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是连接文献与学术的重要桥梁，不仅可以反映历代文献之繁衍、学术之兴替，还可以指导治学门径，启迪治学思路。在中医文献数千年的传承中，中医古典目录学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和任务。
　　我国是世界上目录学起源与创建最早的国家，目录学是传统学术治学的重要门径和方法。两千多年来，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也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料。但这样一门重要的方法与实践并重的学科，多少年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用，实在是中医学术的一大损失。
　　值得庆幸的是，由中国中医科学院李鸿涛、张伟娜、佟林三位学者编著的一部30多万字的《中医古典目录学概论》，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了。
　　该书以中医古典目录学的基本知识、学科方法和实践应用为纲，以中医典籍为例证，围绕古典目录学所涉及的著录、分类与提要等基本内涵及其在实践中的关键问题，通过揭示目录学在中医文献传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引导学人自觉运用目录、整理文献、发掘学术，进而推动中医药学的传承与弘扬。有“述”有“作”，授人以渔，实在可喜可贺。
　　中医古籍，是指古代抄写或刊印的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一般指辛亥革命（1911年）之前的历代写本、刻本、稿本、拓本、抄本、活字印本等。主要包括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推拿、本草、方书、临证各科（内、外、妇、儿、眼、鼻、喉、口齿等）养生、医案医话医论、医史、综合性著作等，而且每大类又可以细分为许多小类。与其他古籍相比，中医古籍存世数量众多、收录散杂，内容丰富、门类体裁多样，传承版本繁杂，讹误较多。
　　由于中医古籍专业性和实用性较强，故导致长期以来抄写本多于刻印本、坊刻本多于官刻本，经典名著翻刻多于个人专著刊印，并且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辗转传抄与多次翻刻，或误写，或承前人之误，或为校订人删改，易失原貌。因此，难免以讹传讹，在内容和文字上存在着讹、漏、倒、衍等现象。萧延平在《兰陵堂校刊医书三种 黄帝内经太素·例言》中言：“自来校书，苦无善本，医书尤甚。”主要是因为科举兴起之后，士人们为了步入仕途，多趋重辞章声律之文，对医学则鄙视为方技而不屑于去研究。结果最后导致的就是“晦盲否塞，几近千年，纰谬纠纷，问津无路”。分类的目的，是为了让学者更好地根据书目的性质去应用目录，开展研究工作。
　　世界上如果只有三本书，是用不着目录学的。可从两汉至今两千余年，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各类文献约18万种，而1949年以前的中医文献已达万余种。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还有大批中医古籍流传海外。没有目录学，我们后人该如何是好？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献给世界人民健康的厚礼。两千多年来，世代相传，生生不息。歷代医家通过著书立说，将医疗实践中获取的理论总结、技术方法、经验体会诉诸文字，传播于后世。这些历经千百年积累下来的中医古籍，是真正的知识宝库、信息宝库、文化宝库，既是中医学术的重要载体，又是医药科技创新的不竭来源。
　　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其发展水平与成就远远超过了同时期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国家。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撰《别录》《七略》，奠定了系统分类目录学的发展基础，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刘歆在我国最早的一步综合性分类目录《七略》中，即设有“医经”“经方”两个医学专科类目。
　　目录是揭示文献的重要工具，为治传统学术者所必须学习和深究的一门学问。古往今来，历代鸿儒巨擘、史官翰林考校经籍，纂修文献，均离不开目录的支撑。因为作传统的学问，必然离不开传统的认识和传统的方法，虽然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各种检索工具功能非常强大，但是就文献整理与利用来说，仍然离不开传统学问的支撑。了解目录学、掌握目录学方法，遵循文献传承的基本规律，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医学人要做好中医古籍的传承与创新，势必离不开古籍专业知识的储备，离不开传统方法与实践能力的提升。唐代王冰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说：“将升岱岳，非径奚为，欲诣扶桑，无舟莫适。”面对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中医古籍文献，没有掌握一定的知识、工具和方法，对于研究和传承来说，必然难以达到预期。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直十分重视中医古籍的整理和传承。这些年经过校点注释、仿真影印、辑复整理、索引辞典、电子出版等形式，已经整理出版了大批的中医古籍。特别是2018年，国家正式立项，启动了《中华医藏》的编纂项目，这项全面揭示中医药发展源流、系统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学术建设工程，受到了中医药学界的普遍欢迎。
　　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认为，我们国家很早就有目录之学，也有目录之书，但是却没有研究目录学的书。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过去的学者都是熟读深思，时间久了自己心知其意，于是本着自己的经验所得著作成书。他们自己心里明白，但却没有拿来示人。现在好了，有了这个学科，使得治学的人有了研究的工具，省却了自己搜讨的工夫，等有一天自己著书，就有规矩可循了。
　　宋代郑樵撰《通志》时，有感于目录在文献传承中的重要作用，直言：“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
　　中医古典目录学的目标和任务，是以历代医籍目录、目录工作和中医目录事业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历史与源流、编撰原则与方法，以及实践应用和发展趋势的一门学科。是一门便于人们辨途觅径、登堂入室的致用之学。
　　《中医古典目录学概论》一书，汲取了古今众多学者有关目录学知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真知灼见，并结合著作者多年的学习与实践体会，通过立题选材，僭述编摩而成。该书可作为中医古籍科研人员学习中医古典目录学，并利用中医古典目录学研究和传承中医文献，提供借鉴。让它为当今中医古籍文献的传承奠定基础和指明方向，并为培养中医文献专业人才，进而提高古代文献的检索和利用效率，提供专业知识储备。 　　我们知道，一书目录，对于检读这本书很方便有用。但要了解某类典籍有哪些书，某些书的大致情况如何，以及怎样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书等问题，就必须求助于群书目录。目录学就是将众多书籍，通过一一考察它们的学术性质，判别门类，并按照一定的次序，汇集于一处，编辑成目录。如此，使得看书的人先查目录，可以知道书籍的所在，明白书籍的大概，决定该看什么书，应该在什么地方找。而且明白某种学术应该读什么书，某种书籍是值得读还是不值得读。
　　观书知名，因书判类，成为编目实践中较为直接的经验。中医典籍之命名可谓独具一格，既有赫赫显貌者，又有渊博典雅者；既有直抒胸臆者，又有隐曲委婉者。因此，观其名而知其书，不在少数，然而必兼有一定文史功底，或借助工具书方能领悟其蕴意。如渊博典雅者，唐代王冰的《玄珠密语》、明代孙一奎的《赤水玄珠》，书名均出典于《庄子·天地》。没有一定的文史功底，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当前，在国家重视古籍整理和中医文献传承的大好形势下，中医古籍目录学越来越成为文献研究者所必须储备的学识之一，其基本知识、基本既能和基本方法为中医文献的保护、整理与利用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在《中医古典目录学概论》书里，我们还看到中国历代有那么多的藏书家，他们视书籍如生命，爱书、护书，研究书籍的校勘和源流，甚至毕生殚精竭虑于此，乐此而不疲。最后将一生心血無偿奉献给社会，让我们后学者感奋不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医古典目录学概论》对学术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了一个中医古籍分类的统一标准。
　　长期以来，中医古籍分类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种分类法兼容性差，类目繁杂多岐，致使各收藏单位著录数据参差不齐，给馆内管理和馆际交流带来诸多不变，造成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也给读者查找和使用带来障碍。有鉴于此，著作者从方法上寻找突破点，通过对各种古籍分类法的全面调研，分析存在的问题，本着全面性、科学性、实用性的原则，提出了具体的对策，从而制定出了一套统一完善的《中医古籍分类标准》。这一行业内标准，为中医专业图书馆，乃至公共图书馆进行中医古籍文献的编目，提供了统一规范的依据，有利于明显地提高古籍编目工作的效率，也为行业信息化建设和资源共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分类标准，还充分考虑到了分类当中出现的集中与分散的问题、交叉问题、类目顺序问题、类目下数目款目的组织问题，对于中医古籍的资源建设、分类管理、检索查询，以及开发利用各个环节，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能促进中医药信息的标准化，有利于中医古籍的保护、传播与利用，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中医药教育、科研和文化科普宣传等方面的作用。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然而，中医文献存世数量庞大，撰著情况复杂，每令学人望洋兴叹。因此，有必要通过目录学的门径和方法，提高古医籍的阅读和使用效率，以加快中医文献的研究，进而促进中医学术传承和创新。
　　通观全书，从字里行间你会发现，李鸿涛等三位学者，处处都在肯定前人的成就，同时毫不吝啬地讲出自己的心得体会。通过编著此书，他们认为，通过研读历代目录学著作，可以学习和掌握前辈目录学治学方法，增广见识，提高学养功底，将此运用于中医文献传承中，可以提升中医文献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效。
　　该书图文并茂，印刷精美，装帧设计古朴典雅，与书的厚重内容恰相映衬。金代著名的文学家，那位曾经为李杲的《伤寒会要》作序的元好问先生，在他的绝句《论诗》里说：“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有的版本写作“鸳鸯绣取凭君看”，或“鸳鸯绣罢从君看”。）意思是你可以将绣成的鸳鸯交给人们去欣赏，但不会把那枚能绣出五光十色仪态万千的金针传授给别人。今天我们看李鸿涛、张伟娜、佟林三位学者，不只绣出鸳鸯给同仁看，还把金针度与众人，让大家绣出更多更美的鸳鸯来。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
　　宋代学者程伊川说：医不读书，纵成仓扁，终为技术之流，非士君子也。且让我们用该书，走进千万本中医古籍，领略前圣先贤浩若烟海的智慧结晶吧。
　　（作者简介：孙天胜，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王逢春，山东淄博职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