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交流是突出的特点，文化之间的碰撞不可避免。中国给世界提供的资源是“和而不同”的理念。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曾指出，“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和而不同”的理念为中国和平发展中应有的对外传播战略提供了指导思想。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世界，中国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1978～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26000多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年均增长9.7％；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17600多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年均增长超过17％。这些成绩确实令人自豪。然而，这些具体的数字显示的是中国的硬实力，提升对外传播实力指的是国家的软实力。国家硬实力的增强，并不意味着软实力自然而然就会强大，事实上，软实力的强大有赖于“扩散”和“广泛传播”，只有当自己的文化与价值在国际社会广为流行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软实力才算是真正提升了，而这正是国际传播的重要责任。
以“和而不同”的理念，转变对外传播的观念，营造对外传播的良好环境。对外传播不光是由“世界怎样看待和对待中国”决定的，也是由“中国怎样看待和对待世界”决定的，更是由“中国怎样看待自己”决定的。中国将永远坚持开放兼容的方针，既珍视传统又博采众长，用文明和谐的方式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目前，我国的对外传播在局部地区和某些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和进展，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声音有所增强，但所影响的范围和区域还十分有限。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体，文化的发展将不再是各自封闭的，而是在相互影响中多元共存。中国的对外传播要进入国际舆论的主流环境，只有增强相互理解，才能更加接近。“和而不同”，就是要转变对外传播的观念，以此来转变受众的观念。
我国的对外传播多年来还基本停留在对内宣传的思维模式上，较少考虑传播效果。实践证明，宣传式的对外传播片面性甚大，因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外国媒体和受众接受新闻的心理习惯，使他们不仅对我国媒体报道的具体事实将信将疑，而且可能对我国媒体的整体公信力产生质疑，往往使我国对境外的“正面宣传”产生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
转变对外传播的观念，要建立健全对外传播的工作机制，包括对外传播的统筹协调机制、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对外新闻发布机制、重大突发事件对外新闻报道应急机制、信息反馈机制等。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在一次采访中向记者表示：要编辑说明中国的书籍、杂志、音像资料、影片资料，适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包括邀请各部部长、各省省长直接出面，因为他们的信息更全面、更准确。另一方面，要不断组织有关部门一起发布多种有关中国国情的白皮书。白皮书影响很大，每次发布后，全世界主要的通讯社都会及时报道，世界主要国家的许多机构甚至政府也会有所评论。白皮书尽量多说明事实，说明中国的现行政策，多用数据，力求准确、朴素、及时，留下相当空间请读者自己去评判。
以“和而不同”的理念，鼓励官方和民间机构的跨国传播交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构建对外传播战略，就是要运用各种形式和手段，包括巡演巡展、汉语教学、学术交流和互办文化年等，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影响力；推动我国对外传播机构与美、欧、日等的交流，在各国之间形成文化交流和发展的机制，加强联系和对话，减少冲突和磨擦，这是我国对外传播建立国家主体间的社会语境，寻求共同知识与观念的成功举措。
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全球化是以“物”为核心的全球化，也可以说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一种进程，在我国的跨国文化交流中也要遵循这一规律。目前，跨行业的媒体兼并及交互拥有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把所有媒体生产的节目纳入盈利这条商业轨道上来，二是为全球化扩张从规模上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和而不同”的理念，发展两支对外传播队伍。建构对外传播战略，必然要强调人的因素，特别是对外传播队伍的建设。对外传播要关注两支队伍，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对外传播队伍，另外一支就是争取对中国进行友好传播的境外传播机构和人员。
对外传播者要“外知世界、内知国情”。“外知世界”就要了解世界的发展变化和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模式；“内知国情”，就要求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掌握达到相当的广度与深度，必须有充分的信息数据为根据。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民族、文化、社会制度不同，我国的对外传播者必须研究这些国家迥异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培养“外知世界，内知国情”的新闻传播人才，还要加强对外传播的理论研究，加大对外传播事业的投入，不断增强和壮大对外传播事业的实力。
然而，据有关调查，《中国日报》从1981年创刊到2002年调离编辑部的人员达360人，20年间流失的人员相当于两个编辑部。新华社对外部从1990年至2002年共招收英语专业毕业生128人，而在这期间离开对外部的英文采编人员达130多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976年时曾有外文干部860人，到2002年外文干部只有576人。该台一位负责人说：“调入的是不稳定的待培新手，流失的是年轻骨干，退休的是高水平专家。”国家外宣机构是这样，地方媒体也不例外。上海电视台外语部除部主任外，其余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是在该台工作5年以上的。外宣人才的流失，主要原因一是待遇，二是环境。
建立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选拔、管理和激励机制，已经成为对外传播队伍建设急迫的任务。同时，境外记者在中国的对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更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70年前，斯诺出版了《西行漫记》。费正清在序言中说，《西行漫记》的非凡之处在于，它不仅第一次呈现了关于毛泽东及其同志们的生平、他们的出身，而且描绘了这场鲜为人知的运动的前景，后来事实证明这是极具预言性的。由于埃德加·斯诺的努力，本书在这两个方面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是作为对历史的记录，二是作为对历史趋势的预见。笔者认为，斯诺做到了两点，一是向世界说明中国，二是让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国。几十年前斯诺做到了，而今天的中国更需要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理解，需要有更多的斯诺能够把和平发展的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其他国家的人民。选择与当地媒体合作，进入当地的传播网络，直接面对主流社会的大量观众，是实现对外传播本土化的一个方面。同时，与国外媒体记者之间的交流是对外传播的有效途径。与我们合作的国外媒体记者活跃在本国的大众传播机构，甚至有能力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决策、社会价值取向、时尚潮流和舆论动态，这是实现对外传播本土化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世界，中国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1978～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26000多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年均增长9.7％；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17600多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年均增长超过17％。这些成绩确实令人自豪。然而，这些具体的数字显示的是中国的硬实力，提升对外传播实力指的是国家的软实力。国家硬实力的增强，并不意味着软实力自然而然就会强大，事实上，软实力的强大有赖于“扩散”和“广泛传播”，只有当自己的文化与价值在国际社会广为流行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软实力才算是真正提升了，而这正是国际传播的重要责任。
以“和而不同”的理念，转变对外传播的观念，营造对外传播的良好环境。对外传播不光是由“世界怎样看待和对待中国”决定的，也是由“中国怎样看待和对待世界”决定的，更是由“中国怎样看待自己”决定的。中国将永远坚持开放兼容的方针，既珍视传统又博采众长，用文明和谐的方式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目前，我国的对外传播在局部地区和某些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和进展，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声音有所增强，但所影响的范围和区域还十分有限。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体，文化的发展将不再是各自封闭的，而是在相互影响中多元共存。中国的对外传播要进入国际舆论的主流环境，只有增强相互理解，才能更加接近。“和而不同”，就是要转变对外传播的观念，以此来转变受众的观念。
我国的对外传播多年来还基本停留在对内宣传的思维模式上，较少考虑传播效果。实践证明，宣传式的对外传播片面性甚大，因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外国媒体和受众接受新闻的心理习惯，使他们不仅对我国媒体报道的具体事实将信将疑，而且可能对我国媒体的整体公信力产生质疑，往往使我国对境外的“正面宣传”产生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
转变对外传播的观念，要建立健全对外传播的工作机制，包括对外传播的统筹协调机制、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对外新闻发布机制、重大突发事件对外新闻报道应急机制、信息反馈机制等。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在一次采访中向记者表示：要编辑说明中国的书籍、杂志、音像资料、影片资料，适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包括邀请各部部长、各省省长直接出面，因为他们的信息更全面、更准确。另一方面，要不断组织有关部门一起发布多种有关中国国情的白皮书。白皮书影响很大，每次发布后，全世界主要的通讯社都会及时报道，世界主要国家的许多机构甚至政府也会有所评论。白皮书尽量多说明事实，说明中国的现行政策，多用数据，力求准确、朴素、及时，留下相当空间请读者自己去评判。
以“和而不同”的理念，鼓励官方和民间机构的跨国传播交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构建对外传播战略，就是要运用各种形式和手段，包括巡演巡展、汉语教学、学术交流和互办文化年等，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影响力；推动我国对外传播机构与美、欧、日等的交流，在各国之间形成文化交流和发展的机制，加强联系和对话，减少冲突和磨擦，这是我国对外传播建立国家主体间的社会语境，寻求共同知识与观念的成功举措。
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全球化是以“物”为核心的全球化，也可以说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一种进程，在我国的跨国文化交流中也要遵循这一规律。目前，跨行业的媒体兼并及交互拥有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把所有媒体生产的节目纳入盈利这条商业轨道上来，二是为全球化扩张从规模上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和而不同”的理念，发展两支对外传播队伍。建构对外传播战略，必然要强调人的因素，特别是对外传播队伍的建设。对外传播要关注两支队伍，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对外传播队伍，另外一支就是争取对中国进行友好传播的境外传播机构和人员。
对外传播者要“外知世界、内知国情”。“外知世界”就要了解世界的发展变化和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模式；“内知国情”，就要求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掌握达到相当的广度与深度，必须有充分的信息数据为根据。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民族、文化、社会制度不同，我国的对外传播者必须研究这些国家迥异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培养“外知世界，内知国情”的新闻传播人才，还要加强对外传播的理论研究，加大对外传播事业的投入，不断增强和壮大对外传播事业的实力。
然而，据有关调查，《中国日报》从1981年创刊到2002年调离编辑部的人员达360人，20年间流失的人员相当于两个编辑部。新华社对外部从1990年至2002年共招收英语专业毕业生128人，而在这期间离开对外部的英文采编人员达130多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976年时曾有外文干部860人，到2002年外文干部只有576人。该台一位负责人说：“调入的是不稳定的待培新手，流失的是年轻骨干，退休的是高水平专家。”国家外宣机构是这样，地方媒体也不例外。上海电视台外语部除部主任外，其余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是在该台工作5年以上的。外宣人才的流失，主要原因一是待遇，二是环境。
建立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选拔、管理和激励机制，已经成为对外传播队伍建设急迫的任务。同时，境外记者在中国的对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更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70年前，斯诺出版了《西行漫记》。费正清在序言中说，《西行漫记》的非凡之处在于，它不仅第一次呈现了关于毛泽东及其同志们的生平、他们的出身，而且描绘了这场鲜为人知的运动的前景，后来事实证明这是极具预言性的。由于埃德加·斯诺的努力，本书在这两个方面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是作为对历史的记录，二是作为对历史趋势的预见。笔者认为，斯诺做到了两点，一是向世界说明中国，二是让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国。几十年前斯诺做到了，而今天的中国更需要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理解，需要有更多的斯诺能够把和平发展的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其他国家的人民。选择与当地媒体合作，进入当地的传播网络，直接面对主流社会的大量观众，是实现对外传播本土化的一个方面。同时，与国外媒体记者之间的交流是对外传播的有效途径。与我们合作的国外媒体记者活跃在本国的大众传播机构，甚至有能力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决策、社会价值取向、时尚潮流和舆论动态，这是实现对外传播本土化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