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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中国艺术中被曲解、泛化最严重的一个门类。笔者以为，这不应该成为书法家随波逐流、甘于庸俗的理由，而是为书法家严节自律和操心自守提出了要求。因为毕竟“书法家”有其历史由来的人文职志，有其特定的规约范畴。在笔者心目中，书法是一生的事业，它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要循序渐进，渐求佳境。我对书法创作的基本要求是：在自我得到精神满足的同时，更为接受者带来某种精神的愉悦或启迪，美化生活、提升品位。
我的书法创作经历和习惯可能与诸多书法同行有些不一样。首先，我绝少参加书法比赛，也不向包括全国展这样的正规展览投稿，所以我的履历中，没有金奖、银奖之类的书法比赛成绩。在很长一个时段内，书法界朋友或者熟悉我的文章，包括评述展览、关注当今书法活动的某些批评文章。或者读过我的《禅宗宗派源流》《智者的思路—禅门公案精解》《山谷书法钩沉录》《王羲之〈十七帖〉研究》等著作，或者读过我编的书，诸如《书法理论家著作丛书》《书画家随笔丛书》《当代书法作品选集》《诗词丛刊》《类编中华诗词大系》《当代名家诗词集》等等。但坦率地说，我对书法创作情有独钟。我从十八九岁开始学习书法，始终以创作为核心，从未中断对古代书法经典的参摩与临习。我在书法理论、佛教、诗词等方面所作的努力，从根本上讲还是为了书法创作。我受先师詹八言先生指点，长期坚持书法创作与学术研究并举，走自己独立思考的路。三十多年前我在乡村工作，找不到好的书法老师，所以求助于书法理论书籍，使我的书法入门没有太走弯路；而在涉猎书法理论之后，我又深感做一位真正意义的书法家不易，离不开学术的引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一边学习、创作，一边思考、研究，在1997年完成学术著作《书法创作引论》。
当代书法不可谓不繁荣，展览、赛事不断，新人辈出，佳作也不少。但我认为，在这个以竞技为基本特色的场景下，书法家最容易思想浮躁，最容易忽视对自我精神的锻炼和对传统文化的修养，迷失书法艺术的正确方向。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书法家，我希望当代书法走得更稳些、发展得更好些。所以我在2005年春曾倡议“我手写我口”的创作理念，得到书法同道的广泛响应，一时间，报刊、网络评论文章很多。
书法创作按其原理和实际情况来说，是非常复杂的。相关问题我已在《书法创作引论》中作详细的讨论和分析。一位书法家，可能因其性格、修养以及创作环境的不同，而使特定的创作处于趣味性、功用性、理念性不同的意识状态。在理念性创作中，还可细分为自然审美理念、个性风格理念和现代审美理念三种不同情况。我的书法创作，在自然审美理念下，衷情于心性表达和情感表现。所以我最信奉的书法理念是汉代扬雄的“心画”说，而我的书法语言不喜欢拘束于刻板的技法教条，一切只从我的心性出发，“喜怒哀乐一寓于书”。这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加以说明：
一是关于形式语言的把握问题。当代书法关于形式语言构成原理的研究与思考还不多。其实，这是一个涉及书法创作的基础问题。一个人用什么样的书体、采用怎样的笔墨风格进行创作，首先制约于笔墨训练的基本功。通常情况下，人们只停留在关注书法作品所反映的传统技法、功底以及风格渊源上，并以此论定作品质量的高下。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更加深刻，并带有本质性的问题：书法家在特定的创作中为什么选择篆书而不是草书？为什么取法颜鲁公的雄浑大气，而不是褚遂良的娟秀妩媚？这是一个迄今为止尚没有引起书法家普遍思考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直接关涉书法创作的心性表达与情感表现。古人关于“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等一系列论述，绝非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而是用经典实例在证明书法语言形式与书家心性、情感的密切关系。所以，我的书法创作在书体形式、笔性风格的把握上，是有认真思考和选择的。
二是书法的文字内容。我坚信，书法中的文字内容，是书法创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以当代书法不具实用功能而置文字内容于不顾，简单地去作形式构成，那是中国书法的大倒退。我们不能不知道，中国书法以非功用性的心态进行审美创作的历史，至少已有两千年！我们今天虽然有了电脑等使用汉字的现代工具，但不等于我们用毛笔写字就要完全抛弃汉字的意义系统。汉字是集形、音、义于一体的东方文明特产，如果汉字只剩下无义的外壳，那么无论书法家把它“创作”得如何美丽动人，它都难免迅速灭亡的厄运。关于书法中的文字内容，笔者曾有《写什么和怎么写》一文加以论述。我认为，写什么和怎么写对书法家是同等重要的两个问题。汉字作为书法创作的对象，客观上它是集形、音、义于一体进入书法创作领域的，书法家的任务是选择适当的书体和笔墨语言，把它展示出来，衍绎成一件可以观摩、品味、欣赏的书法作品。书法家的形式语言，是“有意味的”点画笔墨线条，这种“意味”，理所当然应与汉字的语义系统相对接。具体地说，书法家的创作，其实就是把具有特定语义（意境、风格）系统的诗文，用笔墨的形式加以表现、衍绎。这是一种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千百年来，我们的前辈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许多经典的作品。
我进一步认为，写什么内容的文字，也体现了书法家个人的心性情怀，一个书法家要保持与时代同步，与现实社会相关，就必须重视书法作品文字内容的选择。正是这样的原因，我的书法绝大多数书写自作诗词。既使书写前人的诗文，我也强调必须对文词有充分的感悟，尽量在精神上与古人相接。我认为，前人的诗文虽好，但毕竟在思想观念、意境上与我们存在时空的差别。如果前人诗文不能触动我心，就不如用自己的诗文进行创作来得真切且更具时代气息。我曾撰文指出，书法家首先应该是文人，而文人不应是闲人。文人的职志，是精神的传承者、呵护者、滋养者、创造者和引领者。如果一位书法家一天到晚只能抄写唐诗宋词，而自己不能有些许的文字创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甚至悲哀。我认为书法家的心灵应该是温暖的、有血有肉的，是充满情感与爱心的。我们借助特定的文字内容，创造书法，给社会带来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滋养。当然，作为文人，书法家向善崇德的心志情怀又是坚毅雄强的，书法家的人格精神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
探索或寻求一种符合自己心性特质的书法语言表现形式（所谓形成个人风格）是书法家的毕生事业。我们学习古代经典，实际是在感受前人的笔墨语言中，积累相关的经验，以便在风格形成的过程中找到突破口。书法家个人语言风格的形成和具体的创作表现形式，是充满矛盾但又相辅相成的。因为“风格”意味着某种模式的形成，而具体的创作表现往往排斥程式化。这其中，书法家思想观念、认识水平以及文化品位和人文情怀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正是书法领域丰富多彩的根本原因所在。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写道：“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书法是表现作者审美情趣、抒发个人心性的艺术，它的终极境界是人生观念与理想，而其不竭的滋养只能靠个人的心性修为。几年前听柯文辉讲到林散之的一个观点：“书法不是写出来的，是学问养出来的。”柯老称这个观点是当今书坛一颗被遗落的珍珠。我想，书法家虽然不能轻视笔墨技巧，因为这是书法之所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但就书法艺术的终极目标来看，书法家的根本出路在学问、在修养。
此生无多能，只想做一个纯粹的书法家，一个对得起时代，又尽量能与古代优秀书家沟通、对话的书法家。
我的书法创作经历和习惯可能与诸多书法同行有些不一样。首先，我绝少参加书法比赛，也不向包括全国展这样的正规展览投稿，所以我的履历中，没有金奖、银奖之类的书法比赛成绩。在很长一个时段内，书法界朋友或者熟悉我的文章，包括评述展览、关注当今书法活动的某些批评文章。或者读过我的《禅宗宗派源流》《智者的思路—禅门公案精解》《山谷书法钩沉录》《王羲之〈十七帖〉研究》等著作，或者读过我编的书，诸如《书法理论家著作丛书》《书画家随笔丛书》《当代书法作品选集》《诗词丛刊》《类编中华诗词大系》《当代名家诗词集》等等。但坦率地说，我对书法创作情有独钟。我从十八九岁开始学习书法，始终以创作为核心，从未中断对古代书法经典的参摩与临习。我在书法理论、佛教、诗词等方面所作的努力，从根本上讲还是为了书法创作。我受先师詹八言先生指点，长期坚持书法创作与学术研究并举，走自己独立思考的路。三十多年前我在乡村工作，找不到好的书法老师，所以求助于书法理论书籍，使我的书法入门没有太走弯路；而在涉猎书法理论之后，我又深感做一位真正意义的书法家不易，离不开学术的引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一边学习、创作，一边思考、研究，在1997年完成学术著作《书法创作引论》。
当代书法不可谓不繁荣，展览、赛事不断，新人辈出，佳作也不少。但我认为，在这个以竞技为基本特色的场景下，书法家最容易思想浮躁，最容易忽视对自我精神的锻炼和对传统文化的修养，迷失书法艺术的正确方向。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书法家，我希望当代书法走得更稳些、发展得更好些。所以我在2005年春曾倡议“我手写我口”的创作理念，得到书法同道的广泛响应，一时间，报刊、网络评论文章很多。
书法创作按其原理和实际情况来说，是非常复杂的。相关问题我已在《书法创作引论》中作详细的讨论和分析。一位书法家，可能因其性格、修养以及创作环境的不同，而使特定的创作处于趣味性、功用性、理念性不同的意识状态。在理念性创作中，还可细分为自然审美理念、个性风格理念和现代审美理念三种不同情况。我的书法创作，在自然审美理念下，衷情于心性表达和情感表现。所以我最信奉的书法理念是汉代扬雄的“心画”说，而我的书法语言不喜欢拘束于刻板的技法教条，一切只从我的心性出发，“喜怒哀乐一寓于书”。这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加以说明：
一是关于形式语言的把握问题。当代书法关于形式语言构成原理的研究与思考还不多。其实，这是一个涉及书法创作的基础问题。一个人用什么样的书体、采用怎样的笔墨风格进行创作，首先制约于笔墨训练的基本功。通常情况下，人们只停留在关注书法作品所反映的传统技法、功底以及风格渊源上，并以此论定作品质量的高下。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更加深刻，并带有本质性的问题：书法家在特定的创作中为什么选择篆书而不是草书？为什么取法颜鲁公的雄浑大气，而不是褚遂良的娟秀妩媚？这是一个迄今为止尚没有引起书法家普遍思考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直接关涉书法创作的心性表达与情感表现。古人关于“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等一系列论述，绝非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而是用经典实例在证明书法语言形式与书家心性、情感的密切关系。所以，我的书法创作在书体形式、笔性风格的把握上，是有认真思考和选择的。
二是书法的文字内容。我坚信，书法中的文字内容，是书法创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以当代书法不具实用功能而置文字内容于不顾，简单地去作形式构成，那是中国书法的大倒退。我们不能不知道，中国书法以非功用性的心态进行审美创作的历史，至少已有两千年！我们今天虽然有了电脑等使用汉字的现代工具，但不等于我们用毛笔写字就要完全抛弃汉字的意义系统。汉字是集形、音、义于一体的东方文明特产，如果汉字只剩下无义的外壳，那么无论书法家把它“创作”得如何美丽动人，它都难免迅速灭亡的厄运。关于书法中的文字内容，笔者曾有《写什么和怎么写》一文加以论述。我认为，写什么和怎么写对书法家是同等重要的两个问题。汉字作为书法创作的对象，客观上它是集形、音、义于一体进入书法创作领域的，书法家的任务是选择适当的书体和笔墨语言，把它展示出来，衍绎成一件可以观摩、品味、欣赏的书法作品。书法家的形式语言，是“有意味的”点画笔墨线条，这种“意味”，理所当然应与汉字的语义系统相对接。具体地说，书法家的创作，其实就是把具有特定语义（意境、风格）系统的诗文，用笔墨的形式加以表现、衍绎。这是一种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千百年来，我们的前辈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许多经典的作品。
我进一步认为，写什么内容的文字，也体现了书法家个人的心性情怀，一个书法家要保持与时代同步，与现实社会相关，就必须重视书法作品文字内容的选择。正是这样的原因，我的书法绝大多数书写自作诗词。既使书写前人的诗文，我也强调必须对文词有充分的感悟，尽量在精神上与古人相接。我认为，前人的诗文虽好，但毕竟在思想观念、意境上与我们存在时空的差别。如果前人诗文不能触动我心，就不如用自己的诗文进行创作来得真切且更具时代气息。我曾撰文指出，书法家首先应该是文人，而文人不应是闲人。文人的职志，是精神的传承者、呵护者、滋养者、创造者和引领者。如果一位书法家一天到晚只能抄写唐诗宋词，而自己不能有些许的文字创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甚至悲哀。我认为书法家的心灵应该是温暖的、有血有肉的，是充满情感与爱心的。我们借助特定的文字内容，创造书法，给社会带来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滋养。当然，作为文人，书法家向善崇德的心志情怀又是坚毅雄强的，书法家的人格精神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
探索或寻求一种符合自己心性特质的书法语言表现形式（所谓形成个人风格）是书法家的毕生事业。我们学习古代经典，实际是在感受前人的笔墨语言中，积累相关的经验，以便在风格形成的过程中找到突破口。书法家个人语言风格的形成和具体的创作表现形式，是充满矛盾但又相辅相成的。因为“风格”意味着某种模式的形成，而具体的创作表现往往排斥程式化。这其中，书法家思想观念、认识水平以及文化品位和人文情怀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正是书法领域丰富多彩的根本原因所在。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写道：“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书法是表现作者审美情趣、抒发个人心性的艺术，它的终极境界是人生观念与理想，而其不竭的滋养只能靠个人的心性修为。几年前听柯文辉讲到林散之的一个观点：“书法不是写出来的，是学问养出来的。”柯老称这个观点是当今书坛一颗被遗落的珍珠。我想，书法家虽然不能轻视笔墨技巧，因为这是书法之所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但就书法艺术的终极目标来看，书法家的根本出路在学问、在修养。
此生无多能，只想做一个纯粹的书法家，一个对得起时代，又尽量能与古代优秀书家沟通、对话的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