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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的小说家。关于库珀的作品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边疆小说的个别作品研究上,在整合性研究方面尚有拓展的空间。本文从作家的民族国家意识出发,将库珀的创作分为西部边疆小说、海洋小说和寓言小说。通过对作者的各类代表作品进行的梳理和归纳,研究库珀在创作的不同时期对美利坚民族的历史做出相应的文学描述和想象。
库珀作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将文学创作与整个时代的发展紧密结合,唤起了美利坚民族对北美这片热土的渴望与关注。库珀的创作内容涉及美国革命、边疆、海洋和荒野,成功地展现了边疆和海上的既浪漫又现实的生活,象征性地再现和预见了美利坚帝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拓荒者》中表达的颇为谨慎的乐观主义到《火山口》展现的世界末日图景,库珀记录了美利坚民族的身份诉求,同时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忧思。
库珀不仅强调地理、经济的重要性,还重视其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民族与海洋的关系更密切,倡导海洋民族主义。1812年战争中海军的胜利及其后迅速的壮大使国家的航海业成为直到内战前的民族身份的同义词。国家的建立必须通过历史与文化的建构,以分享共同的经验进而形成“生命共同体”,才构成正式的“民族国家”。而叙事就是指民族的文学或文化生产。民族的观念作为一种文化构成是共和国初期库珀海洋小说的鲜明特征。许多美国作家想通过创造独特的美国文学传统来声称美国的民族身份。虽然库珀并非通过小说塑造民族精神的第一位作家,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体现在小说《间谍》中,使他成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开创者。小说《间谍》描写的是一个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故事,卓越地表现了美国当时民族独立的感情,明确地歌颂了美国独立战争事业。《间谍》所体现的民族国家概念深入人心,激发了美国民众的开拓进取精神,而当时的背景是国力强盛,民心振奋,年轻的共和国蒸蒸日上,开发西部的热潮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库珀也表明了高尚的动机和崇高的目的如何被伴随社会革命而来的暴力与混乱所扭曲,主要体现为民族矛盾和宗教困扰。
《最后的莫西干人》和《打鹿将》都展现了内部矛盾对民族身份建构带来的威胁。在民族前进的道路上,屠杀令人痛心,但印第安人的宿命似乎是既定的。库珀表现了三种矛盾:欧洲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矛盾、殖民者内部的矛盾——英法战争及印第安各部落之间矛盾。库珀考虑了历史的力量和复杂性,大自然的美被暴力损毁。在《拓荒者》(1823)中,库珀对荒野的描写传达了田园气息,然而在这可爱的画框内活动着一个充满潜在的破坏性变化的人类世界,文明对原始荒野肆意侵扰。库珀对于在荒野中创造一个世界的过程感到异常兴奋,同时他内心又很矛盾,对于被破坏的自然表达了其生态意识。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社会的不稳定,民主政体暴露了它的阴暗面,对后来的美国社会结构造成了威胁。这里体现了库珀自身两部分的冲突,即献身文明世界,投入美国进步事业与留恋边疆的昔日田园生活景象之间的冲突。自然与社会的边界受到人类及人类的政治野心的突围,直到他们节节败退,印第安人被大肆屠杀。库珀是第一位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印第安人的作家,尽管携带着白人的偏见和优越感,但他对印第安人尊严的肯定,对他们的品德和才能的认可,实属难能可贵。
《打鹿将》中有一段精彩的质疑之声,书中第十一章明哥(休伦)印第安酋长瑞文诺克的一番言辞不啻为一篇驳斥白人教义的檄文:“那么,为什么白脸人自己要用枪炮呢?如果是上帝命令白脸人有人要一件东西,就应该给他两件,那为什么印第安人什么也没有向他们要,他们却要从可怜的印第安人手中夺走双倍的东西呢?白脸人夹着这本书(《圣经》)从太阳升起的方向来,劝导红人读它,可是为什么他们自己倒把圣书里面说的话全都忘记了呢……”一番话一针见血道出了教义的伪善,虔诚的白人姑娘海蒂一心笃信《圣经》,听罢此言,失声痛哭。单纯的她想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圣经解释不了,解决不了。《圣经》是白人的教义,只对白人有益。在此库珀对清教进行了质疑和谴责。在掠夺成性的新英格兰,美国的加尔文教派培育了片面追求金钱和财富的精神,夸大了自身利益的重要性。库珀深刻憎恶清教主义虔诚与贪婪的结合导致的极端狂热和残酷。然而,西进的征程势在必行。库珀的作品以历史的视角反映了美国当时的三大问题:清教、西进运动和印第安人。
库珀晚期的小说表现了对共和国未来的担忧以及对人类文明的悲观展望,具有寓言启示录的意味。《威什顿威什的悲哀》(1829)、《怀恩多特》(1843)和《火山口》(1847)勾画出了作者的文学创作转向,主题的笔调越来越阴郁低沉。边疆居留地的美丽河谷变成了死亡与毁灭的荒原。《火山口》中描述居留地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土著和海盗,而是来自内部。当整个岛屿沉入海底时,库珀对祖国的极端愤怒及前途的绝望表达得淋漓尽致。《杰克蒂尔》(1848)笔调阴郁悲观,展现贪婪与暴力为所欲为。《海狮》(1849)表现库珀的混乱感不断增加,具有寓言意义,大自然必须整顿目之所及这个正在失控的世界。《烁林空地》(1848)表现大自然的美与战争的暴力交织,宗教成为最后安慰,暗示了救赎的思想。
贯穿库珀小说的一个主题即民族身份的本质,库珀的目的是帮助美国人达到精神上的独立。他的小说中的400多个鲜明可辨的美国人物对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塑造作用。事实上,库珀的小说作为社会产物和历史记录(尽管是间接的),积极地参与了政治,探讨和反思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库珀通过小说对民族身份建构进行想象和反思,探讨民族身份的本质,表达对其稳固性和持久性的渴望与担忧,延伸到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一个国家的人由于政治原则获得民族身份后,通过想象自己属于一个共同体,想象着自己拥有属于该共同体的身份而获得归属感。安德森强调想象的功能,而想象是文学的特质。然而这种通过想象而获得的归属感是动态的,这种身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早期对民族身份的展望,到后来对民族身份的担忧和反思,库珀的作品一直在参与民族身份的建构。
库珀作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将文学创作与整个时代的发展紧密结合,唤起了美利坚民族对北美这片热土的渴望与关注。库珀的创作内容涉及美国革命、边疆、海洋和荒野,成功地展现了边疆和海上的既浪漫又现实的生活,象征性地再现和预见了美利坚帝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拓荒者》中表达的颇为谨慎的乐观主义到《火山口》展现的世界末日图景,库珀记录了美利坚民族的身份诉求,同时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忧思。
库珀不仅强调地理、经济的重要性,还重视其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民族与海洋的关系更密切,倡导海洋民族主义。1812年战争中海军的胜利及其后迅速的壮大使国家的航海业成为直到内战前的民族身份的同义词。国家的建立必须通过历史与文化的建构,以分享共同的经验进而形成“生命共同体”,才构成正式的“民族国家”。而叙事就是指民族的文学或文化生产。民族的观念作为一种文化构成是共和国初期库珀海洋小说的鲜明特征。许多美国作家想通过创造独特的美国文学传统来声称美国的民族身份。虽然库珀并非通过小说塑造民族精神的第一位作家,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体现在小说《间谍》中,使他成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开创者。小说《间谍》描写的是一个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故事,卓越地表现了美国当时民族独立的感情,明确地歌颂了美国独立战争事业。《间谍》所体现的民族国家概念深入人心,激发了美国民众的开拓进取精神,而当时的背景是国力强盛,民心振奋,年轻的共和国蒸蒸日上,开发西部的热潮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库珀也表明了高尚的动机和崇高的目的如何被伴随社会革命而来的暴力与混乱所扭曲,主要体现为民族矛盾和宗教困扰。
《最后的莫西干人》和《打鹿将》都展现了内部矛盾对民族身份建构带来的威胁。在民族前进的道路上,屠杀令人痛心,但印第安人的宿命似乎是既定的。库珀表现了三种矛盾:欧洲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矛盾、殖民者内部的矛盾——英法战争及印第安各部落之间矛盾。库珀考虑了历史的力量和复杂性,大自然的美被暴力损毁。在《拓荒者》(1823)中,库珀对荒野的描写传达了田园气息,然而在这可爱的画框内活动着一个充满潜在的破坏性变化的人类世界,文明对原始荒野肆意侵扰。库珀对于在荒野中创造一个世界的过程感到异常兴奋,同时他内心又很矛盾,对于被破坏的自然表达了其生态意识。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社会的不稳定,民主政体暴露了它的阴暗面,对后来的美国社会结构造成了威胁。这里体现了库珀自身两部分的冲突,即献身文明世界,投入美国进步事业与留恋边疆的昔日田园生活景象之间的冲突。自然与社会的边界受到人类及人类的政治野心的突围,直到他们节节败退,印第安人被大肆屠杀。库珀是第一位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印第安人的作家,尽管携带着白人的偏见和优越感,但他对印第安人尊严的肯定,对他们的品德和才能的认可,实属难能可贵。
《打鹿将》中有一段精彩的质疑之声,书中第十一章明哥(休伦)印第安酋长瑞文诺克的一番言辞不啻为一篇驳斥白人教义的檄文:“那么,为什么白脸人自己要用枪炮呢?如果是上帝命令白脸人有人要一件东西,就应该给他两件,那为什么印第安人什么也没有向他们要,他们却要从可怜的印第安人手中夺走双倍的东西呢?白脸人夹着这本书(《圣经》)从太阳升起的方向来,劝导红人读它,可是为什么他们自己倒把圣书里面说的话全都忘记了呢……”一番话一针见血道出了教义的伪善,虔诚的白人姑娘海蒂一心笃信《圣经》,听罢此言,失声痛哭。单纯的她想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圣经解释不了,解决不了。《圣经》是白人的教义,只对白人有益。在此库珀对清教进行了质疑和谴责。在掠夺成性的新英格兰,美国的加尔文教派培育了片面追求金钱和财富的精神,夸大了自身利益的重要性。库珀深刻憎恶清教主义虔诚与贪婪的结合导致的极端狂热和残酷。然而,西进的征程势在必行。库珀的作品以历史的视角反映了美国当时的三大问题:清教、西进运动和印第安人。
库珀晚期的小说表现了对共和国未来的担忧以及对人类文明的悲观展望,具有寓言启示录的意味。《威什顿威什的悲哀》(1829)、《怀恩多特》(1843)和《火山口》(1847)勾画出了作者的文学创作转向,主题的笔调越来越阴郁低沉。边疆居留地的美丽河谷变成了死亡与毁灭的荒原。《火山口》中描述居留地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土著和海盗,而是来自内部。当整个岛屿沉入海底时,库珀对祖国的极端愤怒及前途的绝望表达得淋漓尽致。《杰克蒂尔》(1848)笔调阴郁悲观,展现贪婪与暴力为所欲为。《海狮》(1849)表现库珀的混乱感不断增加,具有寓言意义,大自然必须整顿目之所及这个正在失控的世界。《烁林空地》(1848)表现大自然的美与战争的暴力交织,宗教成为最后安慰,暗示了救赎的思想。
贯穿库珀小说的一个主题即民族身份的本质,库珀的目的是帮助美国人达到精神上的独立。他的小说中的400多个鲜明可辨的美国人物对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塑造作用。事实上,库珀的小说作为社会产物和历史记录(尽管是间接的),积极地参与了政治,探讨和反思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库珀通过小说对民族身份建构进行想象和反思,探讨民族身份的本质,表达对其稳固性和持久性的渴望与担忧,延伸到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一个国家的人由于政治原则获得民族身份后,通过想象自己属于一个共同体,想象着自己拥有属于该共同体的身份而获得归属感。安德森强调想象的功能,而想象是文学的特质。然而这种通过想象而获得的归属感是动态的,这种身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早期对民族身份的展望,到后来对民族身份的担忧和反思,库珀的作品一直在参与民族身份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