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歆曾以《延安爱情》、《北平爱情》、《天津爱情》、《陕北红事》等“红色系列”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他主张将革命者当作普通人，描写其“精神世界和在日常状态下的生活图景”，这给当代文学带来了“陌生化”的美学冲击，也拓宽了这一领域的叙事空间。不过，这样一来，反倒遮蔽了武歆从创作伊始就关注的工厂生活、小人物等当代生活面向的书写。事实上，这样的题材在他的创作中从未消失过。《老笑》、《老郑的博客》、《一场撕心裂肺的出轨》等受到批评家的关注，2017年发表的《长命锁》则入选了洪治纲编的短篇小说年选。
　　武歆擅长写日常生活，《长命锁》也不例外。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也不惊心动魄：围绕着年轻的小利，小区小卖部的老板娘孙水仙和看守地下车库的赵英之间展开了一场中年女性的激烈“战争”。这看起来很“通俗”，听起来很“八卦”，但这只是故事的表层。或者说，这只是我为了论述便利的简要概括。隐藏在叙事外壳之下的，是节制而深邃的谜语，是作者地火般灼烈而隐忍的情感涌动。
　　《长命锁》有一种抓人的力量，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情节变化读下去。从小利与水仙的不正当关系，引来了赵英的嫉妒与仇恨；从赵英对小利发出“那是个狐狸精”的警告，引出了她曾经给过小利一件“好东西”；从赵英与水仙短暂的正面交锋，引来了瘆人的局面：赵英的鸡和猫被拔毛，水仙小卖部的玻璃被砸；从小利的辩解中，我们得知两个女人原来有着同样惨烈的往事……叙事的节奏如同沉稳的波浪，徐缓有致地涌来或退出。作者有着极大的叙事耐心，他就像剥坚果一样，一层层、一点点剥出了故事的内核。
　　这个内核是什么呢？我借用希区柯克的悬念概念“麦格芬（MacGuffin）”试作论述。在希区柯克的电影里，“麥格芬”是推进故事的重要线索，如《三十九级台阶》里的间谍组织、《惊魂记》里被盗的四万美金、《蝴蝶梦》里的丽贝卡等，他们通过人物的对话、动作、关系变动等如幽灵般闪现。在武歆的《长命锁》里，那个“麦格芬”就是“长命锁”。它在小说中是倒置的。也就是说，小说作者不像希区柯克那样一开始就亮出“麦格芬”，而是在叙事进行到大约二分之一处才让它如蜻蜓点水般亮相，然后又在临近结末处，将之掺入了关于三个人复杂关系的争论之中。
　　武歆在处理日常生活题材时离不开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从小说的细节、人物、环境等描写来看，作者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叙事功力。他用细致生动的笔法写水仙的美艳，写赵英的活力，写三个人关系的来龙去脉，赋予了叙事以极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这是他多年写作的笔下功夫。但是，如果只是往“实”里做文章，那必会流于“新现实主义”或者“批判现实主义”的窠臼，会越写越小。武歆的做法是，他凭借着“实”的笔力劲道，再往“虚”处轻盈地弹跃，从而将叙事带离了地面，使之具有了飞翔的姿态。
　　别忘了，当希区柯克狡黠而不无得意地对特吕弗说起“麦格芬”时，他说的是，“麦格芬”其实是“虚空”，是“虚无缥缈”，是“什么也不是”。也就是说，当我们都以为那个间谍组织、那个幽灵最后会现形时，其实我们是等不到的。他们只负责将观众带到情绪的彼岸，带着他们抵达最后的惊悚。他们自身从来没有显现过。
　　这也就是我要说的，《长命锁》在叙事设计上的巧妙和用心之处。“长命锁”没有正面出现过，而且是谁拔了鸡毛猫毛、谁打碎了玻璃的谜也没有解开过。但是，它们从侧面萦绕而出的两个女性的情感与命运，却留下了绵延不尽的气息与令人慨叹的深意。两个同样从乡下来到城里打工的中年女性，栖居于同一个小区，遇到同一个年轻男子，都对他产生了母亲般的宠溺和抚摸的冲动。因为，她们自己的儿子都死了。她们的同途同归，指向着进城女性携带着的全部沉默而痛苦的秘密。
　　以武歆对生活的了解与理解，他无疑懂得那里深深掩埋的艰难、巨痛与创伤。但作家如果只是将伤口直愣愣扒出来让人看的话，那不是小说，是医疗事故。作家要做的，是在明了甚至亲历过某些创痛之后，还能对被生活巨爪拍击得七零八落的人、人性、人的情感，葆有着温暖如初的注视与触摸。武歆就是这样，将这份温暖保留在了两个女人隔空相望的爱与仇、争执与斗嘴、叮嘱与反抗里。他用强劲的力量和信心，将那份翻来覆去的纠结、痴缠、同命共运一直延展到了最后。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