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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政区经济作为一个过渡性质的经济类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必然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本文以酒泉和嘉峪关两个地级市为例，探讨了在行政区经济运行下两市分治的历史渊源与弊端，提出了两市合并的构想，并分析了两市合并可采用的模式，为酒嘉地区的区域治理提供了参考借鉴的依据。
关键词：行政区经济；两市合并；区域治理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刘君德教授就将地区封锁、地方市场割据、重复建设、地区产业结构雷同等现象，称之为中国特有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并在之后的研究中，将"行政区经济"界定为"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1]。甘肃省的酒泉市和嘉峪关市，是中国版图上距离最近的两个地级城市。两个行政区之间的利益矛盾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愈演愈烈。如何解决这种矛盾，调整区际关系，加强行政区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是酒嘉地区区域治理所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现阶段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
一、酒泉、嘉峪关的两市分治
酒泉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在其东北210公里处的巴丹吉林沙漠深处，是中国建设最早，规模最大的卫星发射中心，也是各种型号运载火箭和探空气象火箭的综合发射场。嘉峪关市位于河西走廊中部，东临酒泉市，是甘肃省唯一不设区也不下辖县市的地级单位，是我国四个不设区的地级市之一。嘉峪关市是1958年伴随着国家"一五"重点建设项目"酒泉钢铁公司"的建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
在酒钢诞生之前，嘉峪关除了明皇帝修筑的雄关之外，周围只是浩瀚的戈壁荒漠。而东西长700公里、南北宽500公里、面积占甘肃总面积42%的酒泉，4000年前已有先民繁衍生息，以"城下有泉"、"其水若酒"得名。
酒泉市距离嘉峪关市只有22公里。这是中国版图上距离最近的两个地级城市。1958年，伴随着酒泉钢铁公司在酒泉所属的嘉峪关建成并发展壮大，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在戈壁崛起。1965年，嘉峪关设县级市。那时，嘉峪关、酒泉分离的首要原因是由于甘肃省及河西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原来任何一个地级行政区都难以单独支撑较大工业体系的发展，地方一遇困难，就难以维持数万酒钢及其它厂矿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酒泉地方不愿意承担支撑企业的义务，将地处戈壁荒滩的嘉峪关工业区甩给省管直辖，最后使嘉峪关演变成为一个不辖区的地级市。1971年嘉峪关市改由省直辖，与酒泉平起平坐，从此，分界线茅厣河将酒泉版图"拦腰斩断"，而嘉峪关则被酒泉"重重包围"，总面积只有2935平方公里，不及酒泉总面积的2%，城区面积也仅有35平方公里。相距22公里，两个"各自为政"的地级市就此诞生。
半个世纪以来，虽然两地在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虽然当地百姓也从中得到了实惠，但两地因重复建设而造成的大量浪费，个别行业之间的磕磕绊绊，标显出越来越多的两市分治的弊端。
1、产业结构趋同，经济活力降低[2]
两市分治后，政府自主开发的权限增大，取得了较灵活的发展空间，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大家"一窝蜂"似的发展易于眼前获利的企业和行业，加剧了产业结构的趋同。酒泉市为了弥补工业方面的不足，积极和酒钢公司进行贸易合作，与嘉峪关的工业产业结构具有高度一致性。
2、基础设施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严重
两市分治，使地方政府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营造自己的天地，"大而全、小而全"模式泛滥。在酒泉、嘉峪关这种特殊的行政空间中，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等理应统一规划和统一建设，但双方很难步调一致，无法形成共识。
3、阻碍人员、物资等的流动共享
两市分治后，人员、物资流动变的繁琐而困难重重，行政区的界限为本来健康有益的流动筑上了一座高墙。因此而产生的不便也引起了百姓的强烈不满。两地间的磕磕绊绊在日积月累之后，终于成为具体的矛盾陆续进入人们的生活。
4、政府竞争激烈，矛盾加剧
在我国地方政府的经济运行机制中，不仅存在行政区域之间在地域上的分割与保护，而且在行政区域经济内部，也存在着上级与下级、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分割问题。
二、从分治到合并
酒泉和嘉峪关仅仅相距22公里，且三面被酒泉市域包围。如此相近的地域位置也造就了两市较为相似的经济发展环境和人文环境，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历史上两市本是一体，从经济发展初期就奠定了良好的合作互惠的基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共享自然资源，共同利用相似的气候、环境条件发展适合的产业。酒泉和嘉峪关两市合并是可行性的，两市合并还有以下积极效应。
1、有利于扩大城市规模发展区域经济
甘肃省目前没有非农人口在50万至100万的大城市，酒泉和嘉峪关处在兰州和乌鲁木齐两个特大城市中间，南接青海、北连内蒙古，且与蒙古国接壤，区位优势明显，城市化基础较好。两市在扩大了城市规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可在全省率先向大城市迈进，发展成为省际间的区域经济二级中心。
2、有利于优化地区功能结构
两市分治，各自为政，则必然会空间杂乱，功能重置，结构趋同，设施重复。合并有利于城市功能分区明确，地域结构优化的有序组合。根据职能分异的规律，主城区以服务功能为主，非主城区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一产业则集中在外围地区。人口向中心城集聚，产业向外围扩散，形成星云状的城市形态即以CBD(中央商务区)为核心，中间严实，边缘疏朗的新的用地格局。这是一种有序的、优化的现代化空间组织。
3、有利于提高区域经济竞争能力
提高竞争能力的方法固然很多，但通过两市合并，扩大城市规模,提高综合实力，使之成为组织地区经济参与国内外竞争的重要中心城市，有更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中心城市之间的较量[3]。如果两市之间能强强合并，并组建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城市，无疑为大大提高中心城市的经济能级,发挥区域潜能，提高地区竞争能力，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两市合并的模式探索
当两市合并的呼声日渐高涨，已经形成的事实无法回避时，当地政府、民众、专家、学者众说纷纭。关于酒泉嘉峪关合并模式的观点大致可归结为两类：一是撤市合并模式，二是兼并归一模式。
撤市合并模式是指酒泉嘉峪关分别撤市，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地级市，发展成兰州和乌鲁木齐之间的中心城市。这种模式既能继续发扬两市原有的长处，又能避免两市分治的弊端，有利于城市统一建设和管理，以及城市规模等级的提高。这是一种最彻底的模式，这一步一旦跨了出来，就为长远发展铺平了道路。这种合并对扩大中心城的规模和对加速原行政地域的城市化，均具有重大意义。
兼并归一模式是指两市不并不撤，整合资源，选择一个城市作为中心城市。如果嘉峪关兼并酒泉，可以拓展发展空间，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嘉峪关具有"一业多延、聚带多业"的产业特征和河西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应当作为第二层次的省级中心城市布局。另外，酒泉历史悠久，区域优势明显，具备大城市的发展要素，应该以此为中心构建未来蓝图。但无论是嘉峪关兼并酒泉还是反之，都相当于把一块土地上创造的财富完全搬迁到另一块土地，整个甘肃省的经济规模没有增加，还延误了数年的发展时机。
参考文献：
[1]舒庆.中国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划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社,1995.1, 26-35.
[2]陈瑛,汤建中.市县同城:从分治到合并--以常州和武进为例[J].城市问题,2001, 5:58-60
[3]刘君德.中国转型期"行政区经济"现象透视--兼论中国特色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发展[J]经济地理,2006,26(6):897-901
作者简介：张弛（1986.10-），女，汉族，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2009级人文地理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土资源管理与评估。
关键词：行政区经济；两市合并；区域治理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刘君德教授就将地区封锁、地方市场割据、重复建设、地区产业结构雷同等现象，称之为中国特有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并在之后的研究中，将"行政区经济"界定为"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1]。甘肃省的酒泉市和嘉峪关市，是中国版图上距离最近的两个地级城市。两个行政区之间的利益矛盾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愈演愈烈。如何解决这种矛盾，调整区际关系，加强行政区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是酒嘉地区区域治理所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现阶段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
一、酒泉、嘉峪关的两市分治
酒泉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在其东北210公里处的巴丹吉林沙漠深处，是中国建设最早，规模最大的卫星发射中心，也是各种型号运载火箭和探空气象火箭的综合发射场。嘉峪关市位于河西走廊中部，东临酒泉市，是甘肃省唯一不设区也不下辖县市的地级单位，是我国四个不设区的地级市之一。嘉峪关市是1958年伴随着国家"一五"重点建设项目"酒泉钢铁公司"的建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
在酒钢诞生之前，嘉峪关除了明皇帝修筑的雄关之外，周围只是浩瀚的戈壁荒漠。而东西长700公里、南北宽500公里、面积占甘肃总面积42%的酒泉，4000年前已有先民繁衍生息，以"城下有泉"、"其水若酒"得名。
酒泉市距离嘉峪关市只有22公里。这是中国版图上距离最近的两个地级城市。1958年，伴随着酒泉钢铁公司在酒泉所属的嘉峪关建成并发展壮大，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在戈壁崛起。1965年，嘉峪关设县级市。那时，嘉峪关、酒泉分离的首要原因是由于甘肃省及河西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原来任何一个地级行政区都难以单独支撑较大工业体系的发展，地方一遇困难，就难以维持数万酒钢及其它厂矿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酒泉地方不愿意承担支撑企业的义务，将地处戈壁荒滩的嘉峪关工业区甩给省管直辖，最后使嘉峪关演变成为一个不辖区的地级市。1971年嘉峪关市改由省直辖，与酒泉平起平坐，从此，分界线茅厣河将酒泉版图"拦腰斩断"，而嘉峪关则被酒泉"重重包围"，总面积只有2935平方公里，不及酒泉总面积的2%，城区面积也仅有35平方公里。相距22公里，两个"各自为政"的地级市就此诞生。
半个世纪以来，虽然两地在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虽然当地百姓也从中得到了实惠，但两地因重复建设而造成的大量浪费，个别行业之间的磕磕绊绊，标显出越来越多的两市分治的弊端。
1、产业结构趋同，经济活力降低[2]
两市分治后，政府自主开发的权限增大，取得了较灵活的发展空间，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大家"一窝蜂"似的发展易于眼前获利的企业和行业，加剧了产业结构的趋同。酒泉市为了弥补工业方面的不足，积极和酒钢公司进行贸易合作，与嘉峪关的工业产业结构具有高度一致性。
2、基础设施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严重
两市分治，使地方政府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营造自己的天地，"大而全、小而全"模式泛滥。在酒泉、嘉峪关这种特殊的行政空间中，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等理应统一规划和统一建设，但双方很难步调一致，无法形成共识。
3、阻碍人员、物资等的流动共享
两市分治后，人员、物资流动变的繁琐而困难重重，行政区的界限为本来健康有益的流动筑上了一座高墙。因此而产生的不便也引起了百姓的强烈不满。两地间的磕磕绊绊在日积月累之后，终于成为具体的矛盾陆续进入人们的生活。
4、政府竞争激烈，矛盾加剧
在我国地方政府的经济运行机制中，不仅存在行政区域之间在地域上的分割与保护，而且在行政区域经济内部，也存在着上级与下级、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分割问题。
二、从分治到合并
酒泉和嘉峪关仅仅相距22公里，且三面被酒泉市域包围。如此相近的地域位置也造就了两市较为相似的经济发展环境和人文环境，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历史上两市本是一体，从经济发展初期就奠定了良好的合作互惠的基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共享自然资源，共同利用相似的气候、环境条件发展适合的产业。酒泉和嘉峪关两市合并是可行性的，两市合并还有以下积极效应。
1、有利于扩大城市规模发展区域经济
甘肃省目前没有非农人口在50万至100万的大城市，酒泉和嘉峪关处在兰州和乌鲁木齐两个特大城市中间，南接青海、北连内蒙古，且与蒙古国接壤，区位优势明显，城市化基础较好。两市在扩大了城市规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可在全省率先向大城市迈进，发展成为省际间的区域经济二级中心。
2、有利于优化地区功能结构
两市分治，各自为政，则必然会空间杂乱，功能重置，结构趋同，设施重复。合并有利于城市功能分区明确，地域结构优化的有序组合。根据职能分异的规律，主城区以服务功能为主，非主城区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一产业则集中在外围地区。人口向中心城集聚，产业向外围扩散，形成星云状的城市形态即以CBD(中央商务区)为核心，中间严实，边缘疏朗的新的用地格局。这是一种有序的、优化的现代化空间组织。
3、有利于提高区域经济竞争能力
提高竞争能力的方法固然很多，但通过两市合并，扩大城市规模,提高综合实力，使之成为组织地区经济参与国内外竞争的重要中心城市，有更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中心城市之间的较量[3]。如果两市之间能强强合并，并组建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城市，无疑为大大提高中心城市的经济能级,发挥区域潜能，提高地区竞争能力，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两市合并的模式探索
当两市合并的呼声日渐高涨，已经形成的事实无法回避时，当地政府、民众、专家、学者众说纷纭。关于酒泉嘉峪关合并模式的观点大致可归结为两类：一是撤市合并模式，二是兼并归一模式。
撤市合并模式是指酒泉嘉峪关分别撤市，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地级市，发展成兰州和乌鲁木齐之间的中心城市。这种模式既能继续发扬两市原有的长处，又能避免两市分治的弊端，有利于城市统一建设和管理，以及城市规模等级的提高。这是一种最彻底的模式，这一步一旦跨了出来，就为长远发展铺平了道路。这种合并对扩大中心城的规模和对加速原行政地域的城市化，均具有重大意义。
兼并归一模式是指两市不并不撤，整合资源，选择一个城市作为中心城市。如果嘉峪关兼并酒泉，可以拓展发展空间，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嘉峪关具有"一业多延、聚带多业"的产业特征和河西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应当作为第二层次的省级中心城市布局。另外，酒泉历史悠久，区域优势明显，具备大城市的发展要素，应该以此为中心构建未来蓝图。但无论是嘉峪关兼并酒泉还是反之，都相当于把一块土地上创造的财富完全搬迁到另一块土地，整个甘肃省的经济规模没有增加，还延误了数年的发展时机。
参考文献：
[1]舒庆.中国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划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社,1995.1, 26-35.
[2]陈瑛,汤建中.市县同城:从分治到合并--以常州和武进为例[J].城市问题,2001, 5:58-60
[3]刘君德.中国转型期"行政区经济"现象透视--兼论中国特色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发展[J]经济地理,2006,26(6):897-901
作者简介：张弛（1986.10-），女，汉族，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2009级人文地理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土资源管理与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