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周巍峙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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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闯“沙滩”,初见周巍峙部长
  周巍峙先生是我崇敬的一位革命前辈、一位文化战线的领导,更是一位亲切可人的忘年交朋友。知道周巍峙,很早,他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的歌词谱曲的《志愿军军歌》早就耳熟能详。尤其是由他担任总指挥之一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面世,更是让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是那么的痴迷。直到现在,我还能完整地唱出其中大部分的歌曲。因为《东方红》代表了当时我国音乐、舞蹈、歌唱乃至朗诵界的最高水准。而周巍峙在其中所表现出的杰出组织才能和艺术才能,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较高评价,称其为“既懂业务又能做行政领导的人才”。
  1985年11月21日至12月15日,文化部在北京举办了1985年“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参加演出的有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和经过整理加工的传统戏,共分属于13个剧种的14个剧目。遗憾的是,上海居然没有一个大戏参演。
  11月27日,我接受任务,去北京采访“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活动并带回这些参演剧目的录音,领导特别关照,最好能够采访文化部领导,增加报道的分量。同时还要求联系著名演员陈强、陈佩斯父子,参加我们上海台举办的春节特别节目的主持。
  当时的周巍峙,已是文化部的副部长,“全国戏曲观摩演出”,他是“总司令”。
  采访周巍峙部长?!这个任务既让我有点无措,又让我莫名兴奋、跃跃欲试。
  1985年11月29日,“全国戏曲工作者大会筹备会”在京东宾馆召开,会议指出,本次“观摩演出”有四项任务:1.对当时全国戏曲界形势的估价;2.坚持“三并举”(指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创作、演出并重);3.对不同的剧种实行分类指导;4.剧团体制改革。会议同时决定成立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和拟定振兴昆剧艺术的各项具体措施,协调各昆剧艺术院团的工作,付诸实施。
  要采访文化部主管这次观摩演出的周巍峙副部长,而且要在他繁忙的公务活动中采访,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我还是动足脑筋,“削尖脑袋”,终于“钻”进了沙滩2号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的办公室。“钻”是“钻”进去了,紧张还是免不了的。他招呼我走到他的办公桌前,坐在他的对面。零距离的对话,我看到的是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而他上海话的开场白,“阿拉侪是上海人”,更是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我忘记了他是一位大部长。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周部长说:“这次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是贯彻‘百花齐放’,高举‘三并举’的方针,尤其在现代题材方面的一些剧目,比去年在质量上有所进步。其他方面也开拓了新的题材,过去在舞台上很少、或者没有出现过的,像表现近代各民族团结起来,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关山碧血》,这是非常动人的一段历史。另外在开拓新的题材中表现出用新的观点来塑造人物。写现代戏当然是为了突出爱国主义思想,突出见义勇为、不求报答的民族美德,对于历史剧也能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看历史人物,包括几个在历史上有名、有突出贡献的帝王,来评述他们的成就、他们的悲剧和他们的各种性格特征。”
  导演在新戏排演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周部长说:“这次演出中,在艺术革新上让人感觉非常突出的是导演,过去在戏曲中导演是很薄弱的一环。去年现代戏观摩演出,让人看到了导演在表现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次更可以看出导演在整个艺术构思上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音乐、唱腔、舞美,包括一些乐器的增加都有创新,这次演出可以说表现了各地对戏曲求新、求美,锲而不舍的精神。新,新的题材,新的人物塑造,新的思想高度,新的艺术表现力;美,则要求整个演出的和谐,同时也表现为塑造的人物,特别是现代人物心灵的美。”
  由于戏曲演出呈现出一些疲态,有些议论认为戏曲是否会“消亡”。对此,周部长明确地指出,“我是很不同意‘戏曲消亡论’这种观点,中国的戏曲走过了很长的道路。从汉代的俳优这样的演出来算的话,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戏曲是适合广大群众,符合民族的审美观点,与民众密切相连的,最富有群众性、民族性的艺术形式;至今,她还是有着很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我不相信,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在百花齐放不断繁荣兴旺的这样一个新的社会条件下,她会消亡。”
  说到改革,周部长说:“艺术上改革,要能考虑到群众地需要,同时又不离开传统的基础。在这基础上不断地革新,不断地丰富,把这些旧的弱点克服,我相信是不会不前进的;而京剧就是在不断革新中前进的。另一个要坚持体制改革,这要能充分发挥戏曲艺术家们的积极性,加强责任感,给剧团、给演员更多的主动权,给他们更多的创作条件。这次观摩演出只演了14个剧目,真正新编的只有10个,其他4个是经过整理的传统剧目。这些剧目都是从各省市推荐剧目中选出来的,我们不可能把演出的规模搞得很大,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只能从好中选精来参加观摩演出,使大家也不至于旷日持久,拖疲劳了。再说,演得太多,不能深入进行研究,因此有些省没有剧目来参加观摩演出,不等于那个省没有好的剧目。”
  对于我提出作为“戏码头”的上海,这次居然没有一个剧目入选演出的问题,周部长很宽容地笑了笑说:“上海的戏曲工作过去是很有成绩的,戏曲艺术工作者的力量也很强,我们最近了解了上海京剧院演出時,观众上座率还有回升。同时,戏剧普及工作也在做。虽然这次没有剧目参加演出,但这并不等于说明上海的戏剧工作没有成绩,或者说没有什么好的剧目;而且看一个地方的工作成绩,不能仅仅凭一次观摩演出、一年的工作来做评价,应该看得更远一些。我相信、我也了解上海的戏曲工作是有很大的潜力的,而且现在成绩也不错,在全国方面会拿出更好的剧目,这一点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本来说好只给我半个小时的采访时间,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我向周部长表示歉意。周部长竟然带着狡黠的笑容对我说:“我也是上海人。”
  没曾想,这一句“我也是上海人”成了我们成为“忘年交”的开始。   1985年12月15日,“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式,同时举行了授奖仪式。中央领导同志习仲勋、刘澜涛、彭冲等出席了闭幕式并参加授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闭幕大会上讲了话,他说:“这次参加戏曲观摩演出的剧目都以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和新颖的内容形式,生动地展现在舞台上,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称赞;一批崭露才华的中青年戏曲工作者技艺高超,表演精湛,给戏曲艺术队伍增添了可喜的新生力量。”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也在闭幕式上作了讲话。
  听周巍峙讲那过去的事情
  我对周部长那句“我也是上海人”一直心存感恩。
  周巍峙早在7岁起,就和上海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结。也可以说,他是从上海开始了职业革命家和革命音乐创作生涯的。
  周巍峙说:“我7岁离家来沪,曾在上海四马路(现福州路)环球印刷所当学徒。后来股东闹翻了,我就去当北伐军。当时孙传芳大刀队到处在抓共产党。我10岁时参加革命,从北伐军开始。”
  1930年他14岁时,又一次来到上海,进入《申报》图书馆参考资料部当练习生,次年在戈公振(戈公振是他的二舅)主持的《申报》图画周刊部当秘书。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周巍峙转到邹韬奋主持的《生活日报》筹备处当文书,不久《生活日报》被扼杀,邹韬奋将他介绍给李公朴,任李公朴私人秘书,一干就是四年。他在李公朴的指导下做青年工作,并开始在《申报》发表文章,宣传抗日进步思想。1934年,他深切感悟到旧社会太多不平,太多黑暗,决心以大无畏的精神与旧社会巍然对峙,从此改名周巍峙。他说:“为了不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我曾用过很多笔名,周良骥、周骏北、叶志静、孙异、何立山、惕然、萍玉……尽管这样,我还是因写文章被开除。邻居把我介绍给一个法国巡捕房的包打听当下手,这个人有个爱好,凡是抄到共产党的东西,就要复一份留下,我就是给他抄文件。那时党的文件字很小,我就侧着头偷看文件,所以现在我的一个眼睛近视250度,另一个近视350度。”说到此,他爽朗地笑了,又说了一个插曲:“杜月笙有个徒弟是我邻居,我就不时地给他介绍一些社会的真理,‘贫富不是命运决定,是社会决定的’……后来被那个人发现我有赤色嫌疑,他借生病把我辞退。据说此人后来加入忠义救国军,战死在抗日的战场上。”
  1934年至1937年,周巍峙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及进步出版工作,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联之友社”音乐组及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业余合唱队和歌曲研究会等组织,担任中国歌曲作者协会执行干事。
  周巍峙说,“‘苏联之友社’音乐组又名‘中苏音乐学会’,是1933年初由田汉发起成立于上海,以学习和研究苏联的优秀歌曲创作为宗旨,成员有聂耳、张曙、任光等,也是宋庆龄支持组建的。后来聂耳不幸去世,我们党就以冼星海作旗帜。那时国民党的张道藩也在拉拢冼星海,用给他出集子、拉乐队为诱饵。党组织就派我和沈家伦做冼星海的工作。”
  1936年夏天,爱国人士刘良模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举办了一次民众歌咏大会,指挥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等救亡歌曲。因为刘良模是宁波人,所以当时的宁波同乡会搞演出,先后在南市蓬莱大戏院、八仙桥青年会演出。因为此地是华界和租界交界处,一边是南市,一边是法租界。“當时搞游行,华界的警察一来,我们就逃到法租界;法租界的警察一来我们往华界逃;有时是两边逃;再不行就钻弄堂。”周巍峙是这样形容他们当时的斗争策略的,“更为可笑的是,国民党反动派不许爱国青年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能唱‘打倒XX帝国主义’。刘良模作为基督教青年会主教,就办工人夜校发动大家练唱歌、宣传革命。”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巍峙与刚出狱的救国会领袖李公朴和地下党员、著名作家柳湜及词作家桂涛声等一起奔赴华北前线,从事宣传抗战、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我是1937年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当秘书,对外身份是记者;1938年在西安,同年到达延安并加入党组织。”说起入党的事,周巍峙当时还闹了个不大不小的插曲,“那时我以为参加革命起就是党员,在太原李伯钊(时任八路军办事处的侦讯科长)问我,你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我说我早就参加了。她说:你写过入党报告吗,宣过誓吗?我这才知道自己还不是党员。后来,彭雪枫同志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到延安时,中组部拿出一份彭雪枫手写的有8行字的亲笔信,证明我对党是忠诚的。”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2007年,汇集周巍峙70余年革命斗争和音乐创作的《年方九十——周巍峙文集》5卷本,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
  “年方九十”,这口气就像一个青春勃发的小青年说“今年二十,明年十八”。虽已过米寿之年,周部长却一直自称“小周”。哪怕是面对我这个后生小辈也是如此。脸上灿烂的笑容告诉人们,这是一个不老的人。
  2007年10月,周部长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丁锡满、市文联党组原书记李伦新邀请周部长一起小聚,我也有幸作陪。聚会上,“小周”部长把他的文集送了一套给我,工整地在扉页上写下“来来老友指正,周巍峙赠,二〇〇七·十·十五”,并且盖上了红红的大印。
  我对周部长说,“老友”两字我可当不起啊!哪知周部长笑了笑说,“从你第一次采访我到今天,20多年了吧,我们怎么不是‘老友’啊”。
  一番话说得我真是又感动又钦佩。
  过往的一幕幕往事,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997年夏天,我刚到电视戏剧频道工作,马上就要我负责拍摄介绍昆剧艺术的专题片20集,由昆剧作家方家骥撰稿,昆剧艺术家、上昆团长蔡正仁和我担任监制,同时我还要担任编导,片名《幽兰飘香·昆剧艺术》,马上投入拍摄。
  此时,正好周部长来到上海,下榻衡山宾馆。我瞅准机会,乘他空档,赶去宾馆简单汇报了工作情况,并提出希望他在我们节目的片前做一个讲话,就像书的“序言”,作为镇片之宝。因为“文革”结束后,他积极奔走,呼吁和大力组织挖掘中华文化历史资源,倡导民间文艺活动。他对弘扬昆剧艺术特别重视,做了大量工作,主持成立了“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团结和尊重京昆大师俞振飞及昆剧艺术家,大力发掘昆剧传统剧目,培养昆剧表演新秀,开展昆剧艺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请他讲话,应该是众望所归。   听了我的请求以后,周部长很爽快地答应了,只是说时间不能太长,因为他工作也是排得蛮满的。而且他表示,早上早点起来,10点以前拍完,这样既不影响他的工作,又帮我完成了我的工作。
  我简单写了一段前言,约一分钟时间,他看了以后比较满意,只是在“上海市领导”前面加了“党中央”三个字,他说,振兴昆剧工作是(胡)耀邦同志亲自关心的。为什么周部长要加上“党中央”三个字呢?他对我说,昆曲艺术大师俞振飞先生就昆曲问题于1984年上书胡耀邦总书记,直陈昆曲艰难困境。文化部根据胡耀邦同志批示精神,于1985年下发了《关于保护和振兴昆剧的通知》。1986年1月12日,文化部“振兴昆曲指导委员会”在上海成立,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代表文化部,在保护和振兴昆剧会议上宣布第一届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名单。主任委员俞振飞,副主任委员俞琳、周传瑛、秦德超,委员有沈传芷、马祥麟等十七人。秘书长钱璎、副秘书长林毓熙、方家骥、徐坤荣、洛地。同年4月,文化部决定由周巍峙任名誉主委。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一个摄制组,来到周部长下榻的衡山宾馆进行拍摄。当时我们的条件非常艰苦,设备非常简陋。但是,周部长“任我摆布”,毫无怨言地配合我们完成拍摄。那时他已81岁高龄,却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几乎是一口气就把这段话录完。我们那时根本没有“字幕提示器”,他居然都已经背出来了——
  “昆剧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由于她典雅、优美,又被誉为兰花。党中央和上海市的领导,历来重视扶持昆剧的发展。现在,上海有线电视戏剧台又编、拍了这一部昆剧讲座电视片,这对弘扬昆剧艺术,振兴昆剧事业,是很有帮助的。”
  文化部“振兴昆曲指导委员会”成立后,举办了4期培训班,在抢救、继承传统剧目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4期培训班采用录音、录像、文字记录等手段,共抢救传统剧目133出。1987年,文化部再次发出《关于对昆剧艺术采取特殊保护政策的通知》,并于1987年12月17日至25日在北京举办了“全国昆剧抢救继承剧目汇报演出”,共演出折子戏33台、大戏2台。随后,在1989年,以俞振飞为顾问、集中了当时全国6个昆剧院团主要演员的中国昆劇艺术团赴香港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
  周部长的“加盟”,为我们这部专题片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龚学平同志为我们的专题片题写了片名,堪称“双珠合璧”。
  关爱“后浪”,爱护民族传统文化
  又过了5年,2002年的年底,上海电台的《星期书会》栏目开播1000期。当时,上海的评弹事业已显疲态。实至名归的艺术家大多相继离去,少部分也是年事已高,不事书艺久矣。为了振奋书坛,电台集中一些优秀演员,组织两场专场演出;并且出一份专刊。为了给不景气的评弹鼓鼓劲、打打气,我又一次盯上了周部长。那时,他是中国文联的主席。
  我试着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为我们的专刊题词。没想到,周部长二话不说,欣然挥毫。没过几天,我收到了他寄来的笔墨酣畅、笔力遒劲的题词:“姑苏雅韵代代传馨、空中书场声声悦耳——祝贺上海电台星期书会一千期大庆”。同时为我们专刊题词的,还有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仲伟。
  一次又一次,他为我们上海的广播电视亲力亲为;一次又一次,他为我们上海的戏剧曲艺事业做出杰出贡献。2001年12月,85岁高龄的周巍峙再次当选为新一届(第7届)中国文联主席。
  2014年初,有人要为高式熊先生在浦东新区办一个“高式熊书法篆刻艺术馆”,邀我与高老一起商议,尤其是这个“艺术馆”的馆名应该由谁来题写合适?我又一次想到了周部长,高老一听十分赞同。我马上跟周部长通了电话,周部长立马答应。我说,一旦上面批下来,我马上到北京请你的墨宝。周部长又把他在北京干杨树的新的家的地址发给了我。
  不料2014年9月12日,周巍峙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我和周巍峙部长的“交情”,持续了几十年。他是我心目中永远崇敬的前辈、不老的人!
  (作者为上海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上海非遗文化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 王岚 姚亚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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