪革命者的众生相。从这些“革命者”的行为和内心来看，传统“革命 恋爱”小说中革命者的那种大我英雄主义和坚贞不屈的牺牲精神已荡然无存。
三、“恋爱”的情感转换
传统的“革命 恋爱”小说模式中，不管革命与恋爱的关系如何，恋爱的含义几乎等同于革命情谊。这种经由革命眼光审视过的恋爱通常是高尚的精神恋爱，不带任何情欲色彩。
《坚硬如水》中高夏二人的感情，表面看亦是对过往模式中“恋爱”故事的书写，但事实没这么简单——高爱军发动“革命”，是为了得到夏红梅的肉体，“革命”开始后夏红梅主动献身。书中从头到尾都以大胆赤裸的性欲代替以往只在精神层面交流的爱情。对于这些，作者毫不避讳，直观感受上就打破了以往纯洁的革命精神恋爱的界限。换言之，《坚硬如水》讲述的是一个看似和过往没有太多差别的“革命 恋爱”故事，但究其实质而言，却与之有着极大的差异：传统模式中精神恋爱的特质在这里已明显被置换为赤裸裸的情欲。
情欲不仅替换了恋爱，还与他们的“革命”有着惊人的互动。高夏二人因为性而相互吸引，又以“革命”为幌子成为所谓的“革命伴侣”。革命与恋爱的崇高与庄重瞬间崩塌，革命的意义被他们抽调、消解。
值得指出的是，小说还写出了随着“革命”的发展，欲望开始由压抑而逐渐走向开放和泛滥。小说刚开始时，情欲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抑的，仍然作为整个社会判断个人思想是否纯洁的重要标准。但在“革命”开始后，性的释放就伴随着摧毁一切的意愿和力量。就这样，阎连科把传统“革命 恋爱”模式中的恋爱彻底置换成了那些伪革命者的情欲，阎连科这么做，不仅解构了传统的“革命 恋爱”模式，而且消解和嘲讽了以欲望压抑为特征的“权力”与“革命”。
总之，阎连科的小说《坚硬如水》充分借用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并在后来的革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革命 恋爱”模式，但又采取各种手段对其进行变形和替换。它将传统“革命 恋爱”模式中的“革命”“恋爱”的因果关系和等级关系予以颠倒，同时又将革命者进行改写，并用情欲取代和置换恋爱。这与“文革”后同样沿用传统“革命 恋爱”模式的伤痕、反思文学作品相比，更具有批判性对话的功能。正是在此意义上，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
参考文献：
[1]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37-338.
[2][3]阎连科.坚硬如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