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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其提倡的“仁”是“孔子世界”的基石，在《论语》中，孔子在不同情境与场合下阐释“仁”的重要以及如何实现“仁”。作为中国思想范式的创造者，孔子让中国人的思想始终关注如何做人、如何生活的问题。医学面对的是人类的各种疾病或病变，医学的本真是从仁心到仁术，一个真正的医者在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孔子所提倡的“仁”。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叙述孔子的生平事迹中，由衷地感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两句本出自《诗经·小雅·车舝》，在《诗经》中是较单纯的景象描写或比兴，大致意思为仰望高山目光停止，大路前行行又止。借助这样的意象和心境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后世之人对孔子的感情。“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说的是：虽然不能达到孔子那样的境界，但心里也知道了努力的方向。不仅如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有另外一层意思，不管是高山或者大道，需要亲身经历，沿途走一遭，才能体会其中的景致，孔子既如“高山”“景行”，后世之人对孔子的了解或学习，要做到“走进”孔子的世界，并且在自己的人生中践行孔子所提倡的信条，如此才能体会其中的真谛。
一、《论语》中的“仁”
孔子的“世界”景致重重，其中孔子所提倡的“仁”是这个世界的“基石”。《论语》是孔子门人弟子记载孔子生平言行的书籍，其中“仁”字出现了109次。这109次是明言“仁”，《论语》当中还有很多章节虽没有“仁”字，但实际上也是对孔子“仁”的思想的阐发。例如，孔子在谈论自己的志向时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里虽然不是明言，实际上表现的是孔子的内心所达到的仁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人心与人心之间的相互感应。
孔子是在什么场景之下展开对“仁”的论述呢？其大致有三种情况：孔子的自发论述；孔门弟子向孔子请教“仁”；对具体的人和行为作出是否是“仁”的评价。《论语》中能被孔子称颂为“仁”的只有三个人，即“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中提到“仁”的还有一种情况，即孔子的门人弟子对“仁”的论述，总共有三篇。其分别为：有子说的“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夏说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二、发展中的“仁”
不管孔子对“仁”是自发论述，或者是为弟子解答“仁”的含义，还是对具体人物和行为进行评价，孔子更多地是在不同情境与场合下说明“仁”的重要以及如何实现“仁”，实际上，孔子并没有从概念上说明“仁”是什么，也没有给“仁”下过定义。这和《论语》的语录体有关，孔子和他的学生是共同生活体，孔子的课程大多是实践课，比如教学生行礼、奏乐、射箭、驾车，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弟子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弟子记录孔子的言行。孔子本身是述而不作，当时并没有建立个人著书的写作观。生活中的“孔子”，不管语言和思想方面，其特点都是朴素的。因而后世的儒家对孔子思想的阐发才会有如此大的空间。
第一个将孔子的思想精髓进行阐发的是稍晚的孟子，孟子生于战国时期，而在战国时期，诸子之间开始兴起“私人著书”，孟子、庄子、韩非子等都有了自己的个人著作，这种形式的改变无疑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启。
孟子从孔子的思想基石“仁”出发，阐释出或者发展出更多“仁”的思想精髓。首先，从“仁”的内核提取出善，发展出更有辩证思想的“性善论”；其次，“仁”“义”并举，后世多将“仁义”并在一起说，这正是孟子发扬的。在孔子对“仁”的解释中，最为简洁的回答是在《论语·颜渊第十一》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只是在表达上强调了“仁”是发自内心爱人。孟子的“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既强调了内在心理，又强调了外在行为，从内在心理方面，一切“仁”的展现都是从人的善心出发，而“义”更多针对的是外在关系，孟子解释为人的正路。
“仁”与“义”的关系就是互为表里，正如汉代经学家董仲舒曾说的“仁必及人。义必由中”。由于“仁”指的是人心，只要动了善念，便是孔子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是动了善念还不够，真正的“仁”还必须践行到现实生活中，要做到“及人”，要由内到外，实际上，人们可以将其看成是由“仁”到“义”的过程。而“义”更多地用于形容外在关系，但外在行为的“义”是如何发生的呢？“义必由中”，多用于形容对他者行为的“义”之所以会产生，是根源于人的内心，人的内心情感就像是“义”的源泉。
最后，发展“仁政”思想。孟子的思想是伟大的，这就是为什么孔孟不可分，而至宋代孟子的地位被抬高。孟子及之后的汉儒、宋儒的发扬使孔子的思想更加精细、哲思。但孔子只有一个，即中国思想范式的创造者。后世的思想家沿着孔子创造出来的范式继续前行。如果说孔子给中国的思想创造了什么范式的话，那就是他让中国人的思想始终关注如何做人、如何生活的问题。而关于如何做人、如何生活，孔子认为，“仁”是最高的境界，为学问修养之最高标准。孟子及之后的汉儒、宋儒的发扬亲身实践孔子所推崇的“仁道”，并从思想上发展了“仁”的内涵。
三、实践中的“仁”
学者方尔加在《百家讲坛》中给孔子的“仁”下定义为“发自内心地爱人”，认为“仁”是人内心的一种真诚信念，信则有，不信则无。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如何能够做到“仁”呢？
首先，要善于学习，培养自己的人格。什么叫人格呢？人格就是人的道德性。正如哲学家康德所说：“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人格就像头顶的灿烂星空一样至高无上，超越了身份和等级。
孔子所提倡的仁道，就是培养人的道德性。道德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养成的，孔子讲学最重“学”，就蕴藏这个道理。孔子的学生子贡以言语闻名，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辦事通达，善于经商之道，家有千金，而子贡又“常相鲁、卫”。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子路以政事见称，他为人刚直仗义，好勇力，对父母极为孝顺。他除学诗、礼外，还为孔子赶车，做侍卫，跟随孔子周游列国。子路勇武，实际上起了保卫者的作用。孔子曾说过自己的主张如果行不通，就乘木筏到海外去，那时跟随他的只怕只有子路。子贡、子路同样都发挥自我天性，具备不一样的特长，子贡使孔子名满天下，子路至死追随、守卫孔子。两者都以其品德感动后人，这种品德就是他们的人格。 在自我完善的道路上要努力做到精益求精，子贡说：“贫穷的人能够做到不谄媚，富人能够做到不骄傲，怎么样？”孔子说这也算好的了，但不如贫穷而能乐道，富而知好礼，那就更好了。”在这里，孔子强调的就是精益求精的精神。
孔子生活于春秋晚期，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此时诸侯国之间争权夺利，周王室岌岌可危。不管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或是“我欲仁，斯仁至矣”，人们不难读出孔子感叹的情绪，如果能够联系孔子所处时代，即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世情，人们或许更能明白孔子为什么要强调“仁”，正是由于当时的世情，所以孔子在“仁道”中倾注他的情感和思考。孔子在谈论自己的志向时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可见他在接近人心与人心之间相互感应的境界。孔子又说“当仁不让于师”，说的是假如遇到可以行仁道的事情，要身先士卒，不要说自己不做让别人来做。而孔子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可见孔子人格的伟大。
其次，要能够由己及人，由己推人。仁道就是集中体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孔子在回答子贡和仲弓的提问时，从正反两面回答“仁”的实现方法，分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孔子弟子曾参曾经说过孔子平时讲的道，用一个头绪来贯串的话，就是“忠恕”两个字。尽己之心以待人就是忠，推己之心以及人就是恕。
具体而言，就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即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自己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要帮助他人生存与发展，不能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忽视了他人的存在，更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谋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从自己开始，由己及人，由己推人，由内到外，及于他人。“我”与人不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而是“我”与同我一样的人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移情”。其根本意义是，对他人的人格尊严的尊重。“仁者爱人”，对人的尊重、同情和关心是仁的根本内容。
最后，能够做到持之以恒。孔子曾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其大致意思是说，人都有传达善意的时候，但是在任何处境中都能坚持以仁德的方式来处世，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君子。对于普通人，难的地方就在于坚持。这就需要一定的境界，防止人心为私欲所障蔽、所缠缚。
对于真正有仁爱之心的人来说，他的内心始终要怀有信念，不管人生处于何种境地，面对何种社会关系，内心的道德准则都将贯穿他的整个实践行为中。
四、医学的本真：由仁心到仁术
之所以会有医学、医生，是因为人有病痛。晋代杨泉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以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医者一定要聪明理达，是因为“工欲善其身，必先利其器”。晋代张湛曾说“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说的是经典的医方难以精通，由来已久，孙思邈认为，这是因为疾病内在的病因相同而外在症状不同，或者内在的病因不同而外在症状相同。医学道理极精细、极微妙，所以学医的人一定要聪明理达，广泛深入地探究医学原理，专心勤奋不懈怠，不能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否则就是害人害己。
“非仁爱之士，不可以托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这是讲医德的重要性。为什么仁爱之心对医者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医虽小道，性命攸关，不得不慎”，病人对医者即以生命相托，医者就不得不谨慎。而仁爱之心是医者能救济世人的基础。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发表议论，大医治病，“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说的就是如果有患病者来求医生救治的，不管他的贵贱贫富、老幼美丑，是仇人还是亲近的人，是交往密切的还是一般的朋友，一律同样看待，都存有对待最亲近的人一样的想法，也不能瞻前顾后，考虑自身的利弊得失，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到病人的烦恼，就像自己的烦恼一样，内心悲痛，不避忌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全心全意地救护病人，不能产生推托和摆架子的想法，这样的医者才能称作百姓的好医生。
存有对待最亲近的人一样的想法对待病人，看到病人的烦恼，就像自己的烦恼一样，这就是人心善良一面的发挥，有这样一颗仁心的医者才能在任何病痛面前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这就是孙思邈所说的“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意思是说，如果有病人患疮疡、泻痢，污臭不堪入目，别人都不愿看的，医生只能表现出从内心感到难过的同情、怜悯、关心的心情，不能产生一点不快的念头，这就是我的志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医者。
五、结语
作为中国思想范式的创造者，孔子让中国人的思想始终关注如何做人、如何生活的问题。医学面对人类的各种疾病或病变，医学的本真是从仁心到仁术，一个真正的医者在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孔子所提倡的“仁”。
（1.右江民族医学院；2.民族地区医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3.广西人文医学研究中心）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叙述孔子的生平事迹中，由衷地感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两句本出自《诗经·小雅·车舝》，在《诗经》中是较单纯的景象描写或比兴，大致意思为仰望高山目光停止，大路前行行又止。借助这样的意象和心境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后世之人对孔子的感情。“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说的是：虽然不能达到孔子那样的境界，但心里也知道了努力的方向。不仅如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有另外一层意思，不管是高山或者大道，需要亲身经历，沿途走一遭，才能体会其中的景致，孔子既如“高山”“景行”，后世之人对孔子的了解或学习，要做到“走进”孔子的世界，并且在自己的人生中践行孔子所提倡的信条，如此才能体会其中的真谛。
一、《论语》中的“仁”
孔子的“世界”景致重重，其中孔子所提倡的“仁”是这个世界的“基石”。《论语》是孔子门人弟子记载孔子生平言行的书籍，其中“仁”字出现了109次。这109次是明言“仁”，《论语》当中还有很多章节虽没有“仁”字，但实际上也是对孔子“仁”的思想的阐发。例如，孔子在谈论自己的志向时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里虽然不是明言，实际上表现的是孔子的内心所达到的仁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人心与人心之间的相互感应。
孔子是在什么场景之下展开对“仁”的论述呢？其大致有三种情况：孔子的自发论述；孔门弟子向孔子请教“仁”；对具体的人和行为作出是否是“仁”的评价。《论语》中能被孔子称颂为“仁”的只有三个人，即“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中提到“仁”的还有一种情况，即孔子的门人弟子对“仁”的论述，总共有三篇。其分别为：有子说的“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夏说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二、发展中的“仁”
不管孔子对“仁”是自发论述，或者是为弟子解答“仁”的含义，还是对具体人物和行为进行评价，孔子更多地是在不同情境与场合下说明“仁”的重要以及如何实现“仁”，实际上，孔子并没有从概念上说明“仁”是什么，也没有给“仁”下过定义。这和《论语》的语录体有关，孔子和他的学生是共同生活体，孔子的课程大多是实践课，比如教学生行礼、奏乐、射箭、驾车，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弟子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弟子记录孔子的言行。孔子本身是述而不作，当时并没有建立个人著书的写作观。生活中的“孔子”，不管语言和思想方面，其特点都是朴素的。因而后世的儒家对孔子思想的阐发才会有如此大的空间。
第一个将孔子的思想精髓进行阐发的是稍晚的孟子，孟子生于战国时期，而在战国时期，诸子之间开始兴起“私人著书”，孟子、庄子、韩非子等都有了自己的个人著作，这种形式的改变无疑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启。
孟子从孔子的思想基石“仁”出发，阐释出或者发展出更多“仁”的思想精髓。首先，从“仁”的内核提取出善，发展出更有辩证思想的“性善论”；其次，“仁”“义”并举，后世多将“仁义”并在一起说，这正是孟子发扬的。在孔子对“仁”的解释中，最为简洁的回答是在《论语·颜渊第十一》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只是在表达上强调了“仁”是发自内心爱人。孟子的“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既强调了内在心理，又强调了外在行为，从内在心理方面，一切“仁”的展现都是从人的善心出发，而“义”更多针对的是外在关系，孟子解释为人的正路。
“仁”与“义”的关系就是互为表里，正如汉代经学家董仲舒曾说的“仁必及人。义必由中”。由于“仁”指的是人心，只要动了善念，便是孔子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是动了善念还不够，真正的“仁”还必须践行到现实生活中，要做到“及人”，要由内到外，实际上，人们可以将其看成是由“仁”到“义”的过程。而“义”更多地用于形容外在关系，但外在行为的“义”是如何发生的呢？“义必由中”，多用于形容对他者行为的“义”之所以会产生，是根源于人的内心，人的内心情感就像是“义”的源泉。
最后，发展“仁政”思想。孟子的思想是伟大的，这就是为什么孔孟不可分，而至宋代孟子的地位被抬高。孟子及之后的汉儒、宋儒的发扬使孔子的思想更加精细、哲思。但孔子只有一个，即中国思想范式的创造者。后世的思想家沿着孔子创造出来的范式继续前行。如果说孔子给中国的思想创造了什么范式的话，那就是他让中国人的思想始终关注如何做人、如何生活的问题。而关于如何做人、如何生活，孔子认为，“仁”是最高的境界，为学问修养之最高标准。孟子及之后的汉儒、宋儒的发扬亲身实践孔子所推崇的“仁道”，并从思想上发展了“仁”的内涵。
三、实践中的“仁”
学者方尔加在《百家讲坛》中给孔子的“仁”下定义为“发自内心地爱人”，认为“仁”是人内心的一种真诚信念，信则有，不信则无。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如何能够做到“仁”呢？
首先，要善于学习，培养自己的人格。什么叫人格呢？人格就是人的道德性。正如哲学家康德所说：“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人格就像头顶的灿烂星空一样至高无上，超越了身份和等级。
孔子所提倡的仁道，就是培养人的道德性。道德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养成的，孔子讲学最重“学”，就蕴藏这个道理。孔子的学生子贡以言语闻名，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辦事通达，善于经商之道，家有千金，而子贡又“常相鲁、卫”。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子路以政事见称，他为人刚直仗义，好勇力，对父母极为孝顺。他除学诗、礼外，还为孔子赶车，做侍卫，跟随孔子周游列国。子路勇武，实际上起了保卫者的作用。孔子曾说过自己的主张如果行不通，就乘木筏到海外去，那时跟随他的只怕只有子路。子贡、子路同样都发挥自我天性，具备不一样的特长，子贡使孔子名满天下，子路至死追随、守卫孔子。两者都以其品德感动后人，这种品德就是他们的人格。 在自我完善的道路上要努力做到精益求精，子贡说：“贫穷的人能够做到不谄媚，富人能够做到不骄傲，怎么样？”孔子说这也算好的了，但不如贫穷而能乐道，富而知好礼，那就更好了。”在这里，孔子强调的就是精益求精的精神。
孔子生活于春秋晚期，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此时诸侯国之间争权夺利，周王室岌岌可危。不管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或是“我欲仁，斯仁至矣”，人们不难读出孔子感叹的情绪，如果能够联系孔子所处时代，即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世情，人们或许更能明白孔子为什么要强调“仁”，正是由于当时的世情，所以孔子在“仁道”中倾注他的情感和思考。孔子在谈论自己的志向时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可见他在接近人心与人心之间相互感应的境界。孔子又说“当仁不让于师”，说的是假如遇到可以行仁道的事情，要身先士卒，不要说自己不做让别人来做。而孔子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可见孔子人格的伟大。
其次，要能够由己及人，由己推人。仁道就是集中体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孔子在回答子贡和仲弓的提问时，从正反两面回答“仁”的实现方法，分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孔子弟子曾参曾经说过孔子平时讲的道，用一个头绪来贯串的话，就是“忠恕”两个字。尽己之心以待人就是忠，推己之心以及人就是恕。
具体而言，就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即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自己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要帮助他人生存与发展，不能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忽视了他人的存在，更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谋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从自己开始，由己及人，由己推人，由内到外，及于他人。“我”与人不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而是“我”与同我一样的人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移情”。其根本意义是，对他人的人格尊严的尊重。“仁者爱人”，对人的尊重、同情和关心是仁的根本内容。
最后，能够做到持之以恒。孔子曾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其大致意思是说，人都有传达善意的时候，但是在任何处境中都能坚持以仁德的方式来处世，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君子。对于普通人，难的地方就在于坚持。这就需要一定的境界，防止人心为私欲所障蔽、所缠缚。
对于真正有仁爱之心的人来说，他的内心始终要怀有信念，不管人生处于何种境地，面对何种社会关系，内心的道德准则都将贯穿他的整个实践行为中。
四、医学的本真：由仁心到仁术
之所以会有医学、医生，是因为人有病痛。晋代杨泉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以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医者一定要聪明理达，是因为“工欲善其身，必先利其器”。晋代张湛曾说“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说的是经典的医方难以精通，由来已久，孙思邈认为，这是因为疾病内在的病因相同而外在症状不同，或者内在的病因不同而外在症状相同。医学道理极精细、极微妙，所以学医的人一定要聪明理达，广泛深入地探究医学原理，专心勤奋不懈怠，不能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否则就是害人害己。
“非仁爱之士，不可以托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这是讲医德的重要性。为什么仁爱之心对医者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医虽小道，性命攸关，不得不慎”，病人对医者即以生命相托，医者就不得不谨慎。而仁爱之心是医者能救济世人的基础。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发表议论，大医治病，“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说的就是如果有患病者来求医生救治的，不管他的贵贱贫富、老幼美丑，是仇人还是亲近的人，是交往密切的还是一般的朋友，一律同样看待，都存有对待最亲近的人一样的想法，也不能瞻前顾后，考虑自身的利弊得失，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到病人的烦恼，就像自己的烦恼一样，内心悲痛，不避忌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全心全意地救护病人，不能产生推托和摆架子的想法，这样的医者才能称作百姓的好医生。
存有对待最亲近的人一样的想法对待病人，看到病人的烦恼，就像自己的烦恼一样，这就是人心善良一面的发挥，有这样一颗仁心的医者才能在任何病痛面前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这就是孙思邈所说的“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意思是说，如果有病人患疮疡、泻痢，污臭不堪入目，别人都不愿看的，医生只能表现出从内心感到难过的同情、怜悯、关心的心情，不能产生一点不快的念头，这就是我的志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医者。
五、结语
作为中国思想范式的创造者，孔子让中国人的思想始终关注如何做人、如何生活的问题。医学面对人类的各种疾病或病变，医学的本真是从仁心到仁术，一个真正的医者在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孔子所提倡的“仁”。
（1.右江民族医学院；2.民族地区医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3.广西人文医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