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研究院，有一尊名为《青春》的雕像：梳着齐耳短发的少女手拿草帽，肩挎背包，整装待发。她的原型是初到敦煌时的樊锦诗。

　　20世纪60年代，二十多岁的樊锦诗和同学爬山涉沙，经过两天三夜，来到三面危山，一路戈壁的敦煌。充满魅力的石窟让樊锦诗倾心，那一幅幅壁画，那活灵活现的各种造型，就是在诉说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樊锦诗站在保存得并不完好的石窟面前，仿佛看到了千年前的僧人从戈壁滩的深处慢慢走来，带着慈悲与坚毅;仿佛听到了僧人们、匠人们叮叮地敲凿声;仿佛听到了历史长河中那一声声咏叹。
　　樊锦诗被一次又一次感动。她知道，莫高窟从开窟至今已有1652年历史。16世纪中叶，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莫高窟因长期无人管理而被荒废遗弃，任人偷盗破坏，神圣的艺术殿堂几乎成了廢墟。直到1944年，常书鸿、段文杰先生为之舍弃浮华的巴黎生活，从时髦的艺术家变成尘土满面的普通工作者，不断守护着这里的一笔一画，进行着抢救性修复。
　　樊锦诗抬头看着已经照耀过一代又一代敦煌人的圆月，一种充满诗意的情怀油然而生。敦煌，是中国历史的活化石，是中国文化的档案库，自己能为它做些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问，她回到了北京大学。
　　第二年，樊锦诗大学毕业，常书鸿写信到北京大学要人。想到艰苦的生活环境，樊锦诗犹豫了，但那些飞舞的飞天、形态各样的佛像已然在她脑海中盘旋。
　　一天中午，樊锦诗翻开笔记本时，看到陈寅恪先生的那句悲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地也。”她仿佛看到了月色下的敦煌，那样的静谧、动人，却也是苍凉、颓败。樊锦诗想：风沙正在侵袭着石窟，或许，我犹豫的瞬间，一幅壁画的表面就已经被风化……
　　樊锦诗接受了派遣。等到她昏昏欲睡地下了车，抬头就看到车站门口47人连成一排等候，原来是敦煌研究院的成员们穿过戈壁，一起来接站了。从此，敦煌研究院成员变为48人。
　　从1963年至今，敦煌研究院从48人扩展成500多人的研究机构，成为全国培养博士生最多的地方，对敦煌的研究也历经了“看守式保护”“抢救性保护”“科学性保护”三个时期。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顶住压力，前瞻性地提出要研究探索利用现代数字技术保护和开发莫高窟。有人说她不识时务，全国都在开放旅游行业，敦煌却要控制游客流量;更有人说她崇洋媚外，故弄玄虚。面对质疑，樊锦诗说：“尽管我们自认为保护得很好，但对比一百年来敦煌石窟资料的照片可以发现，洞窟内的彩塑、壁画还是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损坏。特别是那些珍贵的壁画，它已经一千多岁了，多病、脆弱且正逐渐退化。退化不可阻挡，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信息保存下来。壁画不可再生，但它也不能永生，抓数字化就是为国家永远保存这份珍贵的艺术信息。”
　　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上线十个小时，中国、德国、美国、日本、荷兰、加拿大等国家的页面访问量高达6万人次，平均每人浏览4.76个洞窟……2018年6月，德国杜伊斯堡的人们通过定点式360度虚拟漫游体验、VR眼镜等可穿戴设备在一片惊叹声中穿过蔚蓝的大海，来到大漠戈壁，畅享悠久中国一千多年前的敦煌美景。
　　2018年12月18日，樊锦诗被授予“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杰出贡献人员”;2019年9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2019年9月25日，樊锦诗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教育部等共同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面对蜂拥而至的各种采访，她只淡淡地说：“余生只要还有走动的力气，我会终老在敦煌。”
　　时光如水，在命运的起伏间，那个头戴草帽一脸稚气的丫头，如今已满头银发。不过，已经82岁的樊锦诗仍津津乐道于儿时弄堂口的臭豆腐香：“五分钱买上几块，一路吃回家，甭提多美。”但她最大的梦想，仍是在敦煌聆听千年的咏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