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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钱，你就可以帮助弱势群体，就可以成为一名慈善家。
这不是痴人说梦，而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正在全面推广的全民公益方案中的一部分。降低门槛，激发公众的公益积极性，2008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和百胜餐饮集团、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一起发起“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项目，每天每人，一个鸡蛋、一包牛奶，或者一块面包、一包牛奶，目的是有效地增加贫困地区学生的身体营养。
在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做好自身建设的基础上，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树立了自身的品牌形象和公信力。在现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专职副会长王行最先生看来，这不仅关系到公益机构的未来，也关系到整个中国慈善事业的未来。
初衷和特点
《新民周刊》：中国扶贫基金会选择携手百胜餐饮集团、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联合发起“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项目的初衷是什么？
王行最：捐一元项目是为了鼓励公众参与公益项目，实际上是百胜集团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06年在全球范围内先发起的 “世界饥饿救济周”项目的一部分，“世界饥饿救济周”项目也是通过百胜集团旗下的各个餐厅募集资金，筹来的钱资助世界上最不发达地区的孩子。与我们的合作是从2008年开始的，当时发生了5·12汶川地震，地震发生后，我们也想为灾区的小朋友做些事。当时我们了解到百胜有这样一个项目，他们也在寻找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商量后决定为灾区的小学生一起做点事。于是我们在2008年10月份启动了“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筹集资金为汶川重灾区的小朋友送营养餐。
《新民周刊》：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做的其他公益项目相比，“捐一元”项目的特点是什么？
王行最：“捐一元”项目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其他公益项目的操作流程和操作方式都是一样的，从调研、可行性、立项、项目流程设计，组建项目部专门管理。重要的区别在于：这个项目一方面是专门针对贫困地区和灾区的小学生做一些公益实事，另一方面也是公众动员的项目，可以使更多的普普通通的百姓参与到公益项目中去。门槛比较低，渠道也比较便捷，在消费过程中，就可以献爱心。一元钱，并不多，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拿得出来，积少成多，通过这个公益项目，既能增强公众的公益意识，又可以实实在在地帮助贫困地区的小学生增加每日的营养。这个项目的主要特点是人人可公益，通过这个项目已经帮助了10万人次的小学生，而且，通过这个平台动员了4650万人次的公众参与到“捐一元”中来。
《新民周刊》：您个人是否亲身去过项目实施的贫困地区？个人有何感受？
王行最：很多贫困地区我都去过，今年的5月21日我去了云南宣威县阿都乡、乐丰乡的10所学校考察，看到这些贫困地区的真实情况，心情很沉重。有的乡村小学离县城有100多公里，开车都要三四个小时，非常偏远。孩子们在这样闭塞的环境中长大，他们看到陌生人都显得很拘谨，不好意思，我问他们：“你们鸡蛋吃过吗？”他们低头不语；我又问他们：“你们牛奶喝过吗？”他们摇摇头。后来我了解到，当地人过年过节还能吃到鸡蛋，可是从来也没有喝过牛奶，真的贫困到这样的程度。
这让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我们的“爱心餐”在一些贫困地区推广后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让边远贫困地区的小学生实实在在地吃到了鸡蛋、喝到了牛奶，增强了体质，生病少了，学习劲头也更足了，学习成绩也有显著的提高。这使得我们的公益项目在当地学校中非常受欢迎，你可以在他们的眼神中，看到满满的感恩之心。
除了“营养餐”之外，我们还有“爱心厨房”，为学校配备电磁炉、蒸饭车、消毒柜、绞肉机等等，这个项目在学校里非常受欢迎。学校普遍反映：第一，效率高了；第二，卫生干净；第三个是省钱，从电费和烧煤费用相比，至少节省三分之一，有的甚至超过一半。营养餐项目可能执行有期限，但爱心厨房可以用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由于烧煤，火候不好掌握，孩子们经常吃的是冷饭、夹生饭，有时甚至饿肚子。有了现代化的厨房设备以后，孩子们每天都能按时吃上热菜热饭。这两个措施保证和改善了当地学生的身体营养。
《新民周刊》：中国扶贫基金会计划推动全民公益，是怎么全面考虑全民公益方案的？“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活动是不是全民公益方案中的一部分？
王行最：我们是公募基金会，就机构自身的发展来说，我们发展的基础来自普普通通的每一位公众。作为负有公益使命的机构，我们也负有对公民教育的责任，通过广泛激发公民的公益爱心，更新他们的观念，传输正确的公益理念。同时，公众也可以监督、问责。因此，推动全民公益，一方面是为了机构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开展公益理念的教育，树立现代公益理念。
2005-2006年，我们开始推动全民公益的项目。我们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人人可以慈善，人人可以公益，广泛参与到多种公益慈善活动中去。除了“捐一元”之外，我们还有“捐十元”和“捐百元”两种项目。“捐十元”，我们与腾讯、中国银行等合作伙伴合作，通过每人每月10元钱的小额持续捐款的形式，让爱心人士自主选择愿意支持的公益项目，长期关注和支持公益，腾讯月捐项目已经有10万人次参与，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反响。
“捐百元”的“爱心包裹”项目，每100元，就能一对一地给贫困地区1名小学生美术文具和书包的爱心包裹。
应对信任危机
《新民周刊》：您如何评价当前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环境？社会各界能做些什么，来发展中国公益慈善事业？
王行最：中国开展现代公益慈善事业时间相对比较短。以前都是传统的乐善好施，从道德精神层面，从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角度去做慈善。中国开展现代公益慈善事业也就30多年，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包括法律法规，包括公众参与意识，包括社会对公益的问责和鉴别，都有不完善的地方。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我觉得在两个方面有很大的问题：一，官办慈善，有垄断性质，行政化的色彩特别浓，造成了实际上中国慈善现在存在的问题；二，中国的相关法律还存在缺陷，公益步履维艰。近期有了好的变化，行业里面也在联合做自律的行动。比如基金会中心网的成立，就是要向公众公开我们的财务信息，看看我们有没有将钱用在该用的地方，让公众来监督我们的工作。通过我们的品牌传播，希望能够使得中国的慈善事业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希望公众不要简单地认为所有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都是郭美美，不要简单地做一个愤青，动不动就开骂。公众有这样的情绪我们能够理解，但是是不是可以深入公益机构了解一下？看看哪些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害群之马，又有哪些机构在真正做实事。我们希望公众监督我们，但也希望他们能够实事求是，客观地看待中国慈善事业。
在这个问题上，媒体要正确引导群众分辨是非，政府要加强激励和处罚机制，好的要褒扬、支持，对于不好的要将其剔除出我们慈善公益事业的队伍之外。因此，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凝成一股合力，才能使中國的慈善公益事业走上一条健康发展之路。
《新民周刊》：国外的公益慈善事业有哪些普遍特点？
王行最：就公益慈善事业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来说，第一，是民间性，也就是慈善是民间的，不是政府在做。政府是做官方的发展、援助，但政府并不介入慈善公益，不进入劝募市场，不向百姓募集资金 。
第二，是多样性，慈善参与机构的多样性。有直接的援助性项目，也有倡导型项目，比如倡导防止气候变化，通过倡导推动政策变革。
这不是痴人说梦，而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正在全面推广的全民公益方案中的一部分。降低门槛，激发公众的公益积极性，2008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和百胜餐饮集团、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一起发起“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项目，每天每人，一个鸡蛋、一包牛奶，或者一块面包、一包牛奶，目的是有效地增加贫困地区学生的身体营养。
在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做好自身建设的基础上，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树立了自身的品牌形象和公信力。在现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专职副会长王行最先生看来，这不仅关系到公益机构的未来，也关系到整个中国慈善事业的未来。
初衷和特点
《新民周刊》：中国扶贫基金会选择携手百胜餐饮集团、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联合发起“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项目的初衷是什么？
王行最：捐一元项目是为了鼓励公众参与公益项目，实际上是百胜集团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06年在全球范围内先发起的 “世界饥饿救济周”项目的一部分，“世界饥饿救济周”项目也是通过百胜集团旗下的各个餐厅募集资金，筹来的钱资助世界上最不发达地区的孩子。与我们的合作是从2008年开始的，当时发生了5·12汶川地震，地震发生后，我们也想为灾区的小朋友做些事。当时我们了解到百胜有这样一个项目，他们也在寻找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商量后决定为灾区的小学生一起做点事。于是我们在2008年10月份启动了“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筹集资金为汶川重灾区的小朋友送营养餐。
《新民周刊》：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做的其他公益项目相比，“捐一元”项目的特点是什么？
王行最：“捐一元”项目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其他公益项目的操作流程和操作方式都是一样的，从调研、可行性、立项、项目流程设计，组建项目部专门管理。重要的区别在于：这个项目一方面是专门针对贫困地区和灾区的小学生做一些公益实事，另一方面也是公众动员的项目，可以使更多的普普通通的百姓参与到公益项目中去。门槛比较低，渠道也比较便捷，在消费过程中，就可以献爱心。一元钱，并不多，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拿得出来，积少成多，通过这个公益项目，既能增强公众的公益意识，又可以实实在在地帮助贫困地区的小学生增加每日的营养。这个项目的主要特点是人人可公益，通过这个项目已经帮助了10万人次的小学生，而且，通过这个平台动员了4650万人次的公众参与到“捐一元”中来。
《新民周刊》：您个人是否亲身去过项目实施的贫困地区？个人有何感受？
王行最：很多贫困地区我都去过，今年的5月21日我去了云南宣威县阿都乡、乐丰乡的10所学校考察，看到这些贫困地区的真实情况，心情很沉重。有的乡村小学离县城有100多公里，开车都要三四个小时，非常偏远。孩子们在这样闭塞的环境中长大，他们看到陌生人都显得很拘谨，不好意思，我问他们：“你们鸡蛋吃过吗？”他们低头不语；我又问他们：“你们牛奶喝过吗？”他们摇摇头。后来我了解到，当地人过年过节还能吃到鸡蛋，可是从来也没有喝过牛奶，真的贫困到这样的程度。
这让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我们的“爱心餐”在一些贫困地区推广后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让边远贫困地区的小学生实实在在地吃到了鸡蛋、喝到了牛奶，增强了体质，生病少了，学习劲头也更足了，学习成绩也有显著的提高。这使得我们的公益项目在当地学校中非常受欢迎，你可以在他们的眼神中，看到满满的感恩之心。
除了“营养餐”之外，我们还有“爱心厨房”，为学校配备电磁炉、蒸饭车、消毒柜、绞肉机等等，这个项目在学校里非常受欢迎。学校普遍反映：第一，效率高了；第二，卫生干净；第三个是省钱，从电费和烧煤费用相比，至少节省三分之一，有的甚至超过一半。营养餐项目可能执行有期限，但爱心厨房可以用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由于烧煤，火候不好掌握，孩子们经常吃的是冷饭、夹生饭，有时甚至饿肚子。有了现代化的厨房设备以后，孩子们每天都能按时吃上热菜热饭。这两个措施保证和改善了当地学生的身体营养。
《新民周刊》：中国扶贫基金会计划推动全民公益，是怎么全面考虑全民公益方案的？“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活动是不是全民公益方案中的一部分？
王行最：我们是公募基金会，就机构自身的发展来说，我们发展的基础来自普普通通的每一位公众。作为负有公益使命的机构，我们也负有对公民教育的责任，通过广泛激发公民的公益爱心，更新他们的观念，传输正确的公益理念。同时，公众也可以监督、问责。因此，推动全民公益，一方面是为了机构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开展公益理念的教育，树立现代公益理念。
2005-2006年，我们开始推动全民公益的项目。我们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人人可以慈善，人人可以公益，广泛参与到多种公益慈善活动中去。除了“捐一元”之外，我们还有“捐十元”和“捐百元”两种项目。“捐十元”，我们与腾讯、中国银行等合作伙伴合作，通过每人每月10元钱的小额持续捐款的形式，让爱心人士自主选择愿意支持的公益项目，长期关注和支持公益，腾讯月捐项目已经有10万人次参与，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反响。
“捐百元”的“爱心包裹”项目，每100元，就能一对一地给贫困地区1名小学生美术文具和书包的爱心包裹。
应对信任危机
《新民周刊》：您如何评价当前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环境？社会各界能做些什么，来发展中国公益慈善事业？
王行最：中国开展现代公益慈善事业时间相对比较短。以前都是传统的乐善好施，从道德精神层面，从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角度去做慈善。中国开展现代公益慈善事业也就30多年，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包括法律法规，包括公众参与意识，包括社会对公益的问责和鉴别，都有不完善的地方。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我觉得在两个方面有很大的问题：一，官办慈善，有垄断性质，行政化的色彩特别浓，造成了实际上中国慈善现在存在的问题；二，中国的相关法律还存在缺陷，公益步履维艰。近期有了好的变化，行业里面也在联合做自律的行动。比如基金会中心网的成立，就是要向公众公开我们的财务信息，看看我们有没有将钱用在该用的地方，让公众来监督我们的工作。通过我们的品牌传播，希望能够使得中国的慈善事业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希望公众不要简单地认为所有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都是郭美美，不要简单地做一个愤青，动不动就开骂。公众有这样的情绪我们能够理解，但是是不是可以深入公益机构了解一下？看看哪些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害群之马，又有哪些机构在真正做实事。我们希望公众监督我们，但也希望他们能够实事求是，客观地看待中国慈善事业。
在这个问题上，媒体要正确引导群众分辨是非，政府要加强激励和处罚机制，好的要褒扬、支持，对于不好的要将其剔除出我们慈善公益事业的队伍之外。因此，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凝成一股合力，才能使中國的慈善公益事业走上一条健康发展之路。
《新民周刊》：国外的公益慈善事业有哪些普遍特点？
王行最：就公益慈善事业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来说，第一，是民间性，也就是慈善是民间的，不是政府在做。政府是做官方的发展、援助，但政府并不介入慈善公益，不进入劝募市场，不向百姓募集资金 。
第二，是多样性，慈善参与机构的多样性。有直接的援助性项目，也有倡导型项目，比如倡导防止气候变化，通过倡导推动政策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