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变形 合理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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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学界一直认为《变形记》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变形本身,是对异化的逃避和反抗,最终的结果是受到惩罚而失败,格里高尔变形与否,都摆脱不了其死亡的必然性:其变形是合理的变形,其死亡是合理的死亡。从格里高尔的死亡里我们能看出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情结和其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
  [关键词]变形;必然性;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8)02-0129-02
  
  卡夫卡,与马库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被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这位布拉格德语作家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我们在谈到现代主义文学的问题时,卡夫卡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山。
  由于卡夫卡的作品风格总无法摆脱无法解除的痛苦,他的作品时常被看作是存在主义思想体系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但同时他作品中的荒诞、无望和孤独又与表现主义的创作特征有着共通之处。但是,笔者认为,若从作品与生活的紧密联系程度或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情况来看,卡夫卡无疑又摆脱不了现实主义的规范,所以说我们把卡夫卡冒然的划进哪个派别都是不妥的。我们只能说卡夫卡是位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有天分的作傢,“《变形记》是卡夫卡最早被译成中文的小说,在中国影响最大,通常被认为是卡夫卡的代表作。”它通常也被认为是最生动形象地阐述异化主题的第一个作品。但“90年代后,学者们渐渐抛开‘异化’说,开始从心理学、社会学、叙事学等多种角度来分析和阐释这篇小说”。本文拟从格里高尔死亡的必然性透视卡夫卡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
  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的“摹仿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说”,再到浪漫主义时期的“表现说”,美学中对现实主义的作品的评价角度一直在强调象不象的问题,即作品是否如实的反映生活的问题。但笔者认为,没有任何作品能够脱离生活。不管作品本身是“再现”生活还是“表现”生活,或者角度从外向内转,作品中的世界无疑是外在世界的主观反映,这也是符合物质决定意识这个哲学基本原理的。因而变形既是对现实的一种再现方式,也是作家对摆脱现实寻求出路的一种尝试。
  其一,人之所以会变形是因为社会是变了形的社会。变形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是生活的写照,因而是合理的
  生产的进步,科技的革新,社会的发展使得各个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但人的本体精神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倒向的变化:人丧失了自我,没有了对人的身份的认同。激烈的生存竞争,过细的社会分工,使得现代人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成了生产线上的环节,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物化的场。人与人之间完全丧失了原初的温情和美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种现象归结成是“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评论家K·T·西蒙写道:“躲进梦幻或是疯人院已经不再可能了,千奇百怪的丑恶已经离开了童话世界,现在我们在街上就可以见到它了。”作品中梦魇般的、魔幻般的经历正是建立在“对实在世界忠实准确的描绘”的基础上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之一阿多诺认为卡夫卡和贝克特这样的艺术家用破碎的艺术形式摧毁了艺术的可传达性,因为只有他们才体验到现代生活主体意识遭到的大规模破坏。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代社会,人甚至已经不具备主体意识。卡夫卡个人的生活经历也充分地说明现代人的生活是变形的生活。“一幅肖像同时永远是一幅自画像。”“卡夫卡”在捷克语中意为“寒鸦”,寒鸦孤独无依的生活正是卡夫卡一生命运的真实写照,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被会讲德语的德国人孤立;作为捷克人,又被不会讲德语的捷克人孤立;作为保险公司的一个职员,他又成了统治阶级链条上的一个帮凶,因而与劳动人民有了距离。对于这样一个生性敏感脆弱的卡夫卡来说,对于这样一个“能够自觉地生活,明确地意识到他与别人的关系和对别人的责任”的人,他如何能够不了解发生的一切?除了用文学创作的手段来表现这一切,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所以,从作品的结构安排上和写作技巧上来看,变形是卡夫卡表达现实的一种手段。“如今变形是表现艺术家的主观世界同客观真实之间所感到的真实关系的一种方式。”我们说高明的小说家会把生活中的具象烧成灰,砸成沫,再用精妙的技巧把它们以新的组合方式重新粘在一起,而读者看起来只会觉得这书中的世界是生活也不是生活。卡夫卡正是这样的作家:他用最日常的语言反映了最严肃的主题。卡夫卡认为“只有把生活加以扭曲、变形,人们才不至于被生活的表象所蒙蔽迷惑,看上去荒诞的作品才能让人看到生活的真实。”卢卡契作为批判现代主义女学的旗手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卡夫卡作品的整体上的荒谬和荒诞是以细节描写的现实主义基础为前提的。”埃姆利希文曾说:“卡夫卡笔下的官场和世界结构反映了20世纪的社会秩序”。
  一位最早的卡夫卡研究者莱姆在当年曾不无惊讶的指出过,在这个作家的创作中有一个特点使他根本上既有别于A·库宾,也有别于波·西耶巴尔特或古·梅林这些和他颇为相似的前一时期的神秘主义作家们:“那个时期在他们那里……怪诞是在日常生活的彼岸,在某种神秘的氛围里,不可思议的弗兰茨·卡夫卡却更加变幻莫测的把怪诞放置于日常生活的中心,加以明亮的光照。”他以最平淡、最冷峻而又不显眼的语气和态度叙述有悖于逻辑和常规的事件和状况,不可思议的事就这样出现在精准的现实主义的描写中,悖谬常理的事情就这样与真实交织在一起。“幻想和现实在他的书里都是紧相糅合的。最最不可置信的、莫名其妙的和无法解释的事情是发生在日常的平庸的环境里。幻想性成分从来不带着眼花缭乱的浪漫主义色彩闯入作品,而是作为一种不会令人吃惊的、人世间极其自然的事物表现出来。”因而,有意识的让艺术有条件的远离生活,这正是卡夫卡的高明之处,也是艺术的本质所在。
  其二,变形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死亡
  马克思认为,一切都处在联系之中,割裂了联系一切都是不完整的。而人的本质在于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如果不能建立与同类的联系,如果抽掉了人与人之间现实的客观的联系,那么人类是无法实现从必然王国(物支配人的社会状态)向自由王国(人支配物)的飞跃的,人类也不可能获得彻底的解放,个人也不可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我们姑且不考虑变形是否出于牠的潜意识,我们要看的是结果:变形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变形后格里高尔完全丧失了人形,成了表面意义上的“非人”。的确他获得了短暂的人性的复苏,但他在恢复本体意识的同时,也割裂了他自己与非人化社会仅有的工具性的联系,包括与家人的联系。他受到了外界尤其是家人的更猛烈的摧残和压迫,他无法在人性上与他周围的环境再次达到一致。所以格里高尔所做的努力只能是失败的,变形为动物不能成为解脱的方式。或者也可以说卡夫卡为改变现状所做的尝试是没有结果的。格里高尔的死亡进一步证明了人只有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同类之中,才能获得生命的拯救。卡夫卡自己也认为“当人自觉地生活,明确地意识到他与别人的关系和对别人的责任时,古老的祖国就会不断更新。人确实只有通过联系才能解放自己。而这正是这种生活中最高尚的。”实际上我们确确实实也可以从他的每一部作品中看到作者试图建立与他者或周围社会联系的努力。我们不得不承认《变形记》是一部预言式的作品。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断裂为碎片,当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原初的温情与美好的联系,当科技日益发展,工具理性开始压制人类普遍的价值理性,当人变成了社会化大生产链条上的某个环节,当物化的价值判断成了衡量人性的尺度,人与人之间就没了联系,或者至少没了精神上的联系,那么人类所面临的就只有陌生化、机械化、模板化的异化了的生活,或者说只剩下了简单的存在、物质的消耗。最终非但不能解放自己,走向“自由王国”,反而沦为人类自身的奴隶,最终无法摆脱灭亡的结局。所以,格里高尔的命运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甚至我们可以说变形的他是非人的人,不变形的他是人的非人,不变形的格里高尔不具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所具备的一切特征,对家人而言,他只是个赚钱的工具;对公司而言,他是个不能出毛病的机器。在这种对个性的长久压抑下,显然他同样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在现存的这个资产阶级世界上,在每个人面前呈现的可能性就只有毁灭”。
  卡夫卡对社会的认识是深刻的,对人类处境的关注是热切的,因而卡夫卡“意识到一种繁重的责任”。他想“揭示生活的意义、说真话、成为真理”为此他拒绝了“和另一个人纠缠”,集中了他的“全部精力”去揭示某种本质的东西,来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同时卡夫卡也是矛盾的。对作家的使命和对生活清醒的认识矛盾,对联系的渴望和恐惧,这种进退两难的情绪同样弥漫在他的作品里。
  卡夫卡说:“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做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不管怎样,卡夫卡咀嚼了生活的苦楚,表达了改变的意愿,同时也为走出困境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也许他没有找到出口,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责备卡夫卡,因为历来“回答问题并不是艺术家的事”。
  
  [责任编辑:敖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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