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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雅俗共赏，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的话题，本文将从音乐的视觉角度，阐述笔者对音乐雅俗的审美观念，以期对审美有益。
[关键词]雅俗共赏；一度创作；二度创作；音乐审美
【中图分类号】G623.71
近些年来，论“雅、俗”方面的文章确实不少，但笔者兹提笔主要不是想指出一些文章的利弊，亦没有赞扬和褒贬的念头，只想借题发挥我在音乐上的雅、俗观，故此命名。
老套路，还是先把概念弄明白。“雅、俗”顾名思义：雅，文雅、典雅；俗，浅近、通俗。旧社会把文化程度高的人称之为雅人，把文化程度低的人称之为俗人。关于雅俗共赏，现代汉语词典对此的解释是：文化高和文化低的人都能欣赏的作品，则谓之雅俗共赏。
在我国，把音乐分为“雅乐”与“俗乐”，应该是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历代统治者从正统的思想出发，把凡是用于王室如祭祀天地、祖先或宴享、朝贺之乐，谓之“雅乐”；将来自民间的音乐或经采风整理加工过的民间歌曲，则谓之“俗乐”。历代新王朝都要“功成制乐”，一方面编制本朝的雅乐，另一方面收集、整理或加工民间音乐，故，各朝代宫廷音乐中都有雅乐与俗乐之分。
在我国的音乐历史上有这样一则故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宋玉因其才华横溢，文章深奥难懂，许多人因此不满，背后常说他孤傲。楚襄王听到后，就询问他，“人们议论你，对你不满，难道你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宋玉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我给大王讲个故事吧。有个歌手在城中唱歌，他先是唱的《下里》、《巴人》之类的通俗歌曲，人们很熟谙，跟着她唱和的人有数千之众。后来她唱《阳阿》、《薤露》等意境较深一些的曲子，这时跟着她唱和的有数百之众。再后来，她唱《阳春》、《白雪》这些难度较高的曲子，能跟着唱和的就只剩下几十人了。当她最后唱起用商调、羽调谱成的曲子时，人们都沉默了，只有仨俩人能勉强跟着附和。[1]（p30）可见，《阳春白雪》由于艺术性高，庄重、典雅得让一般人都听不懂，而《下里巴人》由于其艺术性相对较低，才和之者众。正所谓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的道理，该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在欣赏和需要某种艺术形式的时候，其雅俗观、审美观往往是不一样的，此乃曲高和寡的由来。
而现在很多音乐类的前沿作品、前卫作品，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配器上；无论是在旋律上，还是在和声的采撷上；无论是在音响上，还是在听觉上，由于其独特的创作构思、技法、手段与传统形成一种对峙，其怪诞、离奇的音响冲击着人们的传统审美，并向观众提出了挑战，向传统的音乐思维提出挑战，向多年来，人们用传统音乐思维“武装”起来的音乐审美习惯、审美取向和审美趣味等都提出挑战。
难道是我们错了，跟不上时代了，“老坎”了，或者说是功能和声过时了；这些完全与古典和声、浪漫主义和声相悖的理论技术派，真正使人们体会到了“曲高和寡”的滋味。
毫无疑问，无论是传统作品，还是现代的前卫作品，这两种人的雅、俗观，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把思想和创作的基调建立在“雅、俗”之上，力求达到共赏之目的；后者是强调或想到了音乐的大雅大俗的雅俗审美观，而又忽视或偏颇音乐的雅俗观，从而与共赏失之交臂，错失共赏。
在音乐创作领域内，无论是作曲家还是听众，在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的审美过程中，恐把雅俗与共賞联系在一起。对前者来说，其作品是面对小众还是大众，是小众的共赏还是大众的共赏，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创作思想基调问题；后者往往又是拿它来衡量和作为音乐审美价值尺度的标准。
一度创作的作曲家如果能正确处理好雅俗与共赏的辩证关系——雅俗是手段，共赏是目的，并能符合音乐作品的自身的和客观的发展规律，其作品大多能达到雅俗共赏的功效。反之，畸形的意识形态和唯我论的观点，以及片面强调或鼓吹雅俗，只会造成丢掉雅俗、失去共赏。
音乐作品的最终目的是，要吸引听众、要感动听众，要使听众在运用雅俗的审美过程中，给听众带来共赏和美的享受。
那么什么是美？著名的音乐学家、评论家李凌先生是这样说的：“最浅近的说法，凡是看之悦目，听之悦耳，嗅之芳香，食之可口都是美的东西。这是声、色、口、鼻之美”①。托马斯说：“对之欣赏而发生愉快的东西则称之美”②。
当然，对有些人来说，即使是再好、再美的音乐，亦未必能达到共赏的目的，这正符合马克思所说：“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没有什么意义”③。《阳春白雪》正是由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较高的艺术性，势必造成其曲弥高，其和弥寡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断，而随意抹杀其音乐作品的自身价值，更不能因为对音乐作品“和之者寡”而对此说三道四、恣肆妄为。相信，时间会留住珍品、精品的，如文学作品领域内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的汤显祖的《牡丹亭》等等，这些作品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对读者在自身素质方面亦有较高要求，唯有提高和完善自身素质方能领会和达到共赏的效果。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没有一个极美的东西不是在和谐中有某些奇异”，依笔者之管窥，“这里的某些奇异”恐含有作品的独特个性、甚至民族性和时代性等方面的特质，吾辈不能因为其自身的缘由而妄谈“雅俗”、妄谈“共赏”。又如柴可夫斯基的《1812》、《悲怆》和一些世界级大师的经典作品等，如果没有一定的音乐素养和相关知识，对这些作品的理解，恐是浅尝辄止，偏失共赏。故，真正有价值的，雅俗的音乐作品能否与听众产生共鸣，达到共赏，这本身与听众的文化素质和自身的艺术修养亦是息息相关的。
总之，无论是一度创作的作曲家还是二度甚至三度创作的欣赏者，吾辈都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处理好雅俗与共赏的辩证关系，树立自己正确的世界观，唯有这样恐能创造出“美”的艺术作品；唯有这样恐能品尝出艺术作品的“美”来，使雅俗与共赏既能和谐又能统一，既能共荣又能共美。
参考文献：
[1]万安培，《美女与音乐》[M]（古代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注释：
①②李凌《音乐审美漫议》[M]第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四十二卷，126页。
[关键词]雅俗共赏；一度创作；二度创作；音乐审美
【中图分类号】G623.71
近些年来，论“雅、俗”方面的文章确实不少，但笔者兹提笔主要不是想指出一些文章的利弊，亦没有赞扬和褒贬的念头，只想借题发挥我在音乐上的雅、俗观，故此命名。
老套路，还是先把概念弄明白。“雅、俗”顾名思义：雅，文雅、典雅；俗，浅近、通俗。旧社会把文化程度高的人称之为雅人，把文化程度低的人称之为俗人。关于雅俗共赏，现代汉语词典对此的解释是：文化高和文化低的人都能欣赏的作品，则谓之雅俗共赏。
在我国，把音乐分为“雅乐”与“俗乐”，应该是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历代统治者从正统的思想出发，把凡是用于王室如祭祀天地、祖先或宴享、朝贺之乐，谓之“雅乐”；将来自民间的音乐或经采风整理加工过的民间歌曲，则谓之“俗乐”。历代新王朝都要“功成制乐”，一方面编制本朝的雅乐，另一方面收集、整理或加工民间音乐，故，各朝代宫廷音乐中都有雅乐与俗乐之分。
在我国的音乐历史上有这样一则故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宋玉因其才华横溢，文章深奥难懂，许多人因此不满，背后常说他孤傲。楚襄王听到后，就询问他，“人们议论你，对你不满，难道你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宋玉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我给大王讲个故事吧。有个歌手在城中唱歌，他先是唱的《下里》、《巴人》之类的通俗歌曲，人们很熟谙，跟着她唱和的人有数千之众。后来她唱《阳阿》、《薤露》等意境较深一些的曲子，这时跟着她唱和的有数百之众。再后来，她唱《阳春》、《白雪》这些难度较高的曲子，能跟着唱和的就只剩下几十人了。当她最后唱起用商调、羽调谱成的曲子时，人们都沉默了，只有仨俩人能勉强跟着附和。[1]（p30）可见，《阳春白雪》由于艺术性高，庄重、典雅得让一般人都听不懂，而《下里巴人》由于其艺术性相对较低，才和之者众。正所谓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的道理，该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在欣赏和需要某种艺术形式的时候，其雅俗观、审美观往往是不一样的，此乃曲高和寡的由来。
而现在很多音乐类的前沿作品、前卫作品，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配器上；无论是在旋律上，还是在和声的采撷上；无论是在音响上，还是在听觉上，由于其独特的创作构思、技法、手段与传统形成一种对峙，其怪诞、离奇的音响冲击着人们的传统审美，并向观众提出了挑战，向传统的音乐思维提出挑战，向多年来，人们用传统音乐思维“武装”起来的音乐审美习惯、审美取向和审美趣味等都提出挑战。
难道是我们错了，跟不上时代了，“老坎”了，或者说是功能和声过时了；这些完全与古典和声、浪漫主义和声相悖的理论技术派，真正使人们体会到了“曲高和寡”的滋味。
毫无疑问，无论是传统作品，还是现代的前卫作品，这两种人的雅、俗观，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把思想和创作的基调建立在“雅、俗”之上，力求达到共赏之目的；后者是强调或想到了音乐的大雅大俗的雅俗审美观，而又忽视或偏颇音乐的雅俗观，从而与共赏失之交臂，错失共赏。
在音乐创作领域内，无论是作曲家还是听众，在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的审美过程中，恐把雅俗与共賞联系在一起。对前者来说，其作品是面对小众还是大众，是小众的共赏还是大众的共赏，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创作思想基调问题；后者往往又是拿它来衡量和作为音乐审美价值尺度的标准。
一度创作的作曲家如果能正确处理好雅俗与共赏的辩证关系——雅俗是手段，共赏是目的，并能符合音乐作品的自身的和客观的发展规律，其作品大多能达到雅俗共赏的功效。反之，畸形的意识形态和唯我论的观点，以及片面强调或鼓吹雅俗，只会造成丢掉雅俗、失去共赏。
音乐作品的最终目的是，要吸引听众、要感动听众，要使听众在运用雅俗的审美过程中，给听众带来共赏和美的享受。
那么什么是美？著名的音乐学家、评论家李凌先生是这样说的：“最浅近的说法，凡是看之悦目，听之悦耳，嗅之芳香，食之可口都是美的东西。这是声、色、口、鼻之美”①。托马斯说：“对之欣赏而发生愉快的东西则称之美”②。
当然，对有些人来说，即使是再好、再美的音乐，亦未必能达到共赏的目的，这正符合马克思所说：“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没有什么意义”③。《阳春白雪》正是由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较高的艺术性，势必造成其曲弥高，其和弥寡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断，而随意抹杀其音乐作品的自身价值，更不能因为对音乐作品“和之者寡”而对此说三道四、恣肆妄为。相信，时间会留住珍品、精品的，如文学作品领域内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的汤显祖的《牡丹亭》等等，这些作品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对读者在自身素质方面亦有较高要求，唯有提高和完善自身素质方能领会和达到共赏的效果。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没有一个极美的东西不是在和谐中有某些奇异”，依笔者之管窥，“这里的某些奇异”恐含有作品的独特个性、甚至民族性和时代性等方面的特质，吾辈不能因为其自身的缘由而妄谈“雅俗”、妄谈“共赏”。又如柴可夫斯基的《1812》、《悲怆》和一些世界级大师的经典作品等，如果没有一定的音乐素养和相关知识，对这些作品的理解，恐是浅尝辄止，偏失共赏。故，真正有价值的，雅俗的音乐作品能否与听众产生共鸣，达到共赏，这本身与听众的文化素质和自身的艺术修养亦是息息相关的。
总之，无论是一度创作的作曲家还是二度甚至三度创作的欣赏者，吾辈都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处理好雅俗与共赏的辩证关系，树立自己正确的世界观，唯有这样恐能创造出“美”的艺术作品；唯有这样恐能品尝出艺术作品的“美”来，使雅俗与共赏既能和谐又能统一，既能共荣又能共美。
参考文献：
[1]万安培，《美女与音乐》[M]（古代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注释：
①②李凌《音乐审美漫议》[M]第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四十二卷，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