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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化之所以成为当今电视新闻报道的一股潮流，并不是偶然的，它既受到当今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又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密切相关，同时也是自觉遵守新闻传播规律的结果。
一、社会文化思潮的嬗变
西方文化东渐，经济体制改革，全球化危机……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在强烈的冲击中快速前行。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内地，社会的开放性成为突出的社会特征，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在变革中相互碰撞、冲突、融合，这种不断调试的过程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价值观念反思、社会心态变化等或隐或显的方式得以表现，作为社会表达载体的大众传媒成为社会思潮嬗变的记录者，而大众传媒角色变迁也因而烙上了社会思潮嬗变的种种印记。
⒈后现代主义思潮
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后现代主义文化挟大众传媒的浩浩声势，在“沟通无国界”的旗帜下侵入我国，这已在众多文化学者那里形成共识。而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价值观念大转换的时代，极容易吸纳各种新型文化观念。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有序与无序、亵渎和虔敬、意义解释和价值重估相互冲撞的时代”，是“攻讦同一性而标举差异性”的时代①。换句话说，后现代如同一个文化的拼盘，不同质的文化可以在此共生。民间文艺、市民文化、广场文化与庙堂文化以及精英文化、启蒙文化在这里不再分庭抗礼，而是趋于融合。巴赫金说：“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在这个杂语共生的时代，新闻媒介也给社会上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提供了说话的机会。
⒉人文主义思潮
“人文精神”的提出始于1990年，1994年、1995年达到高潮，时间上与1993年开播的“东方时空”达成契合。在“东方时空”所设的四个子栏目中，直接以“人”为拍摄主体的就有两个，即“东方之子”和“生活空间”。前者是社会精英的访谈，后者是普通百姓生活的纪实，都以“人”作为传媒表达的主体，借以透视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如果说以往我们关注的是你在干什么？发生了什么？那么今天我们关心的是，对于你正在做的和曾经做过的事情，请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这样干？你内心深处的动因是什么？……等等。”③具体到每一篇报道、每一个电视节目，大众传媒对“人”的关注不再浮于人在事件中的意义、作用，而是深入到“人性”与“精神”的探讨。以“实话实说”为例，其话题不乏有关社会公德的讨论，但其强烈的受众参与氛围、平等对话的表达方式以及各抒己见的全面沟通，淡化了强加于人的说教色彩，大众传媒表达出更为客观、公正的立场。
人文主义思潮对大众传媒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报道主体由事件到人，关注焦点由意义到人性的转变，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以受众为中心”观念的树立。
人是推动社会进步、历史前行的本质力量，人文主义思潮把大众传媒的关注视线牵回到“人”本身，并剥去沉重的矫饰，深入到人的心灵与精神。大众传媒以更为温馨、平和的面容成为平民真诚的对话者。
二、经济体制的转轨
我国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对整体社会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对新闻传播领域的影响也尤为深广。在计划经济时代，行政拨款是内地传媒主要的经费来源。传媒仅仅注重传播的政治宣传价值和社会效果，而不必考虑经济效益。新闻传媒充分享受着“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优越，不必为广告、发行、收听收视率等问题操心。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大众传媒也渐渐被纳入市场竞争体系，从此再也不能高枕无忧。同时，由于信息传播渠道的急剧增加，以及信息量的空前丰富，新闻传媒逐渐丧失卖方市场的垄断性地位。原有的传媒运作方式已经不能再适应新的竞争环境，新的运行规律尚未健全，西方传媒的商业化运作方式令略显迷惘的内地传媒看到了一丝曙光，商业化思潮开始对内地传媒产生冲击。内地传媒在保证传播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日益注重传播的经济效益。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以及功能不再是稀缺资源，相反，受众的注意力倒是非常珍贵和有限的。为了吸引受众的“眼球”，传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因为谁拥有更多的受众注意力，谁就将吸引更多的广告商，也就意味着会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在这个大众传媒空前发达的时代，尤其是网络媒体出现后，受众注意力已经从普通商品的地位上升到资本化的程度。这就是所谓的“注意力经济”。注意力经济深化了传媒的竞争意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规则使传媒认识到“受众就是上帝”，使传媒开始关心受众的需要和喜好。由于我国大众传播对象中平民是绝对的主体，为了争取到这样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传媒必须针对他们的需求和兴趣对自身进行改造，使自己的内容为广大平民所喜闻乐见。因此，平民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视受众需要和新闻价值已成为新闻传媒的自觉意识。许多新闻媒体以贴近民众生活、广泛表现民众生活、为民众排忧解难等为宗旨，其口味、格调愈来愈向大众化、平民化的趋向靠近，表现出以受众为本位的特征。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商业化思潮的涌入使尚待规范的内地传媒市场应接不暇，不正当竞争时有发生，商业化本身所固有的世俗化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众传媒文化品格的下降。收视率是广告商选择电视传媒的主要依据，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收视率成为电视传媒的至高追求。“唯收视率”导致了包括新闻在内的电视节目呈现出媚俗化倾向，一味迎合受众，追随受众。
三、“三贴近”：对新闻传播规律的平民化诠释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深化，党中央根据新闻传播规律的要求提出了新闻工作“三贴近”的指导思想，为新闻传播工作解除了顾虑，指明了改革的方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实质是以民为本，因此以“三贴近”为指导思想的新闻改革必然是朝着平民化的方向前进的。
“贴近实际”主要解决的是新闻工作方针、工作原则以及思想观念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将“贴近生活”解释为“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适应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要求④。” 贴近实际，即要求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树立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真实地反映改革开放后的现实社会；要求我们了解实际生活中的人民，一切从实际出发，讲真话、讲实话，不能超越现实做不切实际的报道。
“贴近生活”主要解决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法问题。李长春这样解释：“贴近生活，就是深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深入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反映客观现实、把握社会主流，解决具体矛盾，更好地融入生活、服务生活、引导生活。”“以生活为源泉，忠实地反映和表现生活⑤。”
“贴近群众”主要解决新闻工作的服务对象及工作目的。“贴近群众”是“三贴近”的核心和落脚点。“实际”是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生活”是人民群众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的生活。离开了“群众”这样一个群体，所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就成为无所依附的空话。
广大人民群众既是新闻传播舞台上的主角，又是台下的观众主体。新闻传播要从关注事件或人物的政治意义、道德价值转向关注长期以来被冷落和忽略的人本身及其生存状态、精神世界等方面，这种转向实质上是以民为本的转向，是平民化的转向。
从传播学的角度讲，无论是群众也好，平民也好，他们坐在电视机前就都成了受众。大众传播从“传者中心”论走向“受众中心”论，研究受众的特点、需要和接受习惯等，成为大众传媒在竞争中制胜的法宝。“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一向是党的工作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在新时期贯彻的思想路线，党和人民群众不是相分离的，党一直在自觉地融入百姓，靠近人民。“三贴近”的核心是贴近群众，这与党的宗旨和工作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又与“贴近受众”的传播观念不谋而合，而在中国的受众中，平民是占绝大多数的主体，因此，“三贴近”实质上是对新闻传播规律的平民化诠释。
注释：
①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②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92年，第344页
③杨君：《电视“关注人”的革命》，《现代传播》，1991.1
④⑤李长春：《从“三贴近”入手改进和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新闻采编》，2003.3
参考书目：
《视点·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9
《东方时空精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CCTV电视论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武汉市广播电视局）
一、社会文化思潮的嬗变
西方文化东渐，经济体制改革，全球化危机……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在强烈的冲击中快速前行。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内地，社会的开放性成为突出的社会特征，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在变革中相互碰撞、冲突、融合，这种不断调试的过程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价值观念反思、社会心态变化等或隐或显的方式得以表现，作为社会表达载体的大众传媒成为社会思潮嬗变的记录者，而大众传媒角色变迁也因而烙上了社会思潮嬗变的种种印记。
⒈后现代主义思潮
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后现代主义文化挟大众传媒的浩浩声势，在“沟通无国界”的旗帜下侵入我国，这已在众多文化学者那里形成共识。而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价值观念大转换的时代，极容易吸纳各种新型文化观念。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有序与无序、亵渎和虔敬、意义解释和价值重估相互冲撞的时代”，是“攻讦同一性而标举差异性”的时代①。换句话说，后现代如同一个文化的拼盘，不同质的文化可以在此共生。民间文艺、市民文化、广场文化与庙堂文化以及精英文化、启蒙文化在这里不再分庭抗礼，而是趋于融合。巴赫金说：“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在这个杂语共生的时代，新闻媒介也给社会上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提供了说话的机会。
⒉人文主义思潮
“人文精神”的提出始于1990年，1994年、1995年达到高潮，时间上与1993年开播的“东方时空”达成契合。在“东方时空”所设的四个子栏目中，直接以“人”为拍摄主体的就有两个，即“东方之子”和“生活空间”。前者是社会精英的访谈，后者是普通百姓生活的纪实，都以“人”作为传媒表达的主体，借以透视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如果说以往我们关注的是你在干什么？发生了什么？那么今天我们关心的是，对于你正在做的和曾经做过的事情，请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这样干？你内心深处的动因是什么？……等等。”③具体到每一篇报道、每一个电视节目，大众传媒对“人”的关注不再浮于人在事件中的意义、作用，而是深入到“人性”与“精神”的探讨。以“实话实说”为例，其话题不乏有关社会公德的讨论，但其强烈的受众参与氛围、平等对话的表达方式以及各抒己见的全面沟通，淡化了强加于人的说教色彩，大众传媒表达出更为客观、公正的立场。
人文主义思潮对大众传媒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报道主体由事件到人，关注焦点由意义到人性的转变，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以受众为中心”观念的树立。
人是推动社会进步、历史前行的本质力量，人文主义思潮把大众传媒的关注视线牵回到“人”本身，并剥去沉重的矫饰，深入到人的心灵与精神。大众传媒以更为温馨、平和的面容成为平民真诚的对话者。
二、经济体制的转轨
我国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对整体社会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对新闻传播领域的影响也尤为深广。在计划经济时代，行政拨款是内地传媒主要的经费来源。传媒仅仅注重传播的政治宣传价值和社会效果，而不必考虑经济效益。新闻传媒充分享受着“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优越，不必为广告、发行、收听收视率等问题操心。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大众传媒也渐渐被纳入市场竞争体系，从此再也不能高枕无忧。同时，由于信息传播渠道的急剧增加，以及信息量的空前丰富，新闻传媒逐渐丧失卖方市场的垄断性地位。原有的传媒运作方式已经不能再适应新的竞争环境，新的运行规律尚未健全，西方传媒的商业化运作方式令略显迷惘的内地传媒看到了一丝曙光，商业化思潮开始对内地传媒产生冲击。内地传媒在保证传播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日益注重传播的经济效益。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以及功能不再是稀缺资源，相反，受众的注意力倒是非常珍贵和有限的。为了吸引受众的“眼球”，传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因为谁拥有更多的受众注意力，谁就将吸引更多的广告商，也就意味着会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在这个大众传媒空前发达的时代，尤其是网络媒体出现后，受众注意力已经从普通商品的地位上升到资本化的程度。这就是所谓的“注意力经济”。注意力经济深化了传媒的竞争意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规则使传媒认识到“受众就是上帝”，使传媒开始关心受众的需要和喜好。由于我国大众传播对象中平民是绝对的主体，为了争取到这样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传媒必须针对他们的需求和兴趣对自身进行改造，使自己的内容为广大平民所喜闻乐见。因此，平民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视受众需要和新闻价值已成为新闻传媒的自觉意识。许多新闻媒体以贴近民众生活、广泛表现民众生活、为民众排忧解难等为宗旨，其口味、格调愈来愈向大众化、平民化的趋向靠近，表现出以受众为本位的特征。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商业化思潮的涌入使尚待规范的内地传媒市场应接不暇，不正当竞争时有发生，商业化本身所固有的世俗化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众传媒文化品格的下降。收视率是广告商选择电视传媒的主要依据，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收视率成为电视传媒的至高追求。“唯收视率”导致了包括新闻在内的电视节目呈现出媚俗化倾向，一味迎合受众，追随受众。
三、“三贴近”：对新闻传播规律的平民化诠释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深化，党中央根据新闻传播规律的要求提出了新闻工作“三贴近”的指导思想，为新闻传播工作解除了顾虑，指明了改革的方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实质是以民为本，因此以“三贴近”为指导思想的新闻改革必然是朝着平民化的方向前进的。
“贴近实际”主要解决的是新闻工作方针、工作原则以及思想观念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将“贴近生活”解释为“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适应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要求④。” 贴近实际，即要求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树立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真实地反映改革开放后的现实社会；要求我们了解实际生活中的人民，一切从实际出发，讲真话、讲实话，不能超越现实做不切实际的报道。
“贴近生活”主要解决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法问题。李长春这样解释：“贴近生活，就是深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深入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反映客观现实、把握社会主流，解决具体矛盾，更好地融入生活、服务生活、引导生活。”“以生活为源泉，忠实地反映和表现生活⑤。”
“贴近群众”主要解决新闻工作的服务对象及工作目的。“贴近群众”是“三贴近”的核心和落脚点。“实际”是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生活”是人民群众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的生活。离开了“群众”这样一个群体，所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就成为无所依附的空话。
广大人民群众既是新闻传播舞台上的主角，又是台下的观众主体。新闻传播要从关注事件或人物的政治意义、道德价值转向关注长期以来被冷落和忽略的人本身及其生存状态、精神世界等方面，这种转向实质上是以民为本的转向，是平民化的转向。
从传播学的角度讲，无论是群众也好，平民也好，他们坐在电视机前就都成了受众。大众传播从“传者中心”论走向“受众中心”论，研究受众的特点、需要和接受习惯等，成为大众传媒在竞争中制胜的法宝。“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一向是党的工作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在新时期贯彻的思想路线，党和人民群众不是相分离的，党一直在自觉地融入百姓，靠近人民。“三贴近”的核心是贴近群众，这与党的宗旨和工作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又与“贴近受众”的传播观念不谋而合，而在中国的受众中，平民是占绝大多数的主体，因此，“三贴近”实质上是对新闻传播规律的平民化诠释。
注释：
①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②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92年，第344页
③杨君：《电视“关注人”的革命》，《现代传播》，1991.1
④⑤李长春：《从“三贴近”入手改进和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新闻采编》，2003.3
参考书目：
《视点·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9
《东方时空精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CCTV电视论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武汉市广播电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