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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民初，掀起一股赴日留学热潮，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董必武等一批军政名人，以及鲁迅、郭沫若、傅抱石、李叔同等文学巨匠、艺术大师，均取径东洋，后学成归国，影响了整个近代中国。
1895年，甲午之战，“蕞尔小国”的日本让自诩“天朝上国”的清王朝割地赔款、受尽屈辱。
这给了闭关自守的清王朝以重重的打击。第二年，宁波、苏州等地精心选拔的13名出类拔萃的青年，由清王朝官方派遣、公费留学日本。
这拉开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序幕。此后，去日本的轮船常常爆满舱底。在1896-1945年的50年间，中国赴日留学生数以万计。其盛况不仅仅在中国留学史上是空前的，也是当时“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
在留学日本的精英里，产生了诸如周恩来、董必武、蒋介石、蒋百里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军政名人，也出现了鲁迅、郭沫若、傅抱石、李叔同等许多的文学巨匠、艺术大师。
一大批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诸多影响的人才涌现，他们为何扎堆留学日本？他们又带回了什么？
“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曾上书皇帝，极富信心地说：“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他对向日本学习非常有信心。而与其说是向日本学习，不如说是把日本当成向西方学习的捷径和中介。
甲午战争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入侵，使清政府受到极大刺激。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使中国人对一衣带水的日本如何在明治维新之后变得强大更为好奇——这成为吸引中国学子留学的主要因素。
在当时，有大量观点认为，中国最佳的选择，是在获得日本配合的前提下探求富国强兵的道路，以防御外敌的侵略。
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积极提倡国内知识分子留学日本——“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如他在《劝学篇》中所列举的：第一，路近，容易前往;第二，费省，可以多派;第三，文字相近，容易通晓;第四，情势、风俗相似，便于仿行;第五，西学繁琐，凡其中不切要者，日本人已经删节而酌改。
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是为了谋求近便和速效。这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相对来说方便、便宜。
当时，中国人去日本像去上海一样容易，因为不需要签证。到日本的船票很便宜。到横滨最贵的头等舱不过五十四银元，到长崎最便宜的三等舱才六银元。
官派留日的学费，由朝廷供给。每人每年一千二百两，即每月一百两银子。这每月一百两中，二十两是学费，八十两是食宿零用。有的留学生家庭经济比较拮据，也可以申请每月给付家里十两赡费——这是湖北开的先例，以解“去留学人员后顾之忧”。
万人乘上赴日留学的船
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从上海或天津上船，往日本的福冈、长崎、东京进发。
1898年，维新思潮日渐高涨。除清政府派遣的数名以及京师大学堂派遣的31名留学生以外，直隶总督、湖广总督、北洋大臣、两江总督也开始着手。分别派遣了6名、20名、6名、30名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
经严格选拔的官费学生，大多数成绩非常优秀，专门研究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的日本学者石藤惠秀把这一时期称为“少数优质时代”。大名鼎鼎的陈其美、陈其采、戴季陶、董翰良，后来都成为时代的风云人物。
1901年，清朝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对于刚摆脱旧式教育的中国而言，急需大批掌握各领域新知识的新式人才。清政府采取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奖励留学以及招聘外籍教师等措施，奖励和鼓励学生留日。
此时，一批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更是自发地前往海外留学。这批赴日留学者走出国门，带着拯救国家危亡、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抱负。其中，大批学习政法、实业以及军事，而学习法政和师范的人数则更是占压倒性多数，他们希望回国后在新式学堂执教。
去日本留学真正迎来高潮。中国留学生赴世界留学的地域，英美德法俄等国皆有，但在当时东渡日本者占90%以上。从1904年至1905年，留日学生人数从3000人急增至8000人以上。
中國人把学习对象从西方转向日本，带给了日本人莫大的喜悦。自古以来接受日本留学生的中国，“华夷尊卑”被颠覆。
1938年，日本《中央公论》上刊登了一篇《清朝留学生问题》写道：“往昔我国以彼国为师，如今却地位逆转，乃至出现如此多的清国人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孜孜学我日本之盛况。”
留学日本，多出军政人才
在日本，这批赴日留学者学习的不是忠君爱国和尊崇孔孟，而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师范科、法政科、理财科、商业科以及警务科——通过科系的设置，主要培养的是针对清政府“新政”所急需的人才。
与赴欧美留学者不同，日本本身现代化水平不高，留日学生数相对很多，因而留日学生学术水平相对不足。当时人们戏称留学欧美为“镀金”，留学日本为“镀银”，并有“西洋一等，东洋二等，国内三等”之说。
相比之下，欧美留学生当中的科学家比较多，而留日学生中则涌现较多的政治家、军人、文学家及艺术家。
学政法、军事的极多。因为他们对政治的关心程度更高。其中不乏以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来武装思想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在日后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预备了大量人才，如黄兴、章太炎、鲁迅等。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界名人中，曾经留学日本的，前者有65人，后者有25人。其中包括周恩来、彭湃、董必武、蒋介石、廖仲恺等政界、军界的名人。
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以及一系列的反日斗争中，留日学生作为一支活跃的实战部队，始终处于核心的位置。
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教育机构里，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是嘉纳治五郎创建的弘文学院。该学院被称为“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大本营”。
1902-1909年的八年间。该校批准入校的人数达到7192人，毕业人数达到3810人。中国近代文学巨匠鲁迅也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而后，又涌现了如郭沫若、田汉、夏衍、何香凝等一批文学家、艺术家。
留日学生中的年轻女性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年轻女性也投身这股热潮中。因为经费以及语言的诸多因素，留日女学生在规模和数量上也大大多于留美女学生。官费女子留学的派遣，使得清末女子留学发展到新的阶段。
1907年，仅东京一地就有中国女留学生近百名，1908年，留日女士总数为126名，1909年，达到了149名。
在中国，女性当时仍处于脚裹布缠足、深居家门内的境地，由此便可知女留学生们追求自由和新知的勇气是多么值得称赞。
1904年，秋瑾卖掉嫁妆凑足学费，只身赴日，就读日本实践女校。
尽管留日女生的人数仅有男生的百分之一，但她们通过杂志宣传女子解放以及参加革命斗争的行动和成绩，非常卓著。
这批赴日留学生，通过翻译介绍在日本接触到的西方书籍，将新的思想和学说传播到中国，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清末以日本为模式的教育改革，不仅确立了中国最初的近代教育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大批的新式学堂。
同时，这批接受了西方思潮刺激的赴日留学生们认为，封建王权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原因。不久，他们便积极地参加到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等运动中。他们聚集的力量，真正影响了近代中国。
（黄莹荐自人民网）
1895年，甲午之战，“蕞尔小国”的日本让自诩“天朝上国”的清王朝割地赔款、受尽屈辱。
这给了闭关自守的清王朝以重重的打击。第二年，宁波、苏州等地精心选拔的13名出类拔萃的青年，由清王朝官方派遣、公费留学日本。
这拉开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序幕。此后，去日本的轮船常常爆满舱底。在1896-1945年的50年间，中国赴日留学生数以万计。其盛况不仅仅在中国留学史上是空前的，也是当时“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
在留学日本的精英里，产生了诸如周恩来、董必武、蒋介石、蒋百里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军政名人，也出现了鲁迅、郭沫若、傅抱石、李叔同等许多的文学巨匠、艺术大师。
一大批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诸多影响的人才涌现，他们为何扎堆留学日本？他们又带回了什么？
“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曾上书皇帝，极富信心地说：“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他对向日本学习非常有信心。而与其说是向日本学习，不如说是把日本当成向西方学习的捷径和中介。
甲午战争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入侵，使清政府受到极大刺激。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使中国人对一衣带水的日本如何在明治维新之后变得强大更为好奇——这成为吸引中国学子留学的主要因素。
在当时，有大量观点认为，中国最佳的选择，是在获得日本配合的前提下探求富国强兵的道路，以防御外敌的侵略。
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积极提倡国内知识分子留学日本——“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如他在《劝学篇》中所列举的：第一，路近，容易前往;第二，费省，可以多派;第三，文字相近，容易通晓;第四，情势、风俗相似，便于仿行;第五，西学繁琐，凡其中不切要者，日本人已经删节而酌改。
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是为了谋求近便和速效。这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相对来说方便、便宜。
当时，中国人去日本像去上海一样容易，因为不需要签证。到日本的船票很便宜。到横滨最贵的头等舱不过五十四银元，到长崎最便宜的三等舱才六银元。
官派留日的学费，由朝廷供给。每人每年一千二百两，即每月一百两银子。这每月一百两中，二十两是学费，八十两是食宿零用。有的留学生家庭经济比较拮据，也可以申请每月给付家里十两赡费——这是湖北开的先例，以解“去留学人员后顾之忧”。
万人乘上赴日留学的船
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从上海或天津上船，往日本的福冈、长崎、东京进发。
1898年，维新思潮日渐高涨。除清政府派遣的数名以及京师大学堂派遣的31名留学生以外，直隶总督、湖广总督、北洋大臣、两江总督也开始着手。分别派遣了6名、20名、6名、30名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
经严格选拔的官费学生，大多数成绩非常优秀，专门研究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的日本学者石藤惠秀把这一时期称为“少数优质时代”。大名鼎鼎的陈其美、陈其采、戴季陶、董翰良，后来都成为时代的风云人物。
1901年，清朝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对于刚摆脱旧式教育的中国而言，急需大批掌握各领域新知识的新式人才。清政府采取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奖励留学以及招聘外籍教师等措施，奖励和鼓励学生留日。
此时，一批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更是自发地前往海外留学。这批赴日留学者走出国门，带着拯救国家危亡、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抱负。其中，大批学习政法、实业以及军事，而学习法政和师范的人数则更是占压倒性多数，他们希望回国后在新式学堂执教。
去日本留学真正迎来高潮。中国留学生赴世界留学的地域，英美德法俄等国皆有，但在当时东渡日本者占90%以上。从1904年至1905年，留日学生人数从3000人急增至8000人以上。
中國人把学习对象从西方转向日本，带给了日本人莫大的喜悦。自古以来接受日本留学生的中国，“华夷尊卑”被颠覆。
1938年，日本《中央公论》上刊登了一篇《清朝留学生问题》写道：“往昔我国以彼国为师，如今却地位逆转，乃至出现如此多的清国人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孜孜学我日本之盛况。”
留学日本，多出军政人才
在日本，这批赴日留学者学习的不是忠君爱国和尊崇孔孟，而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师范科、法政科、理财科、商业科以及警务科——通过科系的设置，主要培养的是针对清政府“新政”所急需的人才。
与赴欧美留学者不同，日本本身现代化水平不高，留日学生数相对很多，因而留日学生学术水平相对不足。当时人们戏称留学欧美为“镀金”，留学日本为“镀银”，并有“西洋一等，东洋二等，国内三等”之说。
相比之下，欧美留学生当中的科学家比较多，而留日学生中则涌现较多的政治家、军人、文学家及艺术家。
学政法、军事的极多。因为他们对政治的关心程度更高。其中不乏以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来武装思想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在日后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预备了大量人才，如黄兴、章太炎、鲁迅等。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界名人中，曾经留学日本的，前者有65人，后者有25人。其中包括周恩来、彭湃、董必武、蒋介石、廖仲恺等政界、军界的名人。
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以及一系列的反日斗争中，留日学生作为一支活跃的实战部队，始终处于核心的位置。
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教育机构里，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是嘉纳治五郎创建的弘文学院。该学院被称为“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大本营”。
1902-1909年的八年间。该校批准入校的人数达到7192人，毕业人数达到3810人。中国近代文学巨匠鲁迅也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而后，又涌现了如郭沫若、田汉、夏衍、何香凝等一批文学家、艺术家。
留日学生中的年轻女性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年轻女性也投身这股热潮中。因为经费以及语言的诸多因素，留日女学生在规模和数量上也大大多于留美女学生。官费女子留学的派遣，使得清末女子留学发展到新的阶段。
1907年，仅东京一地就有中国女留学生近百名，1908年，留日女士总数为126名，1909年，达到了149名。
在中国，女性当时仍处于脚裹布缠足、深居家门内的境地，由此便可知女留学生们追求自由和新知的勇气是多么值得称赞。
1904年，秋瑾卖掉嫁妆凑足学费，只身赴日，就读日本实践女校。
尽管留日女生的人数仅有男生的百分之一，但她们通过杂志宣传女子解放以及参加革命斗争的行动和成绩，非常卓著。
这批赴日留学生，通过翻译介绍在日本接触到的西方书籍，将新的思想和学说传播到中国，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清末以日本为模式的教育改革，不仅确立了中国最初的近代教育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大批的新式学堂。
同时，这批接受了西方思潮刺激的赴日留学生们认为，封建王权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原因。不久，他们便积极地参加到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等运动中。他们聚集的力量，真正影响了近代中国。
（黄莹荐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