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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艺术圈里，有一道著名的门——梵蒂冈博物馆内通往西斯廷小教堂的门，只有73厘米宽，非常窄小，每年却有600多万人穿过它，去欣赏博物馆内的藏品和米开朗基罗所画的教堂壁画。5月28日，梵蒂冈博物馆里所藏的78件中国藏品也穿过了一道门——故宫神武门，“传心之美——梵蒂冈博物馆藏中国文物展”亮相故宫神武门展厅，与中国观众首度見面，展览将持续到7月14日。
迷你小国，土豪大馆
梵蒂冈是有名的袖珍之国、国中之国，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角高地上。它的国土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北京故宫的3/5，总人口不足千人。但它的国际艺术地位却不低。意大利的导游有一句口头禅：到了意大利，一定要去罗马，而到了罗马，则必定要看梵蒂冈。
整个梵蒂冈都是文化遗产，梵蒂冈博物馆是其中最主要的建筑之一。它在公元5世纪末就有了雏形，16世纪扩建，原为教皇宫廷，如今里面展出着历代教皇收藏的艺术品，汇集了古代希腊、罗马的遗物，还有大量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无价之宝。论收藏，梵蒂冈博物馆堪与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相媲美。
梵蒂冈博物馆馆中有馆。埃及馆里，保存完好的木乃伊、高高矗立的阿努比斯雕像，充满了神秘的气息;比奥—克莱孟馆专注于古代雕塑，闻名世界的《克尼多斯的维纳斯》《望楼上的阿波罗》《拉奥孔》，展示着千年的爱与美、痛苦与绝望;拉斐尔画室里，《雅典学院》《三大德性》《帕纳索斯山》……空旷古老的房间全被大师的作品包围。
中国作家陈丹燕参观过梵蒂冈博物馆后，在自己的著作《木已成舟》里描绘：“无穷无尽精美的艺术品，挂在墙上，放在玻璃柜子里，立在地上，搁在座子上。在印象派画家以前的所有重要的艺术家，都参加到描写《圣经》故事的队伍里，像拉斐尔这样的孤儿，像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天才，像安洁利科这样的修士就不用说了，还有像达·芬奇这样的科学家，他通过探询上帝给自然制定的法则，以发现自然的规律来发现上帝。多少个时代的精华人物，他们的精力、心血、理想、时间、劳动、天才，都变成了耶稣或者是圣母的脸，《圣经》或者圣徒的故事，存放在这里……”
馆内最值得看的作品，当属米开朗基罗在博物馆内西斯廷小教堂穹顶上所画的壁画——《创世纪》。这是一组连续9幅的宗教题材大型壁画，从开天辟地到诺亚方舟，从神分光暗到逐出伊甸园，全部出自圣经故事。
这也是米开朗基罗一生的代表性巨作之一。在此之前，他已创作出著名的《大卫》，凭借雕塑技艺名盖罗马。当时的教皇很有艺术眼光，模仿美第奇家族，广为招揽知名艺术家。1505年，米开朗基罗受邀前往罗马。教皇本想请他建造陵墓，但因为艺术总监的嫉妒和怂恿，最终让米开朗基罗去做他本不擅长的壁画。
不善权谋的米开朗基罗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回击——他历时4年，拿出了精彩绝伦的作品。因为要在天花板上作画，他不得不躺在脚手架上，一直以艰难的姿势仰头作画。整幅拱顶画宏大奇伟，充满了艺术感染力，赢得了空前的好评。
时隔25年以后，米开朗基罗又被请回到西斯廷教堂，在教堂墙面上创作另一幅巨作《末日的审判》。这幅巨作米开朗基罗又用了6年的时间完成。
除了米开朗基罗，威尼斯画派第一人乔凡尼·贝利尼、画坛“狂徒”卡拉瓦乔、旷世奇才达·芬奇……众多大师都把心血留在了梵蒂冈博物馆。余秋雨在《千年一叹》里写道：“把历史消融于艺术，把宗教消融于美学。由艺术和美学引路，千年岁月也就化作了人性。”
来自中国的珍贵名物
梵蒂冈博物馆里，藏着种类丰富的中国文物，有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南北朝时期的青瓷和佛教造像、唐代的三彩、宋元时期的铜镜、明清时期的珐琅彩、缂丝、印章和中国绘画等。
古画修复专家舒光强曾受邀造访梵蒂冈博物馆，对馆内所藏的中国文物进行鉴定、分类、译注、修复等。据他描述：“梵蒂冈博物馆设有专门的亚洲馆，中国文物隶属于亚洲馆。该馆的中国文物数量最多（较之于其他亚洲国家）。其中不乏具有较高历史和文化价值的珍贵文物。所藏的部分中国珍贵名物有些屡见于各类艺术图刊，或在博物馆展出过，为人们所仰慕。”
舒光强对他所见到的两件中国文物印象深刻：一是清代早期的一幅地图，二是明代人物画家丁云鹏早年的一幅画。
其中清代的地图，也见于这次故宫神武门的展览中，名为《长城图》。图高约24厘米、长约354厘米，为深米黄色绢底。图上绘有山川、河流、井泉、道路、驻军、镇堡、狩猎、人物、鞍马、城墙、塔寺、蒙古包、牌楼、边堡、植被等内容。在所绘事物旁边均用小楷书写签贴于上，标注名字，画面明确标明是按照上南下北的方位绘制的。据舒光强判断：“清代康熙年间，大量采用西方投影经纬控制地图……此图当为中国人所绘，非出自西方的传教士之手……对了解我国清代早期的地域、山川、河流、民族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早期传教士从世界各地带回了许多代表着不同文化的艺术品，包括中国佛教的艺术品：北魏的释加牟尼像、明清的鎏金佛像、德化白瓷菩萨像、唐卡、佛龛等，也包括世俗生活里的“中国风”艺术品。
梵蒂冈博物馆中有一类藏品是文化交流的见证，如《黄君璧画山水图》，是1978年著名国画家黄君璧在罗马所画，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的教皇保禄二世。
这次展览，还展出了天主教与中国艺术交融后的独特艺术品，如用中国传统工艺掐丝珐琅制作的西方十字架、圣杯，描绘着圣经故事的广彩瓷盘等。
东方面孔、中国服饰的耶稣和圣母
充满中国审美情趣的天主教艺术品，是此次展览的亮点。西方世界耳熟能详的宗教故事换上了东方面容、衣着及场景，看起来新鲜、有趣。
展厅入口处就是两幅《最后的晚餐》。绘画作者为20世纪初的画家王肃达和任懿芳。作为达·芬奇的代表作，《最后的晚餐》以圣经故事中的场景为原型，画出了耶稣受难之前和12门徒所吃的最后一顿饭。但任懿芳和王肃达画中人物均为东方面孔，穿着中国人的衣服。
任懿芳的《最后的晚餐》，空间紧凑，耶稣和门徒明显身在一个中式房间里，短短的长桌，门徒分聚耶稣两边。画面内容中西混搭：人物都身着长袍、脚踩人字拖，有的头戴帽巾，桌上放着面包盘，一个盘子里还有零星两片面包，没有刀叉或筷子之类的餐具，但有一只西式高脚酒杯。
王肃达的《最后的晚餐》就更中国化了。耶稣戴着头巾，安抚身边一个已经醉倒的门徒。桌上摆着筷子碗盏、中式茶杯。盘子里盛的是馒头之类的中式食物，桌子中央还摆了一大盆汤。
王肃达和任懿芳都画过许多天主教题材的国画。尤其是王肃达，毕业于辅仁大学美术专修科，曾任辅仁大学美术系研究员。民国初年，西风东渐，新潮文化风行，教会艺术也随时代而生。辅仁大学有位奥地利修士白立鼐，在中国生活了26年，其中在辅仁任教16年。他影响了王肃达和陈缘督、陆鸿年等一批中国年轻画家。他们的作品，选取《圣经》的情节，对耶稣、圣母及天使等形象进行“中国式”的改变。
比如王肃达画过一幅“中华圣母”（玛丽亚）像。上世纪30年代，《故宫周刊》陆续刊载原清宫南薰殿所藏的历代帝后、圣贤像及内务府广储司茶库所藏的二十一轴功臣像。王肃达参考明崇祯帝生母孝纯皇后刘氏半身像，绘出了他心中的圣母玛利亚。画面中，西方天主教的圣母戴着中式凤冠，身穿金绣龙纹衣，螓首娥眉，点绛朱唇，一副东方女子的典雅模样。只有头顶后方的光环点明了“圣母”身份。
把西方画家与中国画家的同题画作对照着看，妙趣横生。展厅里，西方画家费德里科·菲奥里（又称巴洛奇）绘于16世纪70年代的《逃往埃及图》与任懿芳20世纪初所绘的《逃往埃及图》被放在一起。前一幅图中，圣家庭（玛丽亚、约瑟夫和儿时耶稣）在一棵树下小憩。圣经故事里记载，玛丽亚、约瑟夫和儿时耶稣因逃往埃及路途艰辛而疲惫不堪，在一棵棕榈树下驻足小憩。树主动弯下腰来，把自己的果子献给他们;小溪也改道，为圣家庭奉上清甜的溪水。费德里科·菲奥里用樱桃树代替了棕榈树。而在后一幅任懿芳所绘的图中，约瑟夫牵着马，玛丽亚怀抱儿时耶稣，艰难地行进在旅途中。迥异的画风，突出了不同文化对圣经故事的理解。
故宫的“陪展”
展览现场，北京故宫博物院特意提供了与梵蒂冈博物馆展品相关的12件文物，让这场展览更加丰富、生动。其中有第一次拿出展览的明正德款青花阿文瓷碗和一套清代掐丝珐琅阿文炉瓶，还展出了明末清初画家吴历及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的画作。
郎世宁本是传教士，而“清初六家”之一的吴历，也与天主教有莫大的关系。
吴历是清代江苏常熟人，原名启历，字渔山。幼年时遭遇清军入关、改朝换代，亲身经历了很多苦难。中年之后，他皈依天主教，后跟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经澳门前往罗马，因年事已高，留在澳门。他在澳门耶稣会开设的三巴静院学习了3年神学和拉丁文，之后成为修士，返回江南传教。87岁去世。
吴历少时，学诗于钱谦益，学画于王鉴和王时敏。但他却不愿意走“四王”的摹古之路。他遵从内心的想法，“不将粉本为规矩，造化随他笔底来”，在保留传统文人画风的同时，更体现了中国画家与西洋画家相互影响下的画风变革。他的作品主题多涉及社会现实、人民生活疾苦。哪怕是山水景物，在构图、布局和画面的空间处理方面，也与传统国画有所区别。比如此次展出的长卷《柳村秋思图》，景物近大远小，近景大面积遮挡远景。这样的手法在以前的中国画中是见不到的。
艺术是面向世界的。吴历如此，郎世宁如此，当梵蒂冈遇到故宫，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