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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不说，谁也不知道眼前的这两个中学生来自马来西亚。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不紧不慢的语速，很让人怀疑他们的故乡在长江流域的某个省城。
2009年圣诞节，当大陆城镇的90后们在等待自己的礼物时，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教学楼里，吉打州的李嘉诚和槟城州的陈勤慧在等待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在为期12天的“2009马来西亚、文莱华裔青少年汉语和中国文化冬令营”里，他们将和其他122名华裔青少年一起，亲身体验先祖之国的文化魅力。
组织方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在这群9到18岁的青少年中间开展中华文化教育，并让他们把对中国的美好记忆带回家，带到遥远的地方。
台湾很小，大陆很大
在今天的马来西亚，占绝对多数的公立小学有三种类型：国小、华小和淡小，分别以马来语、华语和淡米尔语三种媒介教授同一种课程内容。
小学毕业后，对于华人少年而言，他们除了上华文独中，一般选择曾是华文中学的国民型中学。来自槟城州大山脚县的陈勤慧同学就读的日新国民型中学就是这样的学校。
1961年，马国政府宣布取消华文中学的津贴，大部分华文中学就改制为国民型中学，以英文授课，以便继续享有政府津贴。放弃政府津贴，坚决不接受改制的60所华文中学，成为华文独中，由华社承担所有经赞。
“在我爷爷的爸爸那一代，我们家从广东普宁搬到槟城州。”陈勤慧说，“但他们还经常坐船到中国，从我们国家到中国要两周呢。”
小姑娘口中的槟城州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槟城，清末，孙文、黄兴和赵声等人频繁出入的地方。革命党人在这里策划了第一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4位槟城华侨长眠黄花岗，这个陌生的地名从此走进了中国历史。
那个时候，在华人那里，“我们国家”叫马来亚，而中国则是我们国家。
“在我们国家，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去哪所小学读书。”陈勤慧说，“现在华小越来越多，但我们并不觉得和其他族裔的同学有什么不同。”
中学毕业后，李嘉诚和陈勤慧就要像身边其他华人子弟一样，面临选择大学的问题。
“还会像父亲那样，选择去台湾读大学么?”陈的父亲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
“不，我希望能在中国大陆读完大学。”陈勤慧说，“台湾太小了，我喜欢大陆的上海，当然，其他地方也很不错。”
坐在一旁的李嘉诚同样喜欢大陆。“如果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同一层次的大学给我offer，我会选择大陆。”“大陆很大，最喜欢的还是北京。”“中国在快速发展，我们都认为总有一天会超过美国。”
“为什么不考虑马来西亚本土的大学?”
“在我们国家，我们有固打制，马来人在国家独立时贡献最大，所以他们的份额……”陈勤慧的话还没有说完，教室门被推开了。
“我的祖国只能是马来西亚”
走进来的是本次冬令营的领队，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的雷女士。
“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国家，能让我们开设华文学校。”雷女士对眼前的两个少年说，
“在全世界各地，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允许我们开设华文学校的，有些话就不要说了。”
在本次开营仪式上，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郭熙说：
“马来西亚是除中国以外，华文教育最普及、最成功的地方。”“马来华裔中学生的汉语水准甚至超过了中国的某些地区。”
195T年，父母来自福建南安码头的雷女士出生在马来亚。同年8月31日，马来西亚国独立。
1987年，30岁的雷女士第一次来中国。因公出差的她本想买一些中国文化纪念品，可满商场都是舶来品。那个时候，眼前的中国和父母话语中的中国差别很大。“我觉得我看见的中国不是中国。”
因为她去的地方是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6年后，雷女士第二次来中国，《光华日报》派他们去北京大学学习操作方正飞腾软件。到了北京，“我们去了故宫、长城、颐和园和圆明园。我知道，这回到了真正的中国。”
又过了6年，雷女士第三次来到中国，这次是去九寨沟旅游。“那里的景色太美了。”她说，“所以我常常建议华人青年一定要趁着年轻，多走走中国的名山大川。”“不过，现实告诉我，中国再美，也不是我的国家。”
雷女士说：
“我的祖国只能是马来西亚，至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不过，中国和马来西亚在这位华人女子眼里，又常常纠结在一起，她用“同一个家庭的两个成员”来比喻。“在看国际羽毛球比赛时，如果林丹和别国选手比赛，我们希望林丹赢；但如果林丹对阵李宗伟，我会支持李宗伟，因为他是马来西亚人。”
我们的根在中国
“固打制是什么?”
雷女士解释，固打制(Quota)是按种族配额为标准，在教育、就业、医疗，甚至是公共项目的招标领域对马来西亚原住民严重倾斜的政策，而包括了华裔、印度裔、沙巴原住民、沙捞越原住民和葡萄牙裔在内的非原住民则受到限制。
“高考时，即便华人青年全是A，由于受固打制限制，很可能上不了大学。在就业过程中，即便马来人并不能胜任那个岗位，也要用他。”说到这里，雷女士一脸的无奈。“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人才外流和国内的人浮于事。”
“还好，我们华人子弟争气，即便受到不公待遇，还是做得最好。”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华人子弟选择到大陆、台湾、新加坡和澳洲求学。当这些华人青年完成高等教育后，如果他們回国就业，同样面临固打制，只能选择新加坡或其他地方。
新一代马来华人，沿着先辈们的足迹，踏上新的征途。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陈志成会长对冬令营的中学生们说：
“无论你们走到哪里，我们的根永远是华夏炎黄。你的英文说得再好，也不能把你变成白人。”
已过花甲之年的陈先生是第三代移民，祖辈来自福建福州。
陈先生出生于马来西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陈先生坦言：“年少时，对中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第一次回中国，还是几十年后随父亲前往福州祭祖坟。
那个时候，“我并不能完全体会父亲的心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日渐强烈。如今，中国在一些海外华人青少年眼里，却成了一个地理名词，这非常可悲。”
“无论走到哪里，我们在别人眼里都是华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海外华人的声音也水涨船高。”陈先生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比你们更希望看见中国的崛起。”
2009年圣诞节，当大陆城镇的90后们在等待自己的礼物时，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教学楼里，吉打州的李嘉诚和槟城州的陈勤慧在等待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在为期12天的“2009马来西亚、文莱华裔青少年汉语和中国文化冬令营”里，他们将和其他122名华裔青少年一起，亲身体验先祖之国的文化魅力。
组织方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在这群9到18岁的青少年中间开展中华文化教育，并让他们把对中国的美好记忆带回家，带到遥远的地方。
台湾很小，大陆很大
在今天的马来西亚，占绝对多数的公立小学有三种类型：国小、华小和淡小，分别以马来语、华语和淡米尔语三种媒介教授同一种课程内容。
小学毕业后，对于华人少年而言，他们除了上华文独中，一般选择曾是华文中学的国民型中学。来自槟城州大山脚县的陈勤慧同学就读的日新国民型中学就是这样的学校。
1961年，马国政府宣布取消华文中学的津贴，大部分华文中学就改制为国民型中学，以英文授课，以便继续享有政府津贴。放弃政府津贴，坚决不接受改制的60所华文中学，成为华文独中，由华社承担所有经赞。
“在我爷爷的爸爸那一代，我们家从广东普宁搬到槟城州。”陈勤慧说，“但他们还经常坐船到中国，从我们国家到中国要两周呢。”
小姑娘口中的槟城州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槟城，清末，孙文、黄兴和赵声等人频繁出入的地方。革命党人在这里策划了第一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4位槟城华侨长眠黄花岗，这个陌生的地名从此走进了中国历史。
那个时候，在华人那里，“我们国家”叫马来亚，而中国则是我们国家。
“在我们国家，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去哪所小学读书。”陈勤慧说，“现在华小越来越多，但我们并不觉得和其他族裔的同学有什么不同。”
中学毕业后，李嘉诚和陈勤慧就要像身边其他华人子弟一样，面临选择大学的问题。
“还会像父亲那样，选择去台湾读大学么?”陈的父亲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
“不，我希望能在中国大陆读完大学。”陈勤慧说，“台湾太小了，我喜欢大陆的上海，当然，其他地方也很不错。”
坐在一旁的李嘉诚同样喜欢大陆。“如果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同一层次的大学给我offer，我会选择大陆。”“大陆很大，最喜欢的还是北京。”“中国在快速发展，我们都认为总有一天会超过美国。”
“为什么不考虑马来西亚本土的大学?”
“在我们国家，我们有固打制，马来人在国家独立时贡献最大，所以他们的份额……”陈勤慧的话还没有说完，教室门被推开了。
“我的祖国只能是马来西亚”
走进来的是本次冬令营的领队，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的雷女士。
“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国家，能让我们开设华文学校。”雷女士对眼前的两个少年说，
“在全世界各地，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允许我们开设华文学校的，有些话就不要说了。”
在本次开营仪式上，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郭熙说：
“马来西亚是除中国以外，华文教育最普及、最成功的地方。”“马来华裔中学生的汉语水准甚至超过了中国的某些地区。”
195T年，父母来自福建南安码头的雷女士出生在马来亚。同年8月31日，马来西亚国独立。
1987年，30岁的雷女士第一次来中国。因公出差的她本想买一些中国文化纪念品，可满商场都是舶来品。那个时候，眼前的中国和父母话语中的中国差别很大。“我觉得我看见的中国不是中国。”
因为她去的地方是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6年后，雷女士第二次来中国，《光华日报》派他们去北京大学学习操作方正飞腾软件。到了北京，“我们去了故宫、长城、颐和园和圆明园。我知道，这回到了真正的中国。”
又过了6年，雷女士第三次来到中国，这次是去九寨沟旅游。“那里的景色太美了。”她说，“所以我常常建议华人青年一定要趁着年轻，多走走中国的名山大川。”“不过，现实告诉我，中国再美，也不是我的国家。”
雷女士说：
“我的祖国只能是马来西亚，至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不过，中国和马来西亚在这位华人女子眼里，又常常纠结在一起，她用“同一个家庭的两个成员”来比喻。“在看国际羽毛球比赛时，如果林丹和别国选手比赛，我们希望林丹赢；但如果林丹对阵李宗伟，我会支持李宗伟，因为他是马来西亚人。”
我们的根在中国
“固打制是什么?”
雷女士解释，固打制(Quota)是按种族配额为标准，在教育、就业、医疗，甚至是公共项目的招标领域对马来西亚原住民严重倾斜的政策，而包括了华裔、印度裔、沙巴原住民、沙捞越原住民和葡萄牙裔在内的非原住民则受到限制。
“高考时，即便华人青年全是A，由于受固打制限制，很可能上不了大学。在就业过程中，即便马来人并不能胜任那个岗位，也要用他。”说到这里，雷女士一脸的无奈。“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人才外流和国内的人浮于事。”
“还好，我们华人子弟争气，即便受到不公待遇，还是做得最好。”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华人子弟选择到大陆、台湾、新加坡和澳洲求学。当这些华人青年完成高等教育后，如果他們回国就业，同样面临固打制，只能选择新加坡或其他地方。
新一代马来华人，沿着先辈们的足迹，踏上新的征途。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陈志成会长对冬令营的中学生们说：
“无论你们走到哪里，我们的根永远是华夏炎黄。你的英文说得再好，也不能把你变成白人。”
已过花甲之年的陈先生是第三代移民，祖辈来自福建福州。
陈先生出生于马来西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陈先生坦言：“年少时，对中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第一次回中国，还是几十年后随父亲前往福州祭祖坟。
那个时候，“我并不能完全体会父亲的心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日渐强烈。如今，中国在一些海外华人青少年眼里，却成了一个地理名词，这非常可悲。”
“无论走到哪里，我们在别人眼里都是华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海外华人的声音也水涨船高。”陈先生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比你们更希望看见中国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