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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中国好歌曲》的舞台前，昔日“摇滚鼓王”赵牧阳主动要求回酒店，打坐。到了彩排，他站在浑厚的中国鼓面前，所有人吃了一惊——两次鼓棒都被打断，直接飞出去了。
最终鼓起，他唱，“阵阵狂风笑着黄沙走，逍遥怒吼黄沙塞满口。目空心空端起一碗酒，飘飘悠悠一去不回头。”
耿直的西北民歌，悲怆的秦腔味如刀割，同时又摇滚。很多人说这首歌棒极了。制作人宋静说，赵牧阳受欢迎是节目史无前例的现象。“‘好歌曲’一些歌圈内音乐人听得懂，老百姓却觉得太高级;或是老百姓喜欢，圈内人说很渣。但音乐人和我们的爸爸妈妈都会喜欢赵牧阳。”
人们开始找寻他的昔日模样，结果似乎满足了他们的想象：那个赵牧阳看上去就是个嬉皮士，长头发、喇叭裤、黑墨镜，打着有金属亮光的架子鼓，下巴往上抬，青筋暴起。
热闹再次围拢过来，他的反应却极其平淡。在嘉兴一家酒店里，他的掌心一直平放于大腿两侧的沙发上。几次点烟，他头颅稍前倾，上身几乎没有晃动。看似紧绷的姿势散发出强大的气场。他内心没有高墙，却也不存在倾诉欲，说得最多的是“对对”、偶尔也说“不好回答”。
很难说赵牧阳变成另一个人还是更像他自己了。更多时间里他背起三弦，用摇滚的方式弹唱西北民歌。很可能他内在的两个层面都在加强，如乐评人李皖所言，“更加摇滚，也更加本源化。”
一次给《中国好歌曲》录制VCR，赵牧阳得知刚出生的孩子生了病，还是如约在幕布前坐了半小时。结束时他问，可以了吗？导演说，可以了。“前一秒还静如处子，下一秒他就飞一样出去了。你知道他的力量有多大，他冲出去，有个正要拉门的工作人员手都被撞坏了。”因为难以置信，节目制作人宋静声音很轻。
安静和迅猛同时潜藏在赵牧阳矮小、比例不对的身体里，让人想起西北的豹子。他骨骼粗壮清奇，双臂肌肉结实得像成块成块的石头。手的骨节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粗大，茧子像一粒粒豆子伏在又糙又厚的手心上。打鼓时他眉毛一拧，眉骨立起来，像横过去的小山。
出生在宁夏中卫的赵牧阳，幼年终日在黄河附近的山坡上放羊，听着牧民唱“花儿”（一种西北民歌）长大。另一条音乐的影响路径源自母亲，母亲是唱秦腔的名角。曾被打成右派的父亲在乡下背盐做砖挖煤，满心愤懑，脾气执拗。赵牧阳外柔内刚，更像母亲。惟一一次委屈，是他想要一顶3块钱的八角帽，家里不给买——他可是已经养家了。四年级他就辍学到秦腔剧团当了武生，在台上周而复始翻跟斗。
“那时偷听邓丽君，师傅听到了会嘘我们，其实师傅也喜欢听。”他咧嘴一笑，脸上皱褶叠在一起，露出不符合年龄的纯真。他说自己的朴实随了父母。
18岁那年秦腔剧团解散。这个厚道又内向的小个子男孩一心想学能爆发力量的拳，最终成为一名侠客。哥哥骗他西安有顶级师傅，他去了，却迷上哥哥所在学校文艺部的一套鼓。得知陕西省歌舞团有人打鼓，他骑车20公里趴在剧团的窗户偷学。之后他到一个艺术沙龙专业打鼓。1987年，一场西安体育馆的音乐会上，常宽发现了他并把他带到北京。
李皖说，赵牧阳称得上中国摇滚乐鼓手的祖师爷。“中国早期摇滚乐的乐师们从某种角度来讲都是天才。当时资讯短缺，全靠个人领悟掌握技术。”京城摇滚乐队正呈爆炸之势，很多乐队缺鼓手。90年代，赵牧阳最多同时给8个乐队打鼓，《中国火1》里有3首歌是他打的。他那时成天开一辆意大利产的绿色菲亚特，到处录音、走穴。“一年能赚上500万，” 鲍家街街43号的贝斯手王磊去他家里，一翻开席梦思的垫子，下面全是钱。
当年录专辑求快，乐感好的赵牧阳一两天能录上一张。窦唯的《黑梦》专辑也是一次过。
音乐是他的目标，他全力以赴、机敏且有力量。合作过专辑《十方》的民谣歌手冬子说，赵牧阳的长处是对音乐旋律的敏感和力量感。“有次我突然听到一阵鼓声，诶，我说怎么这么像赵老师的鼓，再听原来是窦唯的《黑梦》。他有自己的风格，这是最难的。”赵牧阳的练习没离开过音乐。他喜欢的摇滚乐队都是鼓打得好的，Sting、Rush……扛一袋土豆回家，一边听耳机里的音乐一边模仿，一练10小时。“练鼓如练拳，吃尽人间苦。”
标题
2000年，赵牧阳参与的最后一个摇滚乐队鲍家街43号解散，主要原因是签主唱汪峰的华纳不愿与乐手签约。15年后赵牧阳登上《中国好歌曲》的舞台说，每个乐队都是奔着一生去的，却一个个地解散。
在王磊看来，那些热闹乐队解散的原因在于唱片公司的介入，而国内乐队成员间又缺乏明确的契约来保护乐手的权益。“他们只签主唱，乐手一直很弱势，歌手可以继续找其他乐手，但乐手你自己怎么出唱片？”同时有收益问题，“从有音乐出版开始，版权问题就很混乱。市场对乐手的压榨一直都有。牧阳录了上百张专辑，几乎没拿到过版税。”据赵牧阳称，自己加入的所有乐队中，只有“做梦”和“苍狼”所签的唱片公司会定期给乐手钱维持生计。
采访时我把这个话题抛给他，答案迅速回来了，语调却很沉缓。“更多的还是跟唱片公司的合作有冲突，音乐本身是自然的东西，公司的包装会让你不适应，它会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什么叫另一个人？”“他们会让你染头发。”
赵牧阳讨厌“韩国式的商演”，比如染头发、化妆……前几年他试图跟一家唱片公司合作，又因为被要求染发而终止合作。他伸手摸摸自己的短寸说，哎呀，我最受不了染头发了。
电脑录音软件他也试过。“太工整了，找不到一点问题，就是不自然。”一次性、“真人做的”音乐更打动他。这些年脑中一有旋律，他会用一小录音机给录下。
年轻时的赵牧阳（左）与臧天朔
他的爆裂和隐忍并在。“喜怒哀乐很极致”，“有时候被冒犯了，他会很宽容，以纯真的笑脸去面对。但如果在原则问题上发生冲突，他的暴怒也是相当震撼。”多年来跟拍记录赵牧阳的摄影师良子，只见过一次他跟唱片公司老板发火。
乐队解散后，赵牧阳选择了做民间艺人。他在北京、深圳、宁夏、云南、四川等地游荡，生存状态越来越像无法追踪、惯于夜间出行的豹。“有一回在银川，很冷的冬天，他背着吉他走在去酒吧的黑漆漆的路上，每隔几十米会被昏黄的路灯照亮一下，影子在地上忽前忽后忽短忽长。牧阳个子小，但走路一般人跟不上他。他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唱着。”这是良子印象最深的画面。这段描述让人想起赵牧阳用铅笔画的《侠客行》：画里人绑着腿，背着三弦往前走——他似乎实现了他幼时的侠客梦。
赵牧阳当然能做监制或给知名选秀节目伴奏，但“他不做民间艺人做什么呢？你让他做雇佣乐手吗，唱别人的歌？他从不是一个雇佣乐手”。王磊说。
2010年赵牧阳住在大理巍山县巍宝山的三清殿。道观简单破旧，却被鸟语、绿意和草药香环绕。他起早练气功，喝茶，追着太阳晒一晒，弹琴唱歌，读南怀瑾。吃一两个素菜，有时小酌，隔三差五砍个柴。他爱干净，地上一尘不染，茶杯垫下永无茶渍。
云游四海之日，赵牧阳常去小学门口唱歌，徒弟陈去会看到他安详快乐的脸。他还去大大小小的市场给卖货的男人女人唱，也到大山唱给很可能已经耳聋的老人们听。陈去说，“或许他没有市场，但他不缺听众。请不要以娱乐圈的标准定义他。他是对着太阳唱歌的人。一草一木都是他的听众。”
他向来对金钱没概念，同时讲义气。王磊结婚，赵牧阳留下1900块，“也不管回去只有100可以活了”。
就在采访前几天，知名鼓手“鼓三儿”自杀去世。我问他有没有跟鼓三儿同样的精神困境。“有，都有过，想放弃。各种困顿加在一起，想离开这个世界了。”
最难忍受的是孤独。临近40岁，自杀的念头起了好几次，他给摁下去。他放不下家人。事实上，每当他找不到方向就回家，总能好上一阵。他对父母有愧疚——父母期待他有单位有妻子有孩子，他都做不到。他在一个夜晚写下《子夜》，拿起木吉他唱：“给我一个梦想让我渴望，给我一个家让我栖息。”
“我的歌里找不到爱字，没有说爱情。但是有家，有家乡。”
2006年赵牧阳开始练习三弦。他当时住在宁夏歌手在北京的聚集地费家村，隔壁是布衣乐队主唱吴宁越，“听着牧阳从木吉他弹到三弦，有时一练习就是一天一夜。”吴宁越怀疑过年近四十的赵牧阳能否学好有难度的三弦，后来他信了，“他把弹琴当成乐趣，不是苦恼的练习。他就想征服这个乐器。”
等到征服了，他拾起了已故好友小索那把长满青苔的三弦。从此这把琴就像长在他身上了。
从架子鼓到三弦，乐器之变意味着音乐也在变——他的音乐越来越接近“根”。
张晓舟听了无数遍赵牧阳弹三弦唱的《宁夏川》，他笃定地说，“这个赵牧阳是最好的赵牧阳，有美国早期布鲁斯大师的境界，最最根源的那种布鲁斯。”2013年赵牧阳还以艺术总监的身份，主办了“去掉电子还有重金属、朋克，以根源民族为主”的凤凰边城音乐节。
圈内人长脸理解他，“我们从小听三弦长大的，鼓是西方乐器，90年代他把世界上的流行音乐全部copy过。这些东西也好听，但身体会排斥，不会再进入到他的血液和骨子里。”
赵牧阳的改变是自觉的——他整个就重新浸染于地域性极强的民间音乐。陈去随他去过云南、贵州、陕北、青海、甘肃，拜访无数民间艺人。赵牧阳常感叹：厉害呢，挺厉害的。他们在青海、甘肃听老人们弹三弦、唱花儿、唱平弦戏。赵牧阳印象最深的是在甘肃，“一座很高的山，一位80岁的老太太，一路从山下唱到山顶，山顶有个庙供着玉皇大帝，她对着玉皇大帝唱今年的收成。”他也一度回到宁夏，和退休的父母随民间戏班下乡演出，打起中国鼓。其实早在1993年，赵牧阳就出了张“有北方小调作派”的专辑《流浪》，李皖评价，“在重摇滚的热潮中逆潮流而动，尝试将梆、笛、板胡、口琴等织入摇滚四重奏的织体中，虽有些夹生且偶尔现俗，却已显示主见和勇气。”
我问他，彻底远离西方摇滚了吗？他迟疑，“不好说。”
事实上他不可能不摇滚。写《黄河谣》时，赵牧阳站在家附近的黄河边，眼前曾经宽广的河流变得那么小，苍凉的旋律出来，“早知道黄河的水干了，修他妈的铁桥是做啥呢。”
“他不是对政治批判很有兴趣，但这不妨碍他有非常直白、非常民间的对抗情绪。”在王磊看来，“赵牧阳的愤怒不是针对整个世界的，他不想挑起你的愤怒，跟玛丽莲·曼森极端主义者有本质上的区别。”
李皖以为，《流浪》还没有直接连接到土地，但他今日做到了——用很摇滚的方式。“花儿本来是温吞的，但在赵牧阳那里变得激越，他用摇滚乐的方式来演唱西北民歌，同时又有秦腔的高亢，像刀割一样。”他认为赵牧阳的变化背后是一群人共同的艺术趋向，“包括苏阳、野孩子、布衣乐队，他们共同走上了一条路 ，一方面更本源化，一方面又更摇滚。”
四处游荡，讲义气，还有极具力量的身体，身边人评价赵牧阳活得像个侠客，但他最核心的侠客秉性很可能是一如既往的根植民间、追求自由以及保持反叛。“正如那首《侠客行》所唱，他看到了西北大漠的荒凉，又一笑而过了。‘飘飘一去不回头’是挺土的，但他的确这么做了。谁能这么做？”王磊说。
究根结底，年轻时养过45只鸽子的赵牧阳也许从未变过，他的内核同时糅杂了对自由的极度热爱与对根的眷恋。“他忠于自己忠于自然，建立了自己的认知体系。这是他的道。”良子说。 丰衣足食，能过完这生就可以
宋静认为，“赵牧阳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修饰也没有做作，真真正正散发出一种属于中国黄土地的力量”。
他比宋静想象的还要配合。在《中国好歌曲》的录制现场，他整场微笑。他被安排拎着一张福字剪纸，给广大网友念新年祝福词，刚念完，又被喊去拍照，他像是提了一口气，孩子似的乖巧，“好的！”“有啦！”“谢谢！”
这是赵牧阳像“侠客”的又一方面——“有礼”。在张晓舟眼里，“牧阳有古道热肠。他是个有古风的人，没有古风的人写不出《侠客行》，这个古风他是装不出来的，他不是现代人在娱乐场上的礼貌，他‘有礼’得非常中国。”
镜头前的他总是挺直腰、咧嘴笑。摄影师为了让他“放松”，建议他坐在椅子上唱歌——他配合唱了。他也有不好搞的一面，宣传组的姑娘在车上说，赵牧阳不愿接受采访。
人们在谈论赵牧阳重出江湖。我找一些音乐人聊，好些人忿忿不平。“这是一个非常势利的时代，他天天在酒吧唱《侠客行》，有人听吗？大家都在玩色子、喝酒。”张晓舟说。王磊看到的是对乐手的忽视，“他打鼓最好的时候没人找他，在电视上唱歌你们就被震住了。就算他在《中国好歌曲》的班底里打鼓打到顶，观众看到的还是主唱，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节目组第一次邀约赵牧阳，连人都没见着，只在电话里听到句“别丢人现眼了”。
赵牧阳和王磊曾经上过央视的另一档节目，对方要求假唱，赵牧阳说怎么可以假唱。争取到真唱，他便去了。接到“好歌曲”的要求，赵牧阳问过王磊意见。王磊说，只要有平台唱自己的歌，我们都要唱。赵牧阳说他在意“有人听”，“这是一种力量。”
最后上节目的动机跟“找出路”没关系，赵牧阳“不参加商演，以后也不会”。录制之前，王磊见了赵牧阳，“贝雷帽，短夹克，灰棉裤。过几天看他上台，还是一样，完全没拾掇。”
朋友们不约而同说起赵牧阳的“真”。“他最大的好处就不会装逼。不装逼他就不紧张，他还会在乎别人说什么，早就死了。他一直沿街卖唱，3天29块钱，能屈能伸，能上能下。”王磊说。
跟时代的隔阂还是有。节目组这次要求选手24小时创作，宣布规则后刘欢拥抱他，他说，刘欢老师不用说了，我明白。事实上他很清楚，为创作而创作怎么可能出好作品呢？他也跟王磊说，想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在良子看来，赵牧阳想离开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想被控制”，“控制是多方面的，如果不把握好方向，将来会被很大的力量控制，不仅仅是节目或公司，还有观众的希求。这些东西会把你推到另一个方向，以这种欢天喜地的方式把你变成另一个人。这比染头发还要可怕。”赵牧阳对此极敏感，他曾告诉良子，“他们推我的时候都很热情，把我推到顶，摔下来的时候不会有人管我的。”
不管怎样，他找了宋静表示想退赛。宋静一番说服后他没再坚持。在24小时创作的比赛后，他没有晋级。生活恢复平静。他回去照顾自己的孩子，说起家人，他笑得非常灿烂。
比起早年“感染力比较差”的歌唱，李皖评价赵牧阳“简直飞跃了，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歌手”。“这是世界给他的馈赠，包括生活的苦难，他的声音有了时间感和生命感。这对歌手而言是最大的财富之一。”
网上有评论说他的音乐生涯可以更成功，他有点疑惑，眉毛拱成弧形，“我一直在做（音乐）啊。”然后轻轻不认同，“都一样的，更成功又怎么样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平淡道，丰衣足食，能过完这生就可以。
对喧闹的舞台来说，“侠客”赵牧阳还是飘飘一去不回头了。
最终鼓起，他唱，“阵阵狂风笑着黄沙走，逍遥怒吼黄沙塞满口。目空心空端起一碗酒，飘飘悠悠一去不回头。”
耿直的西北民歌，悲怆的秦腔味如刀割，同时又摇滚。很多人说这首歌棒极了。制作人宋静说，赵牧阳受欢迎是节目史无前例的现象。“‘好歌曲’一些歌圈内音乐人听得懂，老百姓却觉得太高级;或是老百姓喜欢，圈内人说很渣。但音乐人和我们的爸爸妈妈都会喜欢赵牧阳。”
人们开始找寻他的昔日模样，结果似乎满足了他们的想象：那个赵牧阳看上去就是个嬉皮士，长头发、喇叭裤、黑墨镜，打着有金属亮光的架子鼓，下巴往上抬，青筋暴起。
热闹再次围拢过来，他的反应却极其平淡。在嘉兴一家酒店里，他的掌心一直平放于大腿两侧的沙发上。几次点烟，他头颅稍前倾，上身几乎没有晃动。看似紧绷的姿势散发出强大的气场。他内心没有高墙，却也不存在倾诉欲，说得最多的是“对对”、偶尔也说“不好回答”。
很难说赵牧阳变成另一个人还是更像他自己了。更多时间里他背起三弦，用摇滚的方式弹唱西北民歌。很可能他内在的两个层面都在加强，如乐评人李皖所言，“更加摇滚，也更加本源化。”
祖师爷
一次给《中国好歌曲》录制VCR，赵牧阳得知刚出生的孩子生了病，还是如约在幕布前坐了半小时。结束时他问，可以了吗？导演说，可以了。“前一秒还静如处子，下一秒他就飞一样出去了。你知道他的力量有多大，他冲出去，有个正要拉门的工作人员手都被撞坏了。”因为难以置信，节目制作人宋静声音很轻。
安静和迅猛同时潜藏在赵牧阳矮小、比例不对的身体里，让人想起西北的豹子。他骨骼粗壮清奇，双臂肌肉结实得像成块成块的石头。手的骨节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粗大，茧子像一粒粒豆子伏在又糙又厚的手心上。打鼓时他眉毛一拧，眉骨立起来，像横过去的小山。
出生在宁夏中卫的赵牧阳，幼年终日在黄河附近的山坡上放羊，听着牧民唱“花儿”（一种西北民歌）长大。另一条音乐的影响路径源自母亲，母亲是唱秦腔的名角。曾被打成右派的父亲在乡下背盐做砖挖煤，满心愤懑，脾气执拗。赵牧阳外柔内刚，更像母亲。惟一一次委屈，是他想要一顶3块钱的八角帽，家里不给买——他可是已经养家了。四年级他就辍学到秦腔剧团当了武生，在台上周而复始翻跟斗。
“那时偷听邓丽君，师傅听到了会嘘我们，其实师傅也喜欢听。”他咧嘴一笑，脸上皱褶叠在一起，露出不符合年龄的纯真。他说自己的朴实随了父母。
18岁那年秦腔剧团解散。这个厚道又内向的小个子男孩一心想学能爆发力量的拳，最终成为一名侠客。哥哥骗他西安有顶级师傅，他去了，却迷上哥哥所在学校文艺部的一套鼓。得知陕西省歌舞团有人打鼓，他骑车20公里趴在剧团的窗户偷学。之后他到一个艺术沙龙专业打鼓。1987年，一场西安体育馆的音乐会上，常宽发现了他并把他带到北京。
李皖说，赵牧阳称得上中国摇滚乐鼓手的祖师爷。“中国早期摇滚乐的乐师们从某种角度来讲都是天才。当时资讯短缺，全靠个人领悟掌握技术。”京城摇滚乐队正呈爆炸之势，很多乐队缺鼓手。90年代，赵牧阳最多同时给8个乐队打鼓，《中国火1》里有3首歌是他打的。他那时成天开一辆意大利产的绿色菲亚特，到处录音、走穴。“一年能赚上500万，” 鲍家街街43号的贝斯手王磊去他家里，一翻开席梦思的垫子，下面全是钱。
当年录专辑求快，乐感好的赵牧阳一两天能录上一张。窦唯的《黑梦》专辑也是一次过。
音乐是他的目标，他全力以赴、机敏且有力量。合作过专辑《十方》的民谣歌手冬子说，赵牧阳的长处是对音乐旋律的敏感和力量感。“有次我突然听到一阵鼓声，诶，我说怎么这么像赵老师的鼓，再听原来是窦唯的《黑梦》。他有自己的风格，这是最难的。”赵牧阳的练习没离开过音乐。他喜欢的摇滚乐队都是鼓打得好的，Sting、Rush……扛一袋土豆回家，一边听耳机里的音乐一边模仿，一练10小时。“练鼓如练拳，吃尽人间苦。”
侠客行
2000年，赵牧阳参与的最后一个摇滚乐队鲍家街43号解散，主要原因是签主唱汪峰的华纳不愿与乐手签约。15年后赵牧阳登上《中国好歌曲》的舞台说，每个乐队都是奔着一生去的，却一个个地解散。
在王磊看来，那些热闹乐队解散的原因在于唱片公司的介入，而国内乐队成员间又缺乏明确的契约来保护乐手的权益。“他们只签主唱，乐手一直很弱势，歌手可以继续找其他乐手，但乐手你自己怎么出唱片？”同时有收益问题，“从有音乐出版开始，版权问题就很混乱。市场对乐手的压榨一直都有。牧阳录了上百张专辑，几乎没拿到过版税。”据赵牧阳称，自己加入的所有乐队中，只有“做梦”和“苍狼”所签的唱片公司会定期给乐手钱维持生计。
采访时我把这个话题抛给他，答案迅速回来了，语调却很沉缓。“更多的还是跟唱片公司的合作有冲突，音乐本身是自然的东西，公司的包装会让你不适应，它会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什么叫另一个人？”“他们会让你染头发。”
赵牧阳讨厌“韩国式的商演”，比如染头发、化妆……前几年他试图跟一家唱片公司合作，又因为被要求染发而终止合作。他伸手摸摸自己的短寸说，哎呀，我最受不了染头发了。
电脑录音软件他也试过。“太工整了，找不到一点问题，就是不自然。”一次性、“真人做的”音乐更打动他。这些年脑中一有旋律，他会用一小录音机给录下。
他的爆裂和隐忍并在。“喜怒哀乐很极致”，“有时候被冒犯了，他会很宽容，以纯真的笑脸去面对。但如果在原则问题上发生冲突，他的暴怒也是相当震撼。”多年来跟拍记录赵牧阳的摄影师良子，只见过一次他跟唱片公司老板发火。
乐队解散后，赵牧阳选择了做民间艺人。他在北京、深圳、宁夏、云南、四川等地游荡，生存状态越来越像无法追踪、惯于夜间出行的豹。“有一回在银川，很冷的冬天，他背着吉他走在去酒吧的黑漆漆的路上，每隔几十米会被昏黄的路灯照亮一下，影子在地上忽前忽后忽短忽长。牧阳个子小，但走路一般人跟不上他。他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唱着。”这是良子印象最深的画面。这段描述让人想起赵牧阳用铅笔画的《侠客行》：画里人绑着腿，背着三弦往前走——他似乎实现了他幼时的侠客梦。
赵牧阳当然能做监制或给知名选秀节目伴奏，但“他不做民间艺人做什么呢？你让他做雇佣乐手吗，唱别人的歌？他从不是一个雇佣乐手”。王磊说。
2010年赵牧阳住在大理巍山县巍宝山的三清殿。道观简单破旧，却被鸟语、绿意和草药香环绕。他起早练气功，喝茶，追着太阳晒一晒，弹琴唱歌，读南怀瑾。吃一两个素菜，有时小酌，隔三差五砍个柴。他爱干净，地上一尘不染，茶杯垫下永无茶渍。
云游四海之日，赵牧阳常去小学门口唱歌，徒弟陈去会看到他安详快乐的脸。他还去大大小小的市场给卖货的男人女人唱，也到大山唱给很可能已经耳聋的老人们听。陈去说，“或许他没有市场，但他不缺听众。请不要以娱乐圈的标准定义他。他是对着太阳唱歌的人。一草一木都是他的听众。”
他向来对金钱没概念，同时讲义气。王磊结婚，赵牧阳留下1900块，“也不管回去只有100可以活了”。
就在采访前几天，知名鼓手“鼓三儿”自杀去世。我问他有没有跟鼓三儿同样的精神困境。“有，都有过，想放弃。各种困顿加在一起，想离开这个世界了。”
最难忍受的是孤独。临近40岁，自杀的念头起了好几次，他给摁下去。他放不下家人。事实上，每当他找不到方向就回家，总能好上一阵。他对父母有愧疚——父母期待他有单位有妻子有孩子，他都做不到。他在一个夜晚写下《子夜》，拿起木吉他唱：“给我一个梦想让我渴望，给我一个家让我栖息。”
“我的歌里找不到爱字，没有说爱情。但是有家，有家乡。”
三弦
2006年赵牧阳开始练习三弦。他当时住在宁夏歌手在北京的聚集地费家村，隔壁是布衣乐队主唱吴宁越，“听着牧阳从木吉他弹到三弦，有时一练习就是一天一夜。”吴宁越怀疑过年近四十的赵牧阳能否学好有难度的三弦，后来他信了，“他把弹琴当成乐趣，不是苦恼的练习。他就想征服这个乐器。”
等到征服了，他拾起了已故好友小索那把长满青苔的三弦。从此这把琴就像长在他身上了。
从架子鼓到三弦，乐器之变意味着音乐也在变——他的音乐越来越接近“根”。
张晓舟听了无数遍赵牧阳弹三弦唱的《宁夏川》，他笃定地说，“这个赵牧阳是最好的赵牧阳，有美国早期布鲁斯大师的境界，最最根源的那种布鲁斯。”2013年赵牧阳还以艺术总监的身份，主办了“去掉电子还有重金属、朋克，以根源民族为主”的凤凰边城音乐节。
圈内人长脸理解他，“我们从小听三弦长大的，鼓是西方乐器，90年代他把世界上的流行音乐全部copy过。这些东西也好听，但身体会排斥，不会再进入到他的血液和骨子里。”
赵牧阳的改变是自觉的——他整个就重新浸染于地域性极强的民间音乐。陈去随他去过云南、贵州、陕北、青海、甘肃，拜访无数民间艺人。赵牧阳常感叹：厉害呢，挺厉害的。他们在青海、甘肃听老人们弹三弦、唱花儿、唱平弦戏。赵牧阳印象最深的是在甘肃，“一座很高的山，一位80岁的老太太，一路从山下唱到山顶，山顶有个庙供着玉皇大帝，她对着玉皇大帝唱今年的收成。”他也一度回到宁夏，和退休的父母随民间戏班下乡演出，打起中国鼓。其实早在1993年，赵牧阳就出了张“有北方小调作派”的专辑《流浪》，李皖评价，“在重摇滚的热潮中逆潮流而动，尝试将梆、笛、板胡、口琴等织入摇滚四重奏的织体中，虽有些夹生且偶尔现俗，却已显示主见和勇气。”
我问他，彻底远离西方摇滚了吗？他迟疑，“不好说。”
事实上他不可能不摇滚。写《黄河谣》时，赵牧阳站在家附近的黄河边，眼前曾经宽广的河流变得那么小，苍凉的旋律出来，“早知道黄河的水干了，修他妈的铁桥是做啥呢。”
“他不是对政治批判很有兴趣，但这不妨碍他有非常直白、非常民间的对抗情绪。”在王磊看来，“赵牧阳的愤怒不是针对整个世界的，他不想挑起你的愤怒，跟玛丽莲·曼森极端主义者有本质上的区别。”
李皖以为，《流浪》还没有直接连接到土地，但他今日做到了——用很摇滚的方式。“花儿本来是温吞的，但在赵牧阳那里变得激越，他用摇滚乐的方式来演唱西北民歌，同时又有秦腔的高亢，像刀割一样。”他认为赵牧阳的变化背后是一群人共同的艺术趋向，“包括苏阳、野孩子、布衣乐队，他们共同走上了一条路 ，一方面更本源化，一方面又更摇滚。”
四处游荡，讲义气，还有极具力量的身体，身边人评价赵牧阳活得像个侠客，但他最核心的侠客秉性很可能是一如既往的根植民间、追求自由以及保持反叛。“正如那首《侠客行》所唱，他看到了西北大漠的荒凉，又一笑而过了。‘飘飘一去不回头’是挺土的，但他的确这么做了。谁能这么做？”王磊说。
究根结底，年轻时养过45只鸽子的赵牧阳也许从未变过，他的内核同时糅杂了对自由的极度热爱与对根的眷恋。“他忠于自己忠于自然，建立了自己的认知体系。这是他的道。”良子说。 丰衣足食，能过完这生就可以
宋静认为，“赵牧阳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修饰也没有做作，真真正正散发出一种属于中国黄土地的力量”。
他比宋静想象的还要配合。在《中国好歌曲》的录制现场，他整场微笑。他被安排拎着一张福字剪纸，给广大网友念新年祝福词，刚念完，又被喊去拍照，他像是提了一口气，孩子似的乖巧，“好的！”“有啦！”“谢谢！”
这是赵牧阳像“侠客”的又一方面——“有礼”。在张晓舟眼里，“牧阳有古道热肠。他是个有古风的人，没有古风的人写不出《侠客行》，这个古风他是装不出来的，他不是现代人在娱乐场上的礼貌，他‘有礼’得非常中国。”
镜头前的他总是挺直腰、咧嘴笑。摄影师为了让他“放松”，建议他坐在椅子上唱歌——他配合唱了。他也有不好搞的一面，宣传组的姑娘在车上说，赵牧阳不愿接受采访。
人们在谈论赵牧阳重出江湖。我找一些音乐人聊，好些人忿忿不平。“这是一个非常势利的时代，他天天在酒吧唱《侠客行》，有人听吗？大家都在玩色子、喝酒。”张晓舟说。王磊看到的是对乐手的忽视，“他打鼓最好的时候没人找他，在电视上唱歌你们就被震住了。就算他在《中国好歌曲》的班底里打鼓打到顶，观众看到的还是主唱，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节目组第一次邀约赵牧阳，连人都没见着，只在电话里听到句“别丢人现眼了”。
赵牧阳和王磊曾经上过央视的另一档节目，对方要求假唱，赵牧阳说怎么可以假唱。争取到真唱，他便去了。接到“好歌曲”的要求，赵牧阳问过王磊意见。王磊说，只要有平台唱自己的歌，我们都要唱。赵牧阳说他在意“有人听”，“这是一种力量。”
最后上节目的动机跟“找出路”没关系，赵牧阳“不参加商演，以后也不会”。录制之前，王磊见了赵牧阳，“贝雷帽，短夹克，灰棉裤。过几天看他上台，还是一样，完全没拾掇。”
朋友们不约而同说起赵牧阳的“真”。“他最大的好处就不会装逼。不装逼他就不紧张，他还会在乎别人说什么，早就死了。他一直沿街卖唱，3天29块钱，能屈能伸，能上能下。”王磊说。
跟时代的隔阂还是有。节目组这次要求选手24小时创作，宣布规则后刘欢拥抱他，他说，刘欢老师不用说了，我明白。事实上他很清楚，为创作而创作怎么可能出好作品呢？他也跟王磊说，想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在良子看来，赵牧阳想离开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想被控制”，“控制是多方面的，如果不把握好方向，将来会被很大的力量控制，不仅仅是节目或公司，还有观众的希求。这些东西会把你推到另一个方向，以这种欢天喜地的方式把你变成另一个人。这比染头发还要可怕。”赵牧阳对此极敏感，他曾告诉良子，“他们推我的时候都很热情，把我推到顶，摔下来的时候不会有人管我的。”
不管怎样，他找了宋静表示想退赛。宋静一番说服后他没再坚持。在24小时创作的比赛后，他没有晋级。生活恢复平静。他回去照顾自己的孩子，说起家人，他笑得非常灿烂。
比起早年“感染力比较差”的歌唱，李皖评价赵牧阳“简直飞跃了，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歌手”。“这是世界给他的馈赠，包括生活的苦难，他的声音有了时间感和生命感。这对歌手而言是最大的财富之一。”
网上有评论说他的音乐生涯可以更成功，他有点疑惑，眉毛拱成弧形，“我一直在做（音乐）啊。”然后轻轻不认同，“都一样的，更成功又怎么样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平淡道，丰衣足食，能过完这生就可以。
对喧闹的舞台来说，“侠客”赵牧阳还是飘飘一去不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