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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文明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相互兼容，中国拥有追求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可再生能源和生态消费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两个关键因素。鉴于化石能源终将耗竭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可再生能源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我们可以运用市场化手段，通过高级能源管理合同和可再生能源电网，建立起高效的可再生能源系统；同时，在经济领域，尝试以生态消费评估税取代增值税，用市场价格体系为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者发送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信号。
[关键词]生态文明；可再生能源；高级能源管理合同；生态消费评估税
[中图分类号]F062.2；F416.2；X3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3-0016-08
一、引言
21世纪的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为全球工业和经济的先导者，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如果不能够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成功转型，那么势必会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之中，如果能够抓住21世纪人类文明的转型机遇，那么就有可能成为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先锋，因为生态文明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相互兼容。中国已经具备完成这次转型所需的技术、知识、创业能力、资金来源等条件，因而有能力在当前及后工业文明时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转变。
中国特别适合走一条生态文明之路。首先，中国已经在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目前，全球煤炭能源生产有所上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而石油消耗则有所下降。像美国这样拥有较大煤炭储备的国家，已经快速增加了煤炭的出口。在美国，页岩气正取代煤炭成为电厂的燃料，这导致燃煤电厂的关闭和取消。在发展中国家，页岩气的发展很薄弱，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成本又很高，而新建的燃煤发电厂——燃煤却没有进行碳捕获或碳储存——却驱动了经济的增长。
其次，中国政府税收的一半依赖于增值税与消费税，这将便于向生态消费评估税体系转换，为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发送价格信号，从而重塑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作为全球出口和制造业方面的领军者，中国在全球绿色出口方面处于拥有持久竞争优势的领先地位。沿着长期可持续性繁荣并引领全球政治经济的生态文明之路，中国能够重新界定21世纪商业和生产的性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是通过武力来实现，而是行使软实力的结果，即正在形成的不可抗拒的经济优势与遵循并定义21世纪全球性生态方式的诸多政治和社会结果。
中国，如同美国一样，能够采取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自己命运的步骤。然而，像美国一样，中国也受到诸多全球性条件的限制，比如气候变化，这就要求中国采取全球性措施。中国追求生态文明，既能充当全球的榜样，又能成为持久的全球领先者。
中国能够从最低价格驱动的全球出口领先者向最低绿色价格驱动的全球出口领先者转型，从而在未来20年当中实现由生产性投资规划转型为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优势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先规划。这个规划能够在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且不断增长的经济体中得以实现，虽然仍有几百万人口尚未脱贫，而且眼前对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要求与可持续性增长的要求经常发生冲突。
不遵循生态之路正在无情地导向资源战争、气候变化、作物歉收、饥荒、流行病、绝望者的大规模移民、社会的崩溃以及政府的失灵。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够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科学理性的诸多工具、市场、计划和民主，能够用来实现从一种自我毁灭的工业制度向着可持续的全球性生态文明转变吗？
如果没有生态转型，当今的经济成果就将被证明是暂时而短暂的，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利己主义问题。但是，诸多有益的生态对策正出现在工业的过度发展过程当中。正是中国才拥有经济的、政治的资源去追求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将遵循这样一条生态之路。正如投资战略家杰尔·格兰瑟姆（Jerry Grantham）所分析的那样：
在理论上，尽管能源问题能够相对容易地通过大量投资可再生能源和智能电网而得以解决；而且，采取这些做法的国家，在未来几十年中，最终将会具有较低的边际成本和能源安全的巨大优势。但是，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将不会凝聚政治意愿去克服能源集团的惰性、如意算盘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去从事这些昂贵的项目。因此，他们冒着竞争力落后的危险。①
二、通过高级合同能源管理建立可再生能源系统
能源问题在工业制度对生物圈的破坏当中处于核心位置。高效可再生能源有能力在大陆范围内彻底代替所有现存的化石燃料和核能，所运用的新工具就是高级合同能源管理（AEPC），即通过竞争性市场手段和私人融资方式，以较低的成本建立起一种高效的可再生能源系统。②
（一）可再生能源系统
高效可再生能源系统将作为一种高压直流输电网在大陆范围内实施，这种输电网络不仅能够将大型太阳能发电、风电、水电、生物质发电联系在一起，还能够与无数小规模分布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资源相联系。正如格雷戈尔·克兹舒（Gregor Czisch）在《未来电力供应方案》③中所展示的那样，大陆范围内联网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具有可持续的自我平衡能力。《沙漠电力：2050》正在发展一种“欧洲—中东—北非”（EUMENA）可再生能源超级电网的替代性方案。④欧洲目前属于高压直流输电网络，便于建立一种大陆范围的电网，包括与冰岛巨大地热资源相连接的海下电网。⑤《戈壁倡议》（Gobitec Initiative）则提出了蒙古—中国—韩国—日本东亚四国的诸多可再生能源计划。该倡议的核心内容是利用蒙古沙漠大规模地发展太阳能发电，特别是以聚光太阳能发电（CSP）为基础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⑥通过聚光太阳能发电，沙漠地区生产的巨大能量，能够通过高压直流的方式传输，从而成为可持续性的工业生态循环的一部分；而且，利用聚光太阳能发电所产生的石灰生产水泥，能够大规模地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因此，大规模工业生产可以通过可持续且无污染的生态方式来完成，利用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和诸如硅、石灰和水等天然原料能够形成无污染的生产系统。 在此，我们需要积极评价资本投资于可再生能源所产生的零成本燃料，并从经济上理解长期消费诸如煤炭等“廉价”高污染燃料所带来的诸多长期的灾难性经济后果。高级合同能源管理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投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的方式，与提高节能的诸多措施相结合，可以被运用到沙漠聚光太阳能发电项目当中。结合生态消费税，高级合同能源管理就可以使市场为可持续性发出积极的价格信号。但是，我们不能只是等待市场的智慧——即使按照生态原理进行设计——去发送价格信号。各国政府，特别是中国政府，应该做出积极的投资和市场规划决策，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生态转型，从而获取长期的经济和政治效益，并规避灾难性后果。
如果我们能够在还不算太晚之前就采取积极的行动，高效可再生能源就将会为我们的车辆、工厂和城市的供暖、制冷和照明提供动力，一种新型能源系统就将会从现有的化石燃料模式中产生。我们将通过以下实用技术充分利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比如分体式热泵（中国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热电联产和区域供热、高效的发光二极管（LED）照明以及具有“车辆—电网（V2G）”和“车辆—家庭（V2H）”功能、并与大量分布式充储电设施相联的高效电动交通工具。
可再生能源在欧洲、加拿大以及现在的中国一直都得到可再生能源发电保障性收购制度（Feed-in-Tariffs）的支持，这一制度在价格方面为可再生能源开发者提供了一个20年的固定价格合同，足以确保银行的资金支持。①大量（仍然只有部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推动了设备成本的降低。美国加州已为一种可再生能源保障性收购制度建立起了竞争性的可再生能源生竞标机制（RAM），有助于逐步降低各种价格。②
美国已经采用了基于各州不同状况的可再生能源配比标准（RPS），该标准要求能源提供者将可再生能源作为总体能源的一部分而设置一个指令性（有限的）比例。可再生能源配比标准通过可再生能源证书（RECs）而实现了货币化，该证书代表着每一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的可再生凭证。这种可再生能源证书的价值，根据所要求的指令性发电比例和市场规则而不断发生变化。在马萨诸塞州，太阳能可再生能源证书（SRECs）的价格变化幅度从每千瓦时不足1美分到每千瓦时65美分之多。
（二）高级合同能源管理
高级合同能源管理是将节能的经济效益与可再生能源所产生的收入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方法，将使公共事业部门大规模安装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以满足降低负荷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目标。中国和美国都已经设置了诸多有力的合同能源管理机构，主要注重于改善能源，并且典型地表现在实现一些容易照明等目标及其控制改善过程。
在2010年，中国温家宝总理主持了一次国务院级别的关于支持合同能源管理的工作会议。从那时起，中国运用合同能源管理的公司数量已增加了5倍多。据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副主任赵明透露，该行业已经实现产值约6亿美元。③而且，更加广泛的节能部门与环保部门也正在快速成长。根据中国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预计，产值在2012年会达到28000亿元人民币，而2015年则将以40%的增长率而达到50000亿元人民币。④
中国诸多节能、合同能源管理和公共事业节能项目，以及可再生能源生产（能通过诸如可再生能源发电保障性收购制度等机制来加以支持）都非常多，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但是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协调性和局部性。随着亚洲发展银行提出的效能电厂计划，中国广东省率先进行了效能工厂试点⑤。对中国未来而言，在今后20年，有效地朝着一种高效的可再生能源系统前进，将需要像高级合同能源管理那样的一种机制。
1.在公共事业领域的广泛规模上，协调并优化节能建设和可再生能源建设。这意味着不仅仅只是简单地用可再生能源代替化石能源，而是通过运用热力学第二定律和卡诺循环效率，比如热电联产、集中供热与制冷、使用热泵而不是传统的燃烧加热、使用可再生能源电网为电动汽车供电等，将可再生能源计划和节能计划积极地结合在一起。该计划有时能够节省1/4或1/5的能源。高级合同能源管理将以公共事业部门每半年或一年向能源服务公司发出的请求建议（RFP）为基础，进行提高节能和可再生能源设施——既包括分散式也包括集中式——的优化组合。
2.提供一种有助于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进行协调的、节约成本的大规模投资机制，并同时提供多种回收收益，以支持这种投资方式。高级合同能源管理将利用这些投资，从出售可再生电力和节能投资所产生的节约量中收回收益。这不同于以往的节能项目投资，即主要包括向单个的终端用户提供补贴贷款的投资。大型银行可以在高级合同能源管理的机制之下，根据单次请求建议而向开发者提供贷款，从而向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终端用户提供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服务。通过使用公共事业费用和征集各类纳税人所设置的各种基金，高级合同能源管理能够快速促进设备的大规模改造和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建设，并确保基于市场融资的经济回报。竞争性的力量和逐渐增加的规模能够降低节能、可再生能源和能源储存的成本。
3.为诸多中国银行提供充足的资金和金融管理支持，以便中国银行能够大规模地参与高级合同能源管理的投资计划。这些银行投资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并且属于盈利性质。既然节约1千瓦比生产1千瓦便宜很多（按照平均水平），那么，高级合同能源管理投资将首先集中很大比例于节能投资——节能投资将从大量可利用的浪费中产生节约量，从而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综合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市场的规模效益和技术进步的一种结果，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将大幅下降。
（三）高级合同能源管理案例
通过综合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经济优势，在南新罕布什尔大学，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大致按照节能和可再生能源3∶1的比例，为节能、可再生能源和能源储备提供资金支持。众所周知，高效节能措施方面的成本正在大幅上升，而可再生能源的实用性也在大幅上升。比如，在美国，每千瓦时电力的平均成本是0.105美元，而节约1千瓦时的平均成本则为0.03美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高级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并不是基于个人与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它更像“佛蒙特州节能项目”的成果一样，通过收取包括公共事业费用在内的费用，以资助诸多项目的运转。高级合同能源管理使大规模的协调成果成为可能。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已经研发出一种技术，该技术能够将剑桥市的所有建筑进行热扫描，并将数据转换成三维地图，从而使大规模地安装适宜的保温层成为可能。这可以与家电更新、安装热泵、太阳能光伏发电以及电动汽车的“车辆—电网”和“车辆—家庭”充电站联合起来。 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正在快速下降。作者本人正在建造太阳能发电厂。光伏（PV）安装的成本仅在2011年就从每瓦5美元降至每瓦低于3美元，并在2012年最后持续下降到每瓦2.25美元。同时，太阳能发电厂的整个系统，从光伏电池到光伏电池板，从安装布线到连接盒，一直到逆变器，每一个方面都得到了持续性的改善。
高级合同能源管理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实现效率可再生能源转换的手段，并且没有税收的增长和碳排放的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cap and trade）费用。它能够创造就业，并满足利润驱动的需求。在中国，碳交易的诸多规则还处于制定过程当中。在我看来，综合采取高级合同能源管理和生态消费税至关重要，而且能够作为碳交易的极好补充。碳交易可以成为一个沿着正确方向采取的有用而积极的步骤。高级合同能源管理的可取之处在于，它没有必要通过提升碳价格以发送经济信号；相反，它利用节能产生的储蓄量降低现在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组合成本，因而直接降低了碳排放量。
高级合同能源管理是一种优化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组合的方式，用以达到或者超越国际能源机构（IEA）所制定的“蓝色图景”（Blue Map Scenario）：“至2050年（相较2005年水平），实现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半的目标；同时，通过采用现有低碳技术而制定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低成本路径。”①
三、推动生态消费评估税取代增值税
可持续发展必然是一种价格低廉、利润丰厚并能获得市场份额的发展，而高污染、高消耗、破坏生态的发展必然是一种成本高、利润少、失去市场份额的发展。价格体系有必要向消费者、生产商、银行家、投资人以及政府官员释放出可持续发展的清晰信号，但是目前增值税等诸多税种无法反映生态破坏的程度。因此，通过生态消费评估税调节或者取代增值税，将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一）增值税及其缺陷
从本质上说，只有在市场价格能够包含所有成本的条件下，市场体系才可能运行良好，并保持可持续性。如果将污染成本转稼给他人，实现外部化，比如由处于顺风处和下游的居民付费，或者由子孙后代承担，那么市场体系就是在奖励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
例如，欧洲实行生态税、汽油和燃料消费附加税，税收所得用来帮助支付社会保险。②同样地，中国也在征收各种生态税费。但是，这样一个较为分散的生态税体系的主要缺点在于，它们在本质上还处于边缘地位，并依赖于继续存在的污染项目所产生的税收。
向生产商和消费者释放价格信号的最好方法，就是整个经济领域中——从矿山到百货公司以及其间的每一个环节——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出售时都要征收生态消费评估税。在产品质量相似的情况下，如果购买一个低污染产品，那么你付出的费用将会减少。
通过生态消费评估税系统，即基于增值税（VAT）的一种变种，可以为可持续发展建立起综合性的市场新规则。中国在利用生态消费评估税方面处于特别有利的位置，因为中国的增值税和消费税（CT）已经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税收。
目前中国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17%，食品、燃料、电力、书籍、报刊和农产品方面的税率降低为13%，大部分出口商品为零税率。③采用信用发票制度的欧洲古典增值税，作为一种避免双重征税的营业税而发挥着作用。中国的增值税制度从本质上不同于古典增值税。古典增值税是以生产为基础的，而不是以消费为基础。
中国的增值税等相关税费是在1993年由国务院所制定的。增值税本身适用于大多数商品，但是不适用于包含劳动在内的服务，因此，针对服务和不动产的营业税（BT）就可以作为增值税的补充税种。中国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合在一起，其覆盖面就类似于欧洲古典增值税。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要么需要交增值税，要么需要交营业税，但不是两者都交。第三种税，即消费税（CT），属于附加在烟、酒和珠宝上的古典税种。
尽管在生态方面存有缺陷，但是中国的增值税制度却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丰厚的税收。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报道，增值税和营业税在2008年的税收总额中约占50%。①增值税制度在生态方面存在三项基本缺陷。首先，增值税不能识别各种不同的生态后果，因此在运用价格系统传递生态信号方面处于中立位置。其次，在某些项目上降低税率，潜在地造成不正当激励，从而——在购买其他诸如低成本大宗商品项目的过程中——鼓励了给生态带来更大破坏的生产行为。第三，所有的消费税种——无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生态目的——都具有递减属性，因而，穷人在本质上花光了其所有收入，而富人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更大的税收负担会被转稼到低收入群体身上。
前两个问题与生态后果有关，可以通过运用生态消费评估税制度对现存增值税制度加以修改而得到解决。至于第三个问题，关于消费税的递减属性，也可以通过征收负所得税（NIT）或者将收入向低收入群体转移的基本收入转移（BIG）方案加以弥补，这种收入转移方案还具有取代传统福利计划及其行政官僚机构的优点。
（二）生态消费评估税制度
某种生态消费评估税制度可以根据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的污染、消耗以及生态破坏程度加以编制。所有商品和服务在销售的时候，都要支付生态增值评估税，并在之后取代所得税。生态增值评估税能够使市场成为一种有效工具，推动无数的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沿着可持续发展之路前进。可持续发展程度越高，生态增值评估税越低。通过从深绿色到黑色的简易顔色代码，就能够将绿色可持续性的商品和服务从那些非可持续性的产品中区别开来，而非可持续性产品将支付更高的评估税率。评估税率最初可以通过行业的标准产业分类代码（SIC codes）进行赋值，但最终将通过具体产品进行赋值，从而为可持续性产品和服务提供一种较低的生态评估税率和竞争优势。
一个追求低成本高利润的精明商人，必然意味着会成为一个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商人。由于综合性生态税是按照10年期限而被逐渐引入，并且按照简单的可持续性标准对每一种商品和服务进行定税，因而收入所得税也将逐渐退出。这样一种针对美国的生态消费评估税制度，本文作者在专著《市场，民主与生存》（2007）中已经进行过论述。② 通过对经济领域中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征收以增值税为调整基础的生态消费评估税，从而取代大部分所得税，将有助于促使整个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除美国之外，增值税属于几乎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税收体系中的一部分。生态增值评估税类型的增值税能够避免对普通营业税进行双重征税，而且，既然生态增值评估税围绕着信用发票制度进行组织，那么在无需根据付给供货商的发票而进行交税的地方，或者在我们的生态评估税案例中，该制度在本质上就属于自行执行。商人们希望汇报销售和更加重要的生产商品和服务所使用的发票，由此从他们的收购额评估税中获得免税。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本质上，生态评估税制度鼓励商人们降低他们的成本，并通过购买可持续性商品用以生产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依此来增加他们的利润。
生态评估税并不只是一种污染税；对污染征税依赖于一种不好的税种，比如烟草税。它是基于可持续性水平而对所有商品和服务所征收的一种评估税。它最好被看做是一种针对商品和服务所产生的生态后果的评估税，而不是从生产性经济活动中所征收的所得税。评估税随着污染程度的增加而上升，随着污染程度的下降而下降。
由于支付最高评估税额的不可持续性商品迫于市场压力，为了要维持收入就要采取可持续性生产方式，因而，其结果将导致其他商品的评估税率上升。最终，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接近规范的可持续性水平，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评估税率将会持平，而只有少数仍然受到污染的局外者才会被征收很高的评估税。大约20%的平均生态评估税就可以替代所有的所得税，并通过这种向整个经济体系传递生态价格信号的制度向政府提供税收资金。
对于作为出口国的中国来说，在一个被迫对生态标准作出反应的世界当中，某种生态消费评估税制度代表着一种持久的竞争优势的基础。这样一个税种——符合关贸总协定（GATT）规则——能够运用在从国外进口的产品当中，即便这些国家在其国内不征收这样一个税种。在生态评估税制度之下，明智的商家及其对利润的追求将意味着可持续性商业，因为我们可以使价格体系为我们服务，而不是反对我们。
四、结语
工业文明在不区分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本的正面或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将生产和消费最大化；而生态文明则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相互兼容。生态文明必须反映整个人类生产过程中的生态行为，即表现在生产和消费循环的零污染、零浪费当中。从一个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品和残余物，必然会被另外一个生产过程所运用。生态生产系统是一个由无数工具和方法所构成的网络，以此实现由生态评估税价格信号所驱动、由高效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能量的诸多生态目标。总而言之，在建设全球性生态文明的过程当中，能源系统、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的生态化至关重要，以下几种具体措施和建议应该能够积极推动21世纪的生态文明建设，即：运用市场化手段，通过高级能源管理合同和大陆范围的可再生能源电网，建立一个高效的可再生能源系统；以生态消费评估税取代增值税，用市场价格体系为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者发送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信号；实现零污染、零浪费的生态生产体系。
[关键词]生态文明；可再生能源；高级能源管理合同；生态消费评估税
[中图分类号]F062.2；F416.2；X3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3-0016-08
一、引言
21世纪的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为全球工业和经济的先导者，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如果不能够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成功转型，那么势必会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之中，如果能够抓住21世纪人类文明的转型机遇，那么就有可能成为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先锋，因为生态文明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相互兼容。中国已经具备完成这次转型所需的技术、知识、创业能力、资金来源等条件，因而有能力在当前及后工业文明时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转变。
中国特别适合走一条生态文明之路。首先，中国已经在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目前，全球煤炭能源生产有所上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而石油消耗则有所下降。像美国这样拥有较大煤炭储备的国家，已经快速增加了煤炭的出口。在美国，页岩气正取代煤炭成为电厂的燃料，这导致燃煤电厂的关闭和取消。在发展中国家，页岩气的发展很薄弱，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成本又很高，而新建的燃煤发电厂——燃煤却没有进行碳捕获或碳储存——却驱动了经济的增长。
其次，中国政府税收的一半依赖于增值税与消费税，这将便于向生态消费评估税体系转换，为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发送价格信号，从而重塑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作为全球出口和制造业方面的领军者，中国在全球绿色出口方面处于拥有持久竞争优势的领先地位。沿着长期可持续性繁荣并引领全球政治经济的生态文明之路，中国能够重新界定21世纪商业和生产的性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是通过武力来实现，而是行使软实力的结果，即正在形成的不可抗拒的经济优势与遵循并定义21世纪全球性生态方式的诸多政治和社会结果。
中国，如同美国一样，能够采取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自己命运的步骤。然而，像美国一样，中国也受到诸多全球性条件的限制，比如气候变化，这就要求中国采取全球性措施。中国追求生态文明，既能充当全球的榜样，又能成为持久的全球领先者。
中国能够从最低价格驱动的全球出口领先者向最低绿色价格驱动的全球出口领先者转型，从而在未来20年当中实现由生产性投资规划转型为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优势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先规划。这个规划能够在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且不断增长的经济体中得以实现，虽然仍有几百万人口尚未脱贫，而且眼前对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要求与可持续性增长的要求经常发生冲突。
不遵循生态之路正在无情地导向资源战争、气候变化、作物歉收、饥荒、流行病、绝望者的大规模移民、社会的崩溃以及政府的失灵。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够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科学理性的诸多工具、市场、计划和民主，能够用来实现从一种自我毁灭的工业制度向着可持续的全球性生态文明转变吗？
如果没有生态转型，当今的经济成果就将被证明是暂时而短暂的，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利己主义问题。但是，诸多有益的生态对策正出现在工业的过度发展过程当中。正是中国才拥有经济的、政治的资源去追求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将遵循这样一条生态之路。正如投资战略家杰尔·格兰瑟姆（Jerry Grantham）所分析的那样：
在理论上，尽管能源问题能够相对容易地通过大量投资可再生能源和智能电网而得以解决；而且，采取这些做法的国家，在未来几十年中，最终将会具有较低的边际成本和能源安全的巨大优势。但是，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将不会凝聚政治意愿去克服能源集团的惰性、如意算盘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去从事这些昂贵的项目。因此，他们冒着竞争力落后的危险。①
二、通过高级合同能源管理建立可再生能源系统
能源问题在工业制度对生物圈的破坏当中处于核心位置。高效可再生能源有能力在大陆范围内彻底代替所有现存的化石燃料和核能，所运用的新工具就是高级合同能源管理（AEPC），即通过竞争性市场手段和私人融资方式，以较低的成本建立起一种高效的可再生能源系统。②
（一）可再生能源系统
高效可再生能源系统将作为一种高压直流输电网在大陆范围内实施，这种输电网络不仅能够将大型太阳能发电、风电、水电、生物质发电联系在一起，还能够与无数小规模分布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资源相联系。正如格雷戈尔·克兹舒（Gregor Czisch）在《未来电力供应方案》③中所展示的那样，大陆范围内联网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具有可持续的自我平衡能力。《沙漠电力：2050》正在发展一种“欧洲—中东—北非”（EUMENA）可再生能源超级电网的替代性方案。④欧洲目前属于高压直流输电网络，便于建立一种大陆范围的电网，包括与冰岛巨大地热资源相连接的海下电网。⑤《戈壁倡议》（Gobitec Initiative）则提出了蒙古—中国—韩国—日本东亚四国的诸多可再生能源计划。该倡议的核心内容是利用蒙古沙漠大规模地发展太阳能发电，特别是以聚光太阳能发电（CSP）为基础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⑥通过聚光太阳能发电，沙漠地区生产的巨大能量，能够通过高压直流的方式传输，从而成为可持续性的工业生态循环的一部分；而且，利用聚光太阳能发电所产生的石灰生产水泥，能够大规模地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因此，大规模工业生产可以通过可持续且无污染的生态方式来完成，利用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和诸如硅、石灰和水等天然原料能够形成无污染的生产系统。 在此，我们需要积极评价资本投资于可再生能源所产生的零成本燃料，并从经济上理解长期消费诸如煤炭等“廉价”高污染燃料所带来的诸多长期的灾难性经济后果。高级合同能源管理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投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的方式，与提高节能的诸多措施相结合，可以被运用到沙漠聚光太阳能发电项目当中。结合生态消费税，高级合同能源管理就可以使市场为可持续性发出积极的价格信号。但是，我们不能只是等待市场的智慧——即使按照生态原理进行设计——去发送价格信号。各国政府，特别是中国政府，应该做出积极的投资和市场规划决策，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生态转型，从而获取长期的经济和政治效益，并规避灾难性后果。
如果我们能够在还不算太晚之前就采取积极的行动，高效可再生能源就将会为我们的车辆、工厂和城市的供暖、制冷和照明提供动力，一种新型能源系统就将会从现有的化石燃料模式中产生。我们将通过以下实用技术充分利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比如分体式热泵（中国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热电联产和区域供热、高效的发光二极管（LED）照明以及具有“车辆—电网（V2G）”和“车辆—家庭（V2H）”功能、并与大量分布式充储电设施相联的高效电动交通工具。
可再生能源在欧洲、加拿大以及现在的中国一直都得到可再生能源发电保障性收购制度（Feed-in-Tariffs）的支持，这一制度在价格方面为可再生能源开发者提供了一个20年的固定价格合同，足以确保银行的资金支持。①大量（仍然只有部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推动了设备成本的降低。美国加州已为一种可再生能源保障性收购制度建立起了竞争性的可再生能源生竞标机制（RAM），有助于逐步降低各种价格。②
美国已经采用了基于各州不同状况的可再生能源配比标准（RPS），该标准要求能源提供者将可再生能源作为总体能源的一部分而设置一个指令性（有限的）比例。可再生能源配比标准通过可再生能源证书（RECs）而实现了货币化，该证书代表着每一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的可再生凭证。这种可再生能源证书的价值，根据所要求的指令性发电比例和市场规则而不断发生变化。在马萨诸塞州，太阳能可再生能源证书（SRECs）的价格变化幅度从每千瓦时不足1美分到每千瓦时65美分之多。
（二）高级合同能源管理
高级合同能源管理是将节能的经济效益与可再生能源所产生的收入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方法，将使公共事业部门大规模安装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以满足降低负荷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目标。中国和美国都已经设置了诸多有力的合同能源管理机构，主要注重于改善能源，并且典型地表现在实现一些容易照明等目标及其控制改善过程。
在2010年，中国温家宝总理主持了一次国务院级别的关于支持合同能源管理的工作会议。从那时起，中国运用合同能源管理的公司数量已增加了5倍多。据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副主任赵明透露，该行业已经实现产值约6亿美元。③而且，更加广泛的节能部门与环保部门也正在快速成长。根据中国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预计，产值在2012年会达到28000亿元人民币，而2015年则将以40%的增长率而达到50000亿元人民币。④
中国诸多节能、合同能源管理和公共事业节能项目，以及可再生能源生产（能通过诸如可再生能源发电保障性收购制度等机制来加以支持）都非常多，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但是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协调性和局部性。随着亚洲发展银行提出的效能电厂计划，中国广东省率先进行了效能工厂试点⑤。对中国未来而言，在今后20年，有效地朝着一种高效的可再生能源系统前进，将需要像高级合同能源管理那样的一种机制。
1.在公共事业领域的广泛规模上，协调并优化节能建设和可再生能源建设。这意味着不仅仅只是简单地用可再生能源代替化石能源，而是通过运用热力学第二定律和卡诺循环效率，比如热电联产、集中供热与制冷、使用热泵而不是传统的燃烧加热、使用可再生能源电网为电动汽车供电等，将可再生能源计划和节能计划积极地结合在一起。该计划有时能够节省1/4或1/5的能源。高级合同能源管理将以公共事业部门每半年或一年向能源服务公司发出的请求建议（RFP）为基础，进行提高节能和可再生能源设施——既包括分散式也包括集中式——的优化组合。
2.提供一种有助于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进行协调的、节约成本的大规模投资机制，并同时提供多种回收收益，以支持这种投资方式。高级合同能源管理将利用这些投资，从出售可再生电力和节能投资所产生的节约量中收回收益。这不同于以往的节能项目投资，即主要包括向单个的终端用户提供补贴贷款的投资。大型银行可以在高级合同能源管理的机制之下，根据单次请求建议而向开发者提供贷款，从而向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终端用户提供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服务。通过使用公共事业费用和征集各类纳税人所设置的各种基金，高级合同能源管理能够快速促进设备的大规模改造和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建设，并确保基于市场融资的经济回报。竞争性的力量和逐渐增加的规模能够降低节能、可再生能源和能源储存的成本。
3.为诸多中国银行提供充足的资金和金融管理支持，以便中国银行能够大规模地参与高级合同能源管理的投资计划。这些银行投资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并且属于盈利性质。既然节约1千瓦比生产1千瓦便宜很多（按照平均水平），那么，高级合同能源管理投资将首先集中很大比例于节能投资——节能投资将从大量可利用的浪费中产生节约量，从而支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综合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市场的规模效益和技术进步的一种结果，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将大幅下降。
（三）高级合同能源管理案例
通过综合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经济优势，在南新罕布什尔大学，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大致按照节能和可再生能源3∶1的比例，为节能、可再生能源和能源储备提供资金支持。众所周知，高效节能措施方面的成本正在大幅上升，而可再生能源的实用性也在大幅上升。比如，在美国，每千瓦时电力的平均成本是0.105美元，而节约1千瓦时的平均成本则为0.03美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高级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并不是基于个人与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它更像“佛蒙特州节能项目”的成果一样，通过收取包括公共事业费用在内的费用，以资助诸多项目的运转。高级合同能源管理使大规模的协调成果成为可能。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已经研发出一种技术，该技术能够将剑桥市的所有建筑进行热扫描，并将数据转换成三维地图，从而使大规模地安装适宜的保温层成为可能。这可以与家电更新、安装热泵、太阳能光伏发电以及电动汽车的“车辆—电网”和“车辆—家庭”充电站联合起来。 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正在快速下降。作者本人正在建造太阳能发电厂。光伏（PV）安装的成本仅在2011年就从每瓦5美元降至每瓦低于3美元，并在2012年最后持续下降到每瓦2.25美元。同时，太阳能发电厂的整个系统，从光伏电池到光伏电池板，从安装布线到连接盒，一直到逆变器，每一个方面都得到了持续性的改善。
高级合同能源管理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实现效率可再生能源转换的手段，并且没有税收的增长和碳排放的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cap and trade）费用。它能够创造就业，并满足利润驱动的需求。在中国，碳交易的诸多规则还处于制定过程当中。在我看来，综合采取高级合同能源管理和生态消费税至关重要，而且能够作为碳交易的极好补充。碳交易可以成为一个沿着正确方向采取的有用而积极的步骤。高级合同能源管理的可取之处在于，它没有必要通过提升碳价格以发送经济信号；相反，它利用节能产生的储蓄量降低现在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组合成本，因而直接降低了碳排放量。
高级合同能源管理是一种优化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组合的方式，用以达到或者超越国际能源机构（IEA）所制定的“蓝色图景”（Blue Map Scenario）：“至2050年（相较2005年水平），实现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半的目标；同时，通过采用现有低碳技术而制定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低成本路径。”①
三、推动生态消费评估税取代增值税
可持续发展必然是一种价格低廉、利润丰厚并能获得市场份额的发展，而高污染、高消耗、破坏生态的发展必然是一种成本高、利润少、失去市场份额的发展。价格体系有必要向消费者、生产商、银行家、投资人以及政府官员释放出可持续发展的清晰信号，但是目前增值税等诸多税种无法反映生态破坏的程度。因此，通过生态消费评估税调节或者取代增值税，将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一）增值税及其缺陷
从本质上说，只有在市场价格能够包含所有成本的条件下，市场体系才可能运行良好，并保持可持续性。如果将污染成本转稼给他人，实现外部化，比如由处于顺风处和下游的居民付费，或者由子孙后代承担，那么市场体系就是在奖励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
例如，欧洲实行生态税、汽油和燃料消费附加税，税收所得用来帮助支付社会保险。②同样地，中国也在征收各种生态税费。但是，这样一个较为分散的生态税体系的主要缺点在于，它们在本质上还处于边缘地位，并依赖于继续存在的污染项目所产生的税收。
向生产商和消费者释放价格信号的最好方法，就是整个经济领域中——从矿山到百货公司以及其间的每一个环节——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出售时都要征收生态消费评估税。在产品质量相似的情况下，如果购买一个低污染产品，那么你付出的费用将会减少。
通过生态消费评估税系统，即基于增值税（VAT）的一种变种，可以为可持续发展建立起综合性的市场新规则。中国在利用生态消费评估税方面处于特别有利的位置，因为中国的增值税和消费税（CT）已经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税收。
目前中国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17%，食品、燃料、电力、书籍、报刊和农产品方面的税率降低为13%，大部分出口商品为零税率。③采用信用发票制度的欧洲古典增值税，作为一种避免双重征税的营业税而发挥着作用。中国的增值税制度从本质上不同于古典增值税。古典增值税是以生产为基础的，而不是以消费为基础。
中国的增值税等相关税费是在1993年由国务院所制定的。增值税本身适用于大多数商品，但是不适用于包含劳动在内的服务，因此，针对服务和不动产的营业税（BT）就可以作为增值税的补充税种。中国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合在一起，其覆盖面就类似于欧洲古典增值税。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要么需要交增值税，要么需要交营业税，但不是两者都交。第三种税，即消费税（CT），属于附加在烟、酒和珠宝上的古典税种。
尽管在生态方面存有缺陷，但是中国的增值税制度却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丰厚的税收。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报道，增值税和营业税在2008年的税收总额中约占50%。①增值税制度在生态方面存在三项基本缺陷。首先，增值税不能识别各种不同的生态后果，因此在运用价格系统传递生态信号方面处于中立位置。其次，在某些项目上降低税率，潜在地造成不正当激励，从而——在购买其他诸如低成本大宗商品项目的过程中——鼓励了给生态带来更大破坏的生产行为。第三，所有的消费税种——无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生态目的——都具有递减属性，因而，穷人在本质上花光了其所有收入，而富人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更大的税收负担会被转稼到低收入群体身上。
前两个问题与生态后果有关，可以通过运用生态消费评估税制度对现存增值税制度加以修改而得到解决。至于第三个问题，关于消费税的递减属性，也可以通过征收负所得税（NIT）或者将收入向低收入群体转移的基本收入转移（BIG）方案加以弥补，这种收入转移方案还具有取代传统福利计划及其行政官僚机构的优点。
（二）生态消费评估税制度
某种生态消费评估税制度可以根据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的污染、消耗以及生态破坏程度加以编制。所有商品和服务在销售的时候，都要支付生态增值评估税，并在之后取代所得税。生态增值评估税能够使市场成为一种有效工具，推动无数的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沿着可持续发展之路前进。可持续发展程度越高，生态增值评估税越低。通过从深绿色到黑色的简易顔色代码，就能够将绿色可持续性的商品和服务从那些非可持续性的产品中区别开来，而非可持续性产品将支付更高的评估税率。评估税率最初可以通过行业的标准产业分类代码（SIC codes）进行赋值，但最终将通过具体产品进行赋值，从而为可持续性产品和服务提供一种较低的生态评估税率和竞争优势。
一个追求低成本高利润的精明商人，必然意味着会成为一个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商人。由于综合性生态税是按照10年期限而被逐渐引入，并且按照简单的可持续性标准对每一种商品和服务进行定税，因而收入所得税也将逐渐退出。这样一种针对美国的生态消费评估税制度，本文作者在专著《市场，民主与生存》（2007）中已经进行过论述。② 通过对经济领域中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征收以增值税为调整基础的生态消费评估税，从而取代大部分所得税，将有助于促使整个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除美国之外，增值税属于几乎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税收体系中的一部分。生态增值评估税类型的增值税能够避免对普通营业税进行双重征税，而且，既然生态增值评估税围绕着信用发票制度进行组织，那么在无需根据付给供货商的发票而进行交税的地方，或者在我们的生态评估税案例中，该制度在本质上就属于自行执行。商人们希望汇报销售和更加重要的生产商品和服务所使用的发票，由此从他们的收购额评估税中获得免税。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本质上，生态评估税制度鼓励商人们降低他们的成本，并通过购买可持续性商品用以生产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依此来增加他们的利润。
生态评估税并不只是一种污染税；对污染征税依赖于一种不好的税种，比如烟草税。它是基于可持续性水平而对所有商品和服务所征收的一种评估税。它最好被看做是一种针对商品和服务所产生的生态后果的评估税，而不是从生产性经济活动中所征收的所得税。评估税随着污染程度的增加而上升，随着污染程度的下降而下降。
由于支付最高评估税额的不可持续性商品迫于市场压力，为了要维持收入就要采取可持续性生产方式，因而，其结果将导致其他商品的评估税率上升。最终，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接近规范的可持续性水平，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评估税率将会持平，而只有少数仍然受到污染的局外者才会被征收很高的评估税。大约20%的平均生态评估税就可以替代所有的所得税，并通过这种向整个经济体系传递生态价格信号的制度向政府提供税收资金。
对于作为出口国的中国来说，在一个被迫对生态标准作出反应的世界当中，某种生态消费评估税制度代表着一种持久的竞争优势的基础。这样一个税种——符合关贸总协定（GATT）规则——能够运用在从国外进口的产品当中，即便这些国家在其国内不征收这样一个税种。在生态评估税制度之下，明智的商家及其对利润的追求将意味着可持续性商业，因为我们可以使价格体系为我们服务，而不是反对我们。
四、结语
工业文明在不区分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本的正面或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将生产和消费最大化；而生态文明则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相互兼容。生态文明必须反映整个人类生产过程中的生态行为，即表现在生产和消费循环的零污染、零浪费当中。从一个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品和残余物，必然会被另外一个生产过程所运用。生态生产系统是一个由无数工具和方法所构成的网络，以此实现由生态评估税价格信号所驱动、由高效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能量的诸多生态目标。总而言之，在建设全球性生态文明的过程当中，能源系统、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的生态化至关重要，以下几种具体措施和建议应该能够积极推动21世纪的生态文明建设，即：运用市场化手段，通过高级能源管理合同和大陆范围的可再生能源电网，建立一个高效的可再生能源系统；以生态消费评估税取代增值税，用市场价格体系为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者发送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信号；实现零污染、零浪费的生态生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