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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承恩值近枢，乡贤敬业事同符。
君期云汉中兴主，臣本烟波一钓徒。
此数句言王国维入值南书房之时的矛盾心态。王国维以受荐为南书房行走，自然就在“近枢”入值了，“近枢”当指南书房。王国维接奉入值南书房之诏时，罗振玉曾为其刻“文学侍从”印章，故此处有“文学承恩”云云。而在康熙朝，也有一位浙江海宁人查慎行与后来的王国维一样，入值南书房。“乡贤”指查慎行，晚年号初白先生。“敬业”指查慎行所著之《敬业堂集》。前二句言海宁地域的文化渊源与优势。接二句言王国维心中之期望与自身之安置之间的矛盾。王国维关心政治，尤其是入值南书房之后，与退位后的溥仪有了更多的接触，他一直希望年轻的溥仪能振作精神，气冲霄汉，成为一代中兴之主。“云汉”典出《诗·大雅·云汉》，既可指银河，也可指帝王的美德。而王国维自己呢？陈寅恪直接援引了《敬业堂集》中《谢赐鱼诗》“臣本烟波一钓徒”之句，写出王国维虽关心政治，也曾经热烈地评论政治，但他始終是作为一个政治评论者的身份，而非政治参与者。关于这种言语与身份的疏离现象，沪上遗老也大多能明王国维之心志，故张勋复辟之时，沪上与王国维关系甚为密切的沈曾植等北上共谋，不仅不带上王国维，而且将北上的消息对王国维进行封锁。此足见王国维在其所熟悉的人群中，皆知其虽有遗老之心，但实无遗老的那种直接参与复辟之心，当然就更难有直接的复辟之行，故其在入值南书房之时，即无法适应宫中之矛盾争斗，时时萌生退隐之心。看来真正深度了解王国维的，不仅有如沈曾植等老辈，也有如陈寅恪等晚辈。
是岁中元周甲子，神皋丧乱终无已。
尧城虽局小朝廷，汉室犹存旧文轨。
此数句言民国十三年（1924）特殊的政治期望与冷峻现实。古人民间有上元甲子、中元甲子、下元甲子合为“三元甲子”之说，每一甲子六十年，三个周甲为一百八十年，其中上元与中元甲子为中兴之年，而下元甲子则为劫难之年。同治三年（1864）被认为是同治中兴之上元甲子，再过六十年，便是民国十三年（1924）。此年初罗振玉便直觉气象与往年似有不同，隐有期待之心。康有为也致信庄士敦，嘱其劝说溥仪，中元甲子之年，而且元旦、立春皆在甲日，此皆为上天定数。而王国维也在甲子年元旦《题御笔牡丹》一诗中说：“履端瑞雪兆丰年，甲子贞余又起元。”可见这一年，在遗老群中几乎有着共同的不言而喻的期待。陈寅恪当然也了解这段历史，故在诗中也按照同治中心类推，1924年也应该是中元甲子。但事实上这一年，京城的动荡一直也没有停息。“神皋”指京城。“尧城”即尧山之城，乃当年囚尧之城，诗中应指紫禁城。退位后的宣统居住在紫禁城中，虽局促而小，但根据辛亥年与民国制定的优待条例，犹能在宫中沿用旧的君臣制度。清室虽由满人统治，而其所推行的主体其实是汉族文化。陈寅恪在小序中不言满汉种族差异，只强调文化，原因便是满汉文化大体是统一在汉文化之中，故此处特别用“汉室”二字而强调文化归属。其实，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清室之亡，原因当然很多，然从内部来探寻，则与晚清时期不能信用汉族大臣有关，故同治中兴徒有虚名，庶政改革也未能进行有效的规划。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入京见慈禧太后，据说太后“毫无慰劳之语”，曾国藩备受冷落，据说从此之后益为恬退，以黄老之术自全（参见《吴宓日记》1928年2月17日记叶恭绰之语，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25页）。
忽闻擐甲请房陵，奔问皇舆泣未能。
优待珠槃原有誓，宿陈刍狗遽无凭。
此数句言甲子之变的过程。是年十一月五日，冯玉祥派手下鹿钟麟率兵逼迫溥仪迁出紫禁城。“擐甲”，穿上甲胄之意，此处指鹿钟麟手下士兵。“房陵”即湖北房县，因地势险峻、其固高陵如天然房屋而得名“房陵”，乃历史上著名的迁徙罪人之地，数十位帝王将相曾被流放于此。杜甫《赠狄明府》诗有“宫中下诏请房陵，前朝长老皆流涕”之句，乃言武则天时期，将其子唐中宗废为庐陵王，迁于房陵。此处“房陵”指宣统，其被废去帝号、迁出紫禁城，与唐中宗相似。鹿钟麟逼迫溥仪迁出紫禁城暂住醇王府（北府），王国维随侍左右，未曾稍离。看着溥仪车驾仓皇出紫禁城，王国维对其状况深感无力，痛哭不已。有言王国维因未能及时追随溥仪车驾而痛哭，此实与事实不符。王国维稍后致函日本狩野直喜云：“十月九日之变，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比至潜邸，守以兵卒，近段、张入都，始行撤去。”可见从紫禁城到北府，王国维完整见证了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的过程。罗振玉晚一日从天津到北京，时溥仪已安抵醇王府矣，罗振玉遂至织染胡同王国维住处，“既见，忠悫乃为详言逼宫状，为之发指眦裂”（罗振玉《集蓼编》，原载《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二册，台湾文华出版社公司1969年版，此据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4页）。关于溥仪出宫的细节，罗振玉还是从王国维处闻知详情的。王国维之惊、愤、悲，皆可见出其对于溥仪命运的极大关切。稍后溥仪从北府转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然后又从日本使馆迁入天津张园，此则为罗振玉、陈宝箴等共相密谋，尚无王国维参与谋划及相关行程之证据。“珠槃”原指古代订立盟誓时所使用的用珠玉装饰的器具，此处指袁世凯等与隆裕太后所订立的优待条例。虽称为“条例”，实如古代盟誓和当今之国际条约一般具有很高的公信力。但结果呢？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很快就将《清室优待条例》视为已陈之刍狗。“宿陈刍狗”即“已陈刍狗”，“宿”者，即旧有、已有之意，典出《庄子·天运篇》载师金之言曰：“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刍”原指喂食牲畜的草，“刍狗”指用草编扎的狗，以供祭祀时用。师金在回复颜渊关于“以夫子之行为奚如”这一问题时，用了上面一段话。核心意思是如刍狗在祭祀前备受尊崇，而在祭祀后则如同弃物一般，任由糟蹋。“遽无凭”，即民国政府突然将优待条例不作为行为依据。此优待条例虽有八款，而要在保持帝王尊号，民国政府待之如外国君主，溥仪暂居紫禁城，日后移居颐和园等。冯玉祥派兵驱逐溥仪出紫禁城，并未安排如颐和园一类的地方由溥仪等原宫中人员居住。故当时如胡适等皆表示反对民国这种欺人之弱、乘人之危、无视优待条例如同国际公约的粗暴行为。当然也有人表示，宣统帝虽废，但既有张勋复辟作为前事，在这种情况下，再强调优待条例便也失去了意义。陈寅恪的观点显然与胡适为近，对民国政府的出尔反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
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
此数句言甲子之变后，王国维及其周边人的绝望之心。王国维此前“高名终得彻宸聪，征奉南斋礼数崇。屡检秘文升紫殿，曾聆法曲侍瑶宫”，备受溥仪礼遇，破格诏用南书房，以“国士”视之。而且在学术上，溥仪也视王国维能会通新学与旧学的唯一之人。王国维知恩图报，也一直希望能有机会报答溥仪的礼遇之恩。“神武门”乃紫禁城北门，亦即后门，外有御河，甲子之变时，溥仪即由神武门出宫。前二句说王国维面对溥仪出宫的神武门前的御河水，在想着这是否是报答溥仪待之如国士的最好机会与最好地点呢？就在王国维神想之时，曾在南书房作为文学侍从的罗振玉与翰林学士柯劭忞相约一同投御河而死。“南斋侍从”指罗振玉，其于甲子年八月被召入值南书房，先后被命与王国维等人检宁寿宫藏器、养心殿陈设等。柯劭忞曾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北门”即翰林院之代称。关于王国维、罗振玉、柯劭忞三人是否相约同死之事，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云：“……乃值十月宫门之变，公援主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前御河者再，皆不果。”其《祭王忠悫公文》亦云：“十月之变，势且殆，因与公及胶州柯蓼园学士约同死。”其《集蓼编》又云：“……愤甚，欲投御河自沉，寻念不可徒死，乃忍耻归寓。”这三节文字颇有意味：按《海宁王忠悫公传》所云，乃王国维欲自沉御河者“再”，则陈寅恪诗中“南斋侍从”指王国维亦可;按《祭王忠悫公文》所云，则是罗振玉约王国维、柯劭忞同死，則“南斋侍从”从“欲”自沉的角度来说，应指罗振玉;按《集蓼编》所述，则是罗振玉欲投御河自沉，似与他人无涉。而何以三人屡欲自沉而皆不果，据《集蓼编》所述，则是罗振玉觉得不能白白送死，是罗振玉撤回了自沉的念头。而关于三人自沉的表述，因眼力所限，目前只看到罗振玉的相关文字，王国维、柯劭忞的相关文字均未能寓目。王国维直接表述自己有死志乃是在1926年下半年，且仅此一次，其在致罗振玉函中直言“恨不死于去年”，然“去年”亦不过是1925年，非甲子之年。甲子之变时，金梁亦在宫中，也是甲子之变的直接见证者，他对于王国维的感觉便与罗振玉所述截然不同。他说：“甲子之变，左右或慷慨论忧辱、议生死，公独始终无一言。自就清华讲习，更绝口不及时事。”（金梁《王忠悫公哀挽录书后》，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4页）这与清末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袁嘉谷对王国维的印象也彼此一致，袁嘉谷说：“他为人真是简默，在局三年，不曾说上一百句话，别人与我高谈雄辩，而他静坐不语。”（袁嘉谷《我在学部图书局所遇之王静安》，《王国维全集》第二十卷，第332页）金梁说在众人慷慨论生死的时候，“公独始终无一言”，这才是静默性格的王国维自然的状态。金梁没有点出慷慨议生死之人数与人名，但想来不止罗振玉、柯劭忞二人，宫廷巨变，估计有此心者或表此心者不在少数，据说就有不少宫女、太监因此而自杀。但其中“公独始终无一言”一句，可见王国维既不可能邀约柯劭忞、罗振玉同赴水而死，也大概不会对柯、罗之言积极表态，因为王国维的静默性格注定了他只会坚定地做，而不可能事先高调地说。即便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之事，事先也果然无一人有此预感。这才是真实的王国维。金梁在另外一文中，对罗、王、柯三人关于自杀的话题，有一番情景追忆。他说：“又次日（指甲子之变后的第三日）夜，罗雪堂始自津来，初颇镇定，谈笑如常，及往会议归，忽变常度，自云气逆将绝，约公与柯凤老同死，柯唯唯，公以为真，问死所，罗指御河。余慨然曰：‘今岂我辈死时耶？’遂举善后数大端以乱之。未几，上又移日使馆。是日大风昼晦，余由北府出，途遇罗柯，告以驾已行，乃偕访公。公大惊失色，余慰解之。后驾赴津，公已就清华讲席。时多传不利之言，公尤忧急，数与左右谋，常泣下，皆不省，且笑其迂。罗与某某，更目以同殉相要，而公死志决矣。”（金梁《读朱著〈王静安遗书编辑质疑〉书后》，《真知学报》第一卷第六期，第60页）所谓“朱著”之文，即朱建新撰《关于“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之编辑质疑（为静安先生逝世十六周年纪念作）：王静安先生诗词编年序》，刊《真知学报》1942年第1卷第4期。朱建新文主要针对赵万里编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的体例提出种种批评，顺便提及王国维的死因问题。这就是金梁回应此文的背景。金梁此文此前似未受王国维研究者关注，笔者搜索民国文献，也属偶然得之。金梁此文的可贵之处是将罗振玉反复提及的甲子之变时，柯、罗、王三人相约自沉事，予以情境还原，细节更为清晰。具体经过是：罗振玉参加善后会议后，极为愤激，确有自杀意，约柯、王一起自杀，也是事实。但柯劭忞当时态度模糊，比较勉强;王国维是纯朴的人，信以为真，并问及自杀场所，如此罗振玉才指御河以为死所。则自杀之意由罗振玉起，相约三人，一者态度暧昧，一者肃然尊奉，而“御河”则是经王国维一问，而罗振玉临时为指者。而暂时打消自杀之意的，据金梁此文，并非罗振玉自身，而是金梁觉得此时诸事未明，尚非自杀之时，才算暂时止住了这个话头。而文中言及溥仪移居津园后，“罗与某某，更目以同殉相要”，这已经是甲子之变之时的第二次相约自杀了，然此“某某”者谁？何以要隐其真名？一时难勘其故。另有一疑问，何以金梁在现场，而相约自杀者只柯、罗、王三人，而金梁不与焉？金梁也曾是溥仪身边人，也是典型的遗老。此数句当是陈寅恪闻诸时论，将罗振玉、柯劭忞作为自沉御河的主动者，而将王国维作为被邀约者，其实读了金梁此文，可见柯劭忞大概也不是自沉御河的邀约者，而且从被邀约者的身份来说，也远无王国维之坚定。则陈寅恪此处也与事实可能略有未合之处。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而罗振玉与柯劭忞皆安生如常，故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诗有“越甲未应公独耻”一句，意谓三人邀约同死，而1927年之时，只有王国维一人践约而死，委婉地批评了罗振玉与柯劭忞二人不守信用。其实这里的陈寅恪也未免有搁置自身判断力的嫌疑了。陈寅恪因此而将甲子之变为一辱，而以1927年国民军进逼北京为再辱。但如果甲子之变时，王国维主观上并无自沉之志，则陈寅恪此处所述就问题多多了。其实，关于自杀的价值和意义，罗振玉曾有过一番表白：“晚近士夫，平日高谈忠义，其文章表襮，则杜陵之许身稷契也，屈子之芳菲恋君也。乃一旦临大节，则委蛇俯仰，巧说以自解。”（《王忠悫公哀挽录》，天津罗氏贻安堂1927年刻本）罗振玉说出这一番话，是否有暗指柯劭忞的意思，容再详考，但罗振玉心里还是坦荡的，正可对论陈寅恪“越甲未应公独耻”一句，故在《祭王忠悫公文》一文中，罗振玉一陈心迹云：“忆予自甲子以来，盖犯三死而未死：当乘舆仓卒出宫，予奉命充善后委员，忍耻就议席，议散，中怀愤激，欲自沉神武门御沟，已而念君在不可死，归寓抚膺大恸，灵明骤失……而卒不死;后数日，危益甚，乃中夜起草遗嘱，封授叔炳兵部（际彪），告以中为要件，俟异日得予书以授家人，寻乘舆出幸日本使馆，又得不死;两年以来，世变益亟，中怀纡结益甚，乃清理未了各事，拟将中怀所欲言者尽言而死。乃公竟先我死矣。公死，恩遇之隆，振古未有，予若继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冀恩泽。自是以后，但有谢绝人事，饰巾待尽而已。”（《王忠悫公哀挽录》，天津罗氏贻安堂1927年刻本）罗振玉的这一节文字曾遭溥仪《我的前半生》嘲笑，以为乃虚饰之词。其实，罗振玉此“三死”之心，从罗振玉的身份、地位和心情而言，倒真是可能的。至少第二死之事，相关遗嘱并已收录在新编罗振玉之全集中，读来令人动容，如果连这样的事情都要怀疑，则天地之间盖无不可生疑也。而第一死之事，罗振玉在这里增加了背景，与此前泛泛说甲子之变后，与柯劭忞、王国维相约投神武门前御河而死不同。这里特别提及是罗振玉出任善后委员会委员，在会议结束后，路经神武门前御河而生投河之心。因为是“议散”后的时间背景，此时盖只有罗振玉一人，当无柯劭忞、王国维等。以此而言，甲子之变时，如金梁所言“左右或慷慨论忧辱、议生死”，当类似于各表心意而已。至真有投河之念，则是另外一回事了。罗振玉在《祭王忠悫公文》所述，与其晚年所撰《集蓼编》也正相一致。其语云：“……愤甚，欲投御河自沉，寻念不可徒死，乃忍耻归寓。”至于第三死之念，在当时舆情汹汹，且有一股比较强大的势力针对罗振玉的情况下，他若愤然一死，则舆论可能异常再起。罗振玉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死，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罗振玉的“三死”之心我认为是可信的。然而引发我进一步探讨兴趣的其实是罗振玉“两年以来，世变益亟，中怀纡结益甚，乃清理未了各事，拟将中怀所欲言者尽言而死”这几句话，这让我联想到1926年10月25日，王国维曾致信罗振玉云：“承赐衣料，处此境地，恨不死于去年，又何寿可言。然却之不恭，特行鸣谢。”（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461页）罗振玉之所以寄赠王国维衣料，是因为王国维已届五十岁生日，他的生日是12月3日（阴历十月二十九日），生日这天虽然吴宓、陈寅恪皆来贺寿，晚上并参加寿宴，但王国维并无多少祝寿之心。因为这一年长子王潜明意外去世，又因为抚恤金等问题与罗振玉及其女（王潜明妻）起了很大的隔阂，故王国维在回信时突然有了“恨不死于去年”一句，而去年正是1925年，并非甲子之年。大概在1925年之时，王国维与罗振玉已然有死志，此不仅有王国维一语在此，也有罗振玉的相关陈述在。彼此对照来看，应是值得注意的。大概1925年之时，溥仪已在天津安顿下来，原本共侍南斋的罗振玉与王国维如今既不堪回首前事，也一时难以预想后事，两人晤面唏嘘之际，遂引发一死了之之念，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王国维“恨不死于去年”一句，在他与罗振玉之间，其内涵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君期云汉中兴主，臣本烟波一钓徒。
此数句言王国维入值南书房之时的矛盾心态。王国维以受荐为南书房行走，自然就在“近枢”入值了，“近枢”当指南书房。王国维接奉入值南书房之诏时，罗振玉曾为其刻“文学侍从”印章，故此处有“文学承恩”云云。而在康熙朝，也有一位浙江海宁人查慎行与后来的王国维一样，入值南书房。“乡贤”指查慎行，晚年号初白先生。“敬业”指查慎行所著之《敬业堂集》。前二句言海宁地域的文化渊源与优势。接二句言王国维心中之期望与自身之安置之间的矛盾。王国维关心政治，尤其是入值南书房之后，与退位后的溥仪有了更多的接触，他一直希望年轻的溥仪能振作精神，气冲霄汉，成为一代中兴之主。“云汉”典出《诗·大雅·云汉》，既可指银河，也可指帝王的美德。而王国维自己呢？陈寅恪直接援引了《敬业堂集》中《谢赐鱼诗》“臣本烟波一钓徒”之句，写出王国维虽关心政治，也曾经热烈地评论政治，但他始終是作为一个政治评论者的身份，而非政治参与者。关于这种言语与身份的疏离现象，沪上遗老也大多能明王国维之心志，故张勋复辟之时，沪上与王国维关系甚为密切的沈曾植等北上共谋，不仅不带上王国维，而且将北上的消息对王国维进行封锁。此足见王国维在其所熟悉的人群中，皆知其虽有遗老之心，但实无遗老的那种直接参与复辟之心，当然就更难有直接的复辟之行，故其在入值南书房之时，即无法适应宫中之矛盾争斗，时时萌生退隐之心。看来真正深度了解王国维的，不仅有如沈曾植等老辈，也有如陈寅恪等晚辈。
是岁中元周甲子，神皋丧乱终无已。
尧城虽局小朝廷，汉室犹存旧文轨。
此数句言民国十三年（1924）特殊的政治期望与冷峻现实。古人民间有上元甲子、中元甲子、下元甲子合为“三元甲子”之说，每一甲子六十年，三个周甲为一百八十年，其中上元与中元甲子为中兴之年，而下元甲子则为劫难之年。同治三年（1864）被认为是同治中兴之上元甲子，再过六十年，便是民国十三年（1924）。此年初罗振玉便直觉气象与往年似有不同，隐有期待之心。康有为也致信庄士敦，嘱其劝说溥仪，中元甲子之年，而且元旦、立春皆在甲日，此皆为上天定数。而王国维也在甲子年元旦《题御笔牡丹》一诗中说：“履端瑞雪兆丰年，甲子贞余又起元。”可见这一年，在遗老群中几乎有着共同的不言而喻的期待。陈寅恪当然也了解这段历史，故在诗中也按照同治中心类推，1924年也应该是中元甲子。但事实上这一年，京城的动荡一直也没有停息。“神皋”指京城。“尧城”即尧山之城，乃当年囚尧之城，诗中应指紫禁城。退位后的宣统居住在紫禁城中，虽局促而小，但根据辛亥年与民国制定的优待条例，犹能在宫中沿用旧的君臣制度。清室虽由满人统治，而其所推行的主体其实是汉族文化。陈寅恪在小序中不言满汉种族差异，只强调文化，原因便是满汉文化大体是统一在汉文化之中，故此处特别用“汉室”二字而强调文化归属。其实，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清室之亡，原因当然很多，然从内部来探寻，则与晚清时期不能信用汉族大臣有关，故同治中兴徒有虚名，庶政改革也未能进行有效的规划。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入京见慈禧太后，据说太后“毫无慰劳之语”，曾国藩备受冷落，据说从此之后益为恬退，以黄老之术自全（参见《吴宓日记》1928年2月17日记叶恭绰之语，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25页）。
忽闻擐甲请房陵，奔问皇舆泣未能。
优待珠槃原有誓，宿陈刍狗遽无凭。
此数句言甲子之变的过程。是年十一月五日，冯玉祥派手下鹿钟麟率兵逼迫溥仪迁出紫禁城。“擐甲”，穿上甲胄之意，此处指鹿钟麟手下士兵。“房陵”即湖北房县，因地势险峻、其固高陵如天然房屋而得名“房陵”，乃历史上著名的迁徙罪人之地，数十位帝王将相曾被流放于此。杜甫《赠狄明府》诗有“宫中下诏请房陵，前朝长老皆流涕”之句，乃言武则天时期，将其子唐中宗废为庐陵王，迁于房陵。此处“房陵”指宣统，其被废去帝号、迁出紫禁城，与唐中宗相似。鹿钟麟逼迫溥仪迁出紫禁城暂住醇王府（北府），王国维随侍左右，未曾稍离。看着溥仪车驾仓皇出紫禁城，王国维对其状况深感无力，痛哭不已。有言王国维因未能及时追随溥仪车驾而痛哭，此实与事实不符。王国维稍后致函日本狩野直喜云：“十月九日之变，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比至潜邸，守以兵卒，近段、张入都，始行撤去。”可见从紫禁城到北府，王国维完整见证了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的过程。罗振玉晚一日从天津到北京，时溥仪已安抵醇王府矣，罗振玉遂至织染胡同王国维住处，“既见，忠悫乃为详言逼宫状，为之发指眦裂”（罗振玉《集蓼编》，原载《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二册，台湾文华出版社公司1969年版，此据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4页）。关于溥仪出宫的细节，罗振玉还是从王国维处闻知详情的。王国维之惊、愤、悲，皆可见出其对于溥仪命运的极大关切。稍后溥仪从北府转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然后又从日本使馆迁入天津张园，此则为罗振玉、陈宝箴等共相密谋，尚无王国维参与谋划及相关行程之证据。“珠槃”原指古代订立盟誓时所使用的用珠玉装饰的器具，此处指袁世凯等与隆裕太后所订立的优待条例。虽称为“条例”，实如古代盟誓和当今之国际条约一般具有很高的公信力。但结果呢？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很快就将《清室优待条例》视为已陈之刍狗。“宿陈刍狗”即“已陈刍狗”，“宿”者，即旧有、已有之意，典出《庄子·天运篇》载师金之言曰：“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刍”原指喂食牲畜的草，“刍狗”指用草编扎的狗，以供祭祀时用。师金在回复颜渊关于“以夫子之行为奚如”这一问题时，用了上面一段话。核心意思是如刍狗在祭祀前备受尊崇，而在祭祀后则如同弃物一般，任由糟蹋。“遽无凭”，即民国政府突然将优待条例不作为行为依据。此优待条例虽有八款，而要在保持帝王尊号，民国政府待之如外国君主，溥仪暂居紫禁城，日后移居颐和园等。冯玉祥派兵驱逐溥仪出紫禁城，并未安排如颐和园一类的地方由溥仪等原宫中人员居住。故当时如胡适等皆表示反对民国这种欺人之弱、乘人之危、无视优待条例如同国际公约的粗暴行为。当然也有人表示，宣统帝虽废，但既有张勋复辟作为前事，在这种情况下，再强调优待条例便也失去了意义。陈寅恪的观点显然与胡适为近，对民国政府的出尔反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
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
此数句言甲子之变后，王国维及其周边人的绝望之心。王国维此前“高名终得彻宸聪，征奉南斋礼数崇。屡检秘文升紫殿，曾聆法曲侍瑶宫”，备受溥仪礼遇，破格诏用南书房，以“国士”视之。而且在学术上，溥仪也视王国维能会通新学与旧学的唯一之人。王国维知恩图报，也一直希望能有机会报答溥仪的礼遇之恩。“神武门”乃紫禁城北门，亦即后门，外有御河，甲子之变时，溥仪即由神武门出宫。前二句说王国维面对溥仪出宫的神武门前的御河水，在想着这是否是报答溥仪待之如国士的最好机会与最好地点呢？就在王国维神想之时，曾在南书房作为文学侍从的罗振玉与翰林学士柯劭忞相约一同投御河而死。“南斋侍从”指罗振玉，其于甲子年八月被召入值南书房，先后被命与王国维等人检宁寿宫藏器、养心殿陈设等。柯劭忞曾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北门”即翰林院之代称。关于王国维、罗振玉、柯劭忞三人是否相约同死之事，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云：“……乃值十月宫门之变，公援主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前御河者再，皆不果。”其《祭王忠悫公文》亦云：“十月之变，势且殆，因与公及胶州柯蓼园学士约同死。”其《集蓼编》又云：“……愤甚，欲投御河自沉，寻念不可徒死，乃忍耻归寓。”这三节文字颇有意味：按《海宁王忠悫公传》所云，乃王国维欲自沉御河者“再”，则陈寅恪诗中“南斋侍从”指王国维亦可;按《祭王忠悫公文》所云，则是罗振玉约王国维、柯劭忞同死，則“南斋侍从”从“欲”自沉的角度来说，应指罗振玉;按《集蓼编》所述，则是罗振玉欲投御河自沉，似与他人无涉。而何以三人屡欲自沉而皆不果，据《集蓼编》所述，则是罗振玉觉得不能白白送死，是罗振玉撤回了自沉的念头。而关于三人自沉的表述，因眼力所限，目前只看到罗振玉的相关文字，王国维、柯劭忞的相关文字均未能寓目。王国维直接表述自己有死志乃是在1926年下半年，且仅此一次，其在致罗振玉函中直言“恨不死于去年”，然“去年”亦不过是1925年，非甲子之年。甲子之变时，金梁亦在宫中，也是甲子之变的直接见证者，他对于王国维的感觉便与罗振玉所述截然不同。他说：“甲子之变，左右或慷慨论忧辱、议生死，公独始终无一言。自就清华讲习，更绝口不及时事。”（金梁《王忠悫公哀挽录书后》，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4页）这与清末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袁嘉谷对王国维的印象也彼此一致，袁嘉谷说：“他为人真是简默，在局三年，不曾说上一百句话，别人与我高谈雄辩，而他静坐不语。”（袁嘉谷《我在学部图书局所遇之王静安》，《王国维全集》第二十卷，第332页）金梁说在众人慷慨论生死的时候，“公独始终无一言”，这才是静默性格的王国维自然的状态。金梁没有点出慷慨议生死之人数与人名，但想来不止罗振玉、柯劭忞二人，宫廷巨变，估计有此心者或表此心者不在少数，据说就有不少宫女、太监因此而自杀。但其中“公独始终无一言”一句，可见王国维既不可能邀约柯劭忞、罗振玉同赴水而死，也大概不会对柯、罗之言积极表态，因为王国维的静默性格注定了他只会坚定地做，而不可能事先高调地说。即便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之事，事先也果然无一人有此预感。这才是真实的王国维。金梁在另外一文中，对罗、王、柯三人关于自杀的话题，有一番情景追忆。他说：“又次日（指甲子之变后的第三日）夜，罗雪堂始自津来，初颇镇定，谈笑如常，及往会议归，忽变常度，自云气逆将绝，约公与柯凤老同死，柯唯唯，公以为真，问死所，罗指御河。余慨然曰：‘今岂我辈死时耶？’遂举善后数大端以乱之。未几，上又移日使馆。是日大风昼晦，余由北府出，途遇罗柯，告以驾已行，乃偕访公。公大惊失色，余慰解之。后驾赴津，公已就清华讲席。时多传不利之言，公尤忧急，数与左右谋，常泣下，皆不省，且笑其迂。罗与某某，更目以同殉相要，而公死志决矣。”（金梁《读朱著〈王静安遗书编辑质疑〉书后》，《真知学报》第一卷第六期，第60页）所谓“朱著”之文，即朱建新撰《关于“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之编辑质疑（为静安先生逝世十六周年纪念作）：王静安先生诗词编年序》，刊《真知学报》1942年第1卷第4期。朱建新文主要针对赵万里编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的体例提出种种批评，顺便提及王国维的死因问题。这就是金梁回应此文的背景。金梁此文此前似未受王国维研究者关注，笔者搜索民国文献，也属偶然得之。金梁此文的可贵之处是将罗振玉反复提及的甲子之变时，柯、罗、王三人相约自沉事，予以情境还原，细节更为清晰。具体经过是：罗振玉参加善后会议后，极为愤激，确有自杀意，约柯、王一起自杀，也是事实。但柯劭忞当时态度模糊，比较勉强;王国维是纯朴的人，信以为真，并问及自杀场所，如此罗振玉才指御河以为死所。则自杀之意由罗振玉起，相约三人，一者态度暧昧，一者肃然尊奉，而“御河”则是经王国维一问，而罗振玉临时为指者。而暂时打消自杀之意的，据金梁此文，并非罗振玉自身，而是金梁觉得此时诸事未明，尚非自杀之时，才算暂时止住了这个话头。而文中言及溥仪移居津园后，“罗与某某，更目以同殉相要”，这已经是甲子之变之时的第二次相约自杀了，然此“某某”者谁？何以要隐其真名？一时难勘其故。另有一疑问，何以金梁在现场，而相约自杀者只柯、罗、王三人，而金梁不与焉？金梁也曾是溥仪身边人，也是典型的遗老。此数句当是陈寅恪闻诸时论，将罗振玉、柯劭忞作为自沉御河的主动者，而将王国维作为被邀约者，其实读了金梁此文，可见柯劭忞大概也不是自沉御河的邀约者，而且从被邀约者的身份来说，也远无王国维之坚定。则陈寅恪此处也与事实可能略有未合之处。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而罗振玉与柯劭忞皆安生如常，故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诗有“越甲未应公独耻”一句，意谓三人邀约同死，而1927年之时，只有王国维一人践约而死，委婉地批评了罗振玉与柯劭忞二人不守信用。其实这里的陈寅恪也未免有搁置自身判断力的嫌疑了。陈寅恪因此而将甲子之变为一辱，而以1927年国民军进逼北京为再辱。但如果甲子之变时，王国维主观上并无自沉之志，则陈寅恪此处所述就问题多多了。其实，关于自杀的价值和意义，罗振玉曾有过一番表白：“晚近士夫，平日高谈忠义，其文章表襮，则杜陵之许身稷契也，屈子之芳菲恋君也。乃一旦临大节，则委蛇俯仰，巧说以自解。”（《王忠悫公哀挽录》，天津罗氏贻安堂1927年刻本）罗振玉说出这一番话，是否有暗指柯劭忞的意思，容再详考，但罗振玉心里还是坦荡的，正可对论陈寅恪“越甲未应公独耻”一句，故在《祭王忠悫公文》一文中，罗振玉一陈心迹云：“忆予自甲子以来，盖犯三死而未死：当乘舆仓卒出宫，予奉命充善后委员，忍耻就议席，议散，中怀愤激，欲自沉神武门御沟，已而念君在不可死，归寓抚膺大恸，灵明骤失……而卒不死;后数日，危益甚，乃中夜起草遗嘱，封授叔炳兵部（际彪），告以中为要件，俟异日得予书以授家人，寻乘舆出幸日本使馆，又得不死;两年以来，世变益亟，中怀纡结益甚，乃清理未了各事，拟将中怀所欲言者尽言而死。乃公竟先我死矣。公死，恩遇之隆，振古未有，予若继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冀恩泽。自是以后，但有谢绝人事，饰巾待尽而已。”（《王忠悫公哀挽录》，天津罗氏贻安堂1927年刻本）罗振玉的这一节文字曾遭溥仪《我的前半生》嘲笑，以为乃虚饰之词。其实，罗振玉此“三死”之心，从罗振玉的身份、地位和心情而言，倒真是可能的。至少第二死之事，相关遗嘱并已收录在新编罗振玉之全集中，读来令人动容，如果连这样的事情都要怀疑，则天地之间盖无不可生疑也。而第一死之事，罗振玉在这里增加了背景，与此前泛泛说甲子之变后，与柯劭忞、王国维相约投神武门前御河而死不同。这里特别提及是罗振玉出任善后委员会委员，在会议结束后，路经神武门前御河而生投河之心。因为是“议散”后的时间背景，此时盖只有罗振玉一人，当无柯劭忞、王国维等。以此而言，甲子之变时，如金梁所言“左右或慷慨论忧辱、议生死”，当类似于各表心意而已。至真有投河之念，则是另外一回事了。罗振玉在《祭王忠悫公文》所述，与其晚年所撰《集蓼编》也正相一致。其语云：“……愤甚，欲投御河自沉，寻念不可徒死，乃忍耻归寓。”至于第三死之念，在当时舆情汹汹，且有一股比较强大的势力针对罗振玉的情况下，他若愤然一死，则舆论可能异常再起。罗振玉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死，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罗振玉的“三死”之心我认为是可信的。然而引发我进一步探讨兴趣的其实是罗振玉“两年以来，世变益亟，中怀纡结益甚，乃清理未了各事，拟将中怀所欲言者尽言而死”这几句话，这让我联想到1926年10月25日，王国维曾致信罗振玉云：“承赐衣料，处此境地，恨不死于去年，又何寿可言。然却之不恭，特行鸣谢。”（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461页）罗振玉之所以寄赠王国维衣料，是因为王国维已届五十岁生日，他的生日是12月3日（阴历十月二十九日），生日这天虽然吴宓、陈寅恪皆来贺寿，晚上并参加寿宴，但王国维并无多少祝寿之心。因为这一年长子王潜明意外去世，又因为抚恤金等问题与罗振玉及其女（王潜明妻）起了很大的隔阂，故王国维在回信时突然有了“恨不死于去年”一句，而去年正是1925年，并非甲子之年。大概在1925年之时，王国维与罗振玉已然有死志，此不仅有王国维一语在此，也有罗振玉的相关陈述在。彼此对照来看，应是值得注意的。大概1925年之时，溥仪已在天津安顿下来，原本共侍南斋的罗振玉与王国维如今既不堪回首前事，也一时难以预想后事，两人晤面唏嘘之际，遂引发一死了之之念，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王国维“恨不死于去年”一句，在他与罗振玉之间，其内涵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