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令西方读者着迷的畅销书《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曾观察过1930年代美国人的旅游观念：很多人哪怕是到了海外，仍然坚持要去家乡菜餐馆，说家乡话，整天跟同来的友人聚在一起吃茶点打牌；貌似到了一个幽静的好地方，清晨出门散步，迎面又遇上了前夜抵达的邻居全家——难怪这些有福气的旅游者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真有意思，怎么好像还是在纽约家里一样！”
　　写到这里，林语堂的挖苦语气再明显不过了。其实岂止是1930年代的纽约人，哪怕21世纪的全球化社会中，多数旅游者向往的也一直是“留在家里”的感受。旅游的目的虽然可能是换个环境，但人们总要坚持变化中的不变；在异地他乡纷繁庞杂的陌生体验中，不变项当然越多越好：为了缓解异乡异境产生的眩晕感，家乡话、家乡菜、乃至一局来自家乡的牌戏，都是羁旅中的甘露。
　　这让我想起美国女作家奥黛丽.潘恩风靡世界的儿童绘本《魔法一吻》：浣熊妈妈为了安慰不愿离家上学的孩子，在它手心留下了“魔法一吻”，并告诉小浣熊，住在学校里想家时，只要把手心贴在脸上，妈妈就会透过这魔法一吻来安慰它。对于恋家的小浣熊来说，留在手心里的一吻不啻是一个便携式的温馨世界；有此在手，它随时随处都能召唤出父慈母爱的家庭生活。虽然我们早过了相信浣熊魔法的年龄，但与此相似的是，我们在旅行中仍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随身携带自己的“世界”。不少出国旅行的人都有类似体会：在那些语言不通、饮食习惯与家乡迥异的城市里，麦当劳之类的全球性快餐标志会显得格外亲切。在这里，麦当劳标志构成了一个心理浮标，看到它不仅意味着一餐饭有了着落，更让几乎淹没在陌生事物中的旅行者得到了解救：在最急需的时候，它像“魔法一吻”一样，以最微妙的暗示力量为我们召唤出了熟悉的世界。
　　所以旅行的体验，其实也是既有世界与全新世界之间的冲撞与弥合。虽然前有林语堂善意的嘲讽，但谁又能尽捐故习，彻底不带任何既有物踏入全新的世界？只有心灵强健、头脑敏捷的人才能平安度过冲撞期，以尽量快捷的速度完成多重世界之间的融合。按照我的粗浅理解，人类学家多属此列。他们似乎天生携有“怀乡病”的免疫抗体；他们在“田野考察”的工作中，每到一地总会最彻底地融入当地生活。无论所在的全新世界是原始部落还是穷陋山村，他们都能像当地人一样吃喝、行止，以纯粹的当地方式谈笑交往、感受世界。
　　但即使是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也会为全新世界中的侵略性因素感到不适。结构人类学泰斗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曾遍访全球，考察和体验过形形色色的社会类型与文化习俗。在回忆录中，他坦承自己对各类现代/半现代社会的不满：这些地方的强制色彩、对其他文化的排斥，都与他的性情格格不入。而在全书结尾的段落中，列维-斯特劳斯终于满怀钦佩地描述了另一种文化体验：1950年，他在缅甸边境的山村住了一段时间，期间拜访了当地的佛寺。寺建在满是泥巴的小山顶，建筑形式与民居类似，室内装饰也并无动人之处，并散发着微妙的谷仓气息。僧侣们举止温文肃穆，让我们的人类学家体察到“令人感念的虔诚”；正当他要和众人一起履行跪拜仪式时，随行的信徒却对他示意说：“你不用跟着我做。”
　　这是发自另一个高度成熟文明的致意，它从容，沉静，并包含着一种亲切的淡漠；面对外来者，它既无压迫性，也不寻求排斥或同化，而只是展现出友善与无动于衷。在这样的文化体验中，旅行者自身的世界与他所踏入的全新世界终于能够泰然并置，自行其是——恰恰是在此刻，旅行者得以察知自身世界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