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秦州时，写了不少遣兴诗，在其中一首诗里，他谈了对人才问题的看法：“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古时贤俊人，未遇犹视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陇坻松，用舍在所寻。大哉霜雪干，岁久为枯林。”杜甫认为自古以来贤俊不得骋其才智是因为没有知音——“未遇”的缘故。他用陇坻松作比，以嵇康、孔明为例来说明他的看法。杜甫这个例子举得很有代表性，因为从表面上看，嵇康和孔明一个是崇尚庄老、放浪形骸的文人，一个是造就鼎立三分局面的大政治家，他们的成就、作用似乎不能相提并论。可是事实上这两个人确有相同之处。晋书·嵇康传》载：“康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后来因为他得罪了贵公子钟会，钟会便向文帝进谗言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原来和孔明一样，嵇康也是一位有奇才的“卧龙”。这是人们很少知道的。既然同为卧龙，何以命运殊异如此呢？杜甫认为这是嵇康未遇知音的缘故，似乎如果嵇康也碰上一位刘备式的贤明君主，问题就迎刃而解，一切都得其所哉了。中国的古人们很多都象杜甫一样解释这个问题，然而，古人却很少穷究其旨。实际上“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遇到知音、伯乐，二是生逢其时，古人笼统言之，以为得之于哪一方面都可称之为“遇”，其实这其间是很有区别的。见知于伯乐或知音固然好，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它找到的仅仅是事业上的同志，发牢骚的朋友，见知的伯乐也不过是推荐者、赏识者。这些因素对人才的发现和使用来说统统是次要的。贺知章之于李白，宗泽之于岳飞，可谓伯乐；然而他们的推荐保举并没有改变他们悲剧的命运。杜甫之于李白，元稹之于白居易，陈亮之于辛弃疾，可谓知音，可是这种知音根本帮不了他们什么忙。嵇康难道没有知音吗？阮籍就是一个。嵇康非但有知音，他还有群众，他被捕后，三千太学生到政府请愿，请皇帝饶了他，让他当他们的老师。可是结果依旧：他还是被砍了头。
　　或许有人会说，杜甫所说的知音是指刘备式的当权者，这更是大谬不然。第一，封建时代的当权者昏聩无能之辈居多，重视人才的极少；第二，即使有礼贤下士的当权人物，其对人才的态度也多是出于一时的需要，很少能尽用其才，善始善终。
　　由此可见，在人才问题上，不管是遇知音，还是遇伯乐，都无补于大局，该落魄的还是去流落江湖，该罢黜的还是老死牖下，该被砍头的还是去做刀下冤鬼。杜甫对人才问题的认识只能说是很糊涂的。
　　对于人才的发现、使用和培养起着决定作用的是“时”，这个“时”是任何方面的人才借以成长的土壤，是人才得以发挥才智、成就事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人才生逢其时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干。“时”不是偶然的机会，而是创造人才又能使用人才的客观条件。杜甫的人才学是不高明的，他忽略了对于政治环境的考察，以为嵇康的悲剧性只是因为没有遇到刘备式的贤君，殊不知就是贤君、伯乐、知音也不过是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制约的。规定了嵇康这个卧龙悲剧的结局的不是个别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的黑暗政治。如果我们犯了杜甫式的错误，忽视“时”的决定性作用，而去片面地强调人才学的次要方面，就会把人才学的研究引到歧路上去。前些时候，报刊、广播大力宣传“伯乐”的作用，号召人人当“伯乐”，而当前人才学的研究工作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倾向，目前看到的所有关于人才学的文章，所谈的几乎全是人才的自我要求，例如人才成功的内在因素、人才的知识结构等等，而很少系统地提出人才对社会、政治的要求，很少分析人才学的另一方面：人才成功的外在因素。从根本上讲，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依赖于合理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而不取决于有无知音、伯乐，也不取决于人才的自我要求如何。古人总是严以律己，一味要求自己如何去迁就社会，而很少去想如何改造社会。迁就不成就干脆采药东山，躬耕南亩，一任社会去浪费、埋没、蹂躏、扼杀人才，结果使一代又一代的人老是慨叹着明主难寻和伯乐难遇，甚至于自认“数奇”，把这种情况归之于命运。
　　解放三十年来，唱这个老调子的并没有绝迹。是我们的人才自我要求差吗？不是的，三十年来，自我要求严格的大有人在，具备了成功的内在因素的人不在少数，可是他们中间能够真正施展才能于社会的却为数有限。颇有些人才在国内遭到冷遇，于是有严重的人才外流问题。这些事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封建社会造成了无数人才生不逢时的可悲的命运，这是在那个社会所无法克服、无法避免的。社会主义社会较之封建社会要进步不知多少倍，但是它仍存在着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这是限制、阻碍人才发展的大敌，总结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研究并改善这一社会环境，肃清封建遗毒，使之更适于人才的成长和发展，将比强调人才的内在因素更有意义。
　　中国古代人才的生不逢时是令人痛惜的，我们希望杜甫“古时贤俊人，未遇犹视今”这样的悲叹在我们这一代不再听到，至少是少听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