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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风来,浦江奔涌。
1920年,16岁的邓小平在黄浦江畔登上法国轮船“盎特莱蓬”号赴法勤工俭学。
70多年后的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由浦西望向浦东,从这个角度看去,那里的夜景还是一片黑暗,一条黄浦江隔出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
很快,在“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口號中,上海浦东酝酿出又一个春天的故事。
“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开始,便将上海、浦东定位在排头兵的位置。
从1990年到2021年,短短31年,一片阡陌的浦东,从被滩涂和农田覆盖的“烂泥塘”崛起为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标杆。浦东开发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供了最鲜活的现实明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我们要把浦东新的历史方位和使命,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中加以谋划,放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予以考量和谋划,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从“后卫”到“前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次年开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这些特区乘着改革的春风迅速发展。而上海一度以“后卫”的角色,顾全大局,埋头苦干,牢牢稳住国有经济重镇、工业中心城市这个“大后方”。形势在发展,如何让上海在改革开放浪潮中重现光彩?
1984年9月,受中央委派,国家计委牵头的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到上海进行调研。3个月后,调研组联合上海市政府向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交《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正式提出开发浦东的设想:“重点是向杭州湾和长江口南北两翼展开,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
1985年2月,国务院在批转该提纲时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的发展要走改造、振兴的新路子,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的作用,使上海成为全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
1986年10月,上海市于1984年2月上报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得到国务院批复,这是第一个经中央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批复不仅要求“把上海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还特别强调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尽快修建黄浦江大桥及隧道等工程,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文教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
在中央建议下,由中外双方专家组成的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于1987年7月成立,历时一年多完成了《浦东开发开放预可行性报告》及60多万字的专题报告。
1988年5月,开发浦东新区国际研讨会召开,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在开幕式上指出,一定要把开发浦东,建设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这件事情办好。同年9月30日,江泽民、朱镕基、汪道涵专门向中央汇报浦东开发准备情况,得到中央原则同意和一系列具体指示。在此基础上,上海市成立了开发浦东领导小组。
在邓小平眼里,浦东开发“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更是面向全世界展现中国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第二年10月,《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编制完成。朱镕基在研究浦东开发专题会上明确提出:“浦东是将来上海的窗口、上海的希望。”
至此,到上世纪80年代末,开发浦东的决策已水到渠成。“但在这个阶段,中央的考虑是将开发浦东作为振兴上海的引擎,还没有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李晓倩说。
1990年春节,上海下起了并不常见的大雪,邓小平在上海度过春节。这一年,国际局势出现大动荡,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雪崩式剧变。中国该向何处去?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世界,中国的社会主义旗帜不会倒下,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滞,“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他思谋着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在邓小平眼里,浦东开发“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更是面向全世界展现中国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他心潮澎湃地描绘浦东的蓝图:“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
从此,黄浦江东岸这块曾经沉寂落后的土地,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上海这座开放之城——肩负国家战略重托,从“后卫”转向“前锋”,向全世界昭告中国走向更深程度和更大范围改革开放的决心。
八百壮士过江东
位于浦东陆家嘴金融城核心区的“银城中路”,当年叫“烂泥渡路”。上海民谣这样唱道:“黄浦江边有个烂泥渡,烂泥渡路边有个烂泥渡镇,行人路过,没有好衣裤。” “浦东开发比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的开发晚了整整十年。”邓小平不止一次遗憾地提到,上海浦东开发搞晚了。但他又坚定地相信,上海的条件好,浦东的起点高,只要思想解放一点,步子迈快一点,完全可以做到后来居上。
浦东开发,迫在眉睫、只争朝夕。
从倡议提起到党中央正式宣布开发浦东的决定,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1990年2月26日,中央收到上海市上报的《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3月底至4月初,中央委托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带领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经贸部、商业部等部门负责人来到上海,对开发开放浦东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和论证,形成《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一片近乎荒芜的土地,一个近乎简陋的挂牌仪式,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事件发轫。
“浦东开发开放最困难的工作是如何创设一个新体制?如何充分发挥上海的人才优势和科技、社会科学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优势?”时任上海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兼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杨昌基回忆。
1990年5月,浦东开发开放办公室刚成立不久,浦东就确立了“从全市调集一批、面向国内吸引一批、通过各种途径培养一批”等“三个一批”的方式引进人才。1993年1月1日,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在浦东大道141号挂牌成立。当时浦东新区区级机关只有10个职能部门、800名机关人员编制,却管辖着近300万人口和570平方公里土地,被媒体称为“八百壮士”。
彼时上海,一条黄浦江隔着两个世界,老百姓“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浦东新区管委会的首任主任是赵启正,“壮士”这一称呼就是他首先提出,大批有经验的建设者跟随跨江,这一称呼隐喻浦东环境的艰苦,需要开拓者做好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
浦东开发,基础设施先行,城建是排头兵。浦东新区管委会“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证”。“办公地是暂借的几套房子,大家晚上加班睡在办公室地上,听得见天花板上老鼠窜来窜去的声音。尽管这样,大家仍怀着开发开放的满腔热情,白天黑夜连轴转。”“浦东800壮士”之一、《浦东之路》(1990-2000)总撰稿人潘阿虎说,“1993年,我加了100多个班,其中通宵班30多个。”
之后的十年,是上海改革开放力度极大、經济发展极快的十年,浦东成了一个世界级大工地。据不完全统计,浦东新区截至1999年底共有大大小小的建设工地4800多个,共有本市和外省市的建设队伍近1000支,建设大军28万人。
当时浦东新区区级机关只有10个职能部门、800名机关人员编制,却管辖着近300万人口和570平方公里土地,被媒体称为“八百壮士”。
1991年2月18日,邓小平再次来到上海时嘱托,“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另一个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当时我们编写的浦东开发开放规划说明,别人要这个一张纸的规划说明,我们还要叫人家付成本费一元,穷得一塌糊涂。”杨昌基说。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要求杨昌基筹建陆家嘴、金桥、外高桥3个开发区,分别以3家对应的开发公司的方式,尽快启动十几平方公里土地。按一平方公里开发成本2亿元算,需开发资金20多亿元。“市里不是没有这些钱,但一下子周转不过来。”杨昌基说,“浦东开发开放中创造的级差地租是一个特大的金饭碗。我们要多动脑筋,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吃。”
杨昌基向领导提议,“能不能每个公司给3000万元现金,不足部分允许我们用金融手段去操作。”他已经成竹在胸,计划把3个开发公司的启动资金从向政府要钱转到向市场筹钱,办法就是“财政投入、支票转让、收入上缴,土地到位”。
从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开始,上海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大量吸引内外资,积极融入全球生产链,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功能区建设,带动了上海、长三角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腾飞。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国民经济连续多年保持二位数增长,全市工业总产值、对外贸易额、进出口商品总额,均创历史新纪录。
从此,浦东开发开放的步伐加快,上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地标。
城市定位不断提升
1993年9月,世界第三大制药公司罗氏中国区前总经理威廉·凯乐第一次来到浦东考察时,眼前看到的还是一大片沃野良田,地里种着红菱、雪里蕻、荸荠。
此前一年,这里的张江高科技园区刚刚开园,与陆家嘴、金桥和外高桥开发区共同组成浦东四个重点开发区域。
四个板块看似是并列的,实际不在一条起跑线上。陆家嘴板块是金融贸易区,外高桥板块发挥保税区功能,金桥板块是出口加工区,张江板块是高科技功能区。由于张江高科技的特别属性与特殊要求,需审慎论证、研究其产业定位和功能布局。当1992年7月张江启动开发时,另外三个板块的开发已经如火如荼、蔚为壮观,但张江依然是一块“毛地”。
威廉·凯乐十分犹豫,“我们可以在张江投资,但中方必须在6个月内完成基本建设并交付使用。”
“浦东速度”没有让投资者失望,1994年5月,罗氏制药成了第一家入驻张江的跨国药企。速度背后,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大体上每隔十年,上海城市定位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熊月之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当上海还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后卫位置时,上海在全国的定位,是国内多功能中心。1986年经国务院正式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上海城市性质的表述是:“上海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港口和重要的经济、科技、贸易、金融、信息、文化中心,应当更好地为全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同时,还应当把上海建设成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
“这个定位,日后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而不断扩展与提升。”熊月之说。
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上海城市的定位提升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同年6月2日,在宣布浦东开发开放的决定后不到两个月,中央正式批准上海市《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这里突出了上海的国际地位,突出了上海在长江流域与长三角地区的龙头作用,突出了上海的国际经济、金融与贸易这三个中心。”熊月之说。
1994年,考虑到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在上海经济中的特别重要性,国家又在三个中心之外,加上“国际航运中心”。于是,上海城市发展目标,被定位为一个龙头,四个中心。2001年国务院批复同意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对上海城市的定位明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
“每一个新的台阶,都既是中央的要求,也是上海的自觉。每一次定位,上海都是认真调查研究,眼观世界风云,脚踏中国实际,看清上海特色,深思熟虑,谋定后动。”熊月之分析。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浦东开发不仅仅是项目开发、土地开发、经济开发,也是社会开发,更是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黄金平说。
在国家战略激励下,浦东也不断调整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历史方位:从经济领域的改革到综合配套改革,从改革开放的“窗口”到攻坚破冰的“试验田”……浦东的每一次突破,都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留下深刻足迹。
2007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记习近平同志在浦东调研时表示:“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进一步深刻认识开发开放浦东这项国家战略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浦东在加快实现‘四个率先’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在建设‘四个中心’中的核心功能作用”。
“示范”“核心”,赋予浦东强劲的发展动力、无限的发展空间,敢闯敢试、先行先试,赋予上海“先行者”“排头兵”的光荣使命。
经过此前几年的发展,浦东的物质基础有了,经济实力大了,但随之而来的,各种条条框框也多了。不打破坛坛罐罐、不拆除篱笆围栏,浦东就不可能赢得新一轮的大发展。以“敢闯敢试”为冲锋号,浦东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发展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中央紧紧抓住改革开放这个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经过缜密调研、深邃思考,果断决策启动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赋予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对外开放模式,进一步探索深化改革开放的经验”的时代重任。
开放倒逼改革,开放激活创新。
昔日烂泥漫流处,而今财富奔涌地。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浦东新区以占全市五分之一的面积、四分之一的人口,贡献了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进入新时代,浦东充分发挥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效应和自贸区、世博会、商用飞机制造基地等辐射带动效应,开始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二次创业”征程。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是一座光荣的城市,是一个不断见证奇迹的地方。“展望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壮阔征程上,上海一定能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一定能展现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气象!”
“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最早贴在浦东管委会机关食堂进门处的标语从未过时。
“总书记明确了浦东新的历史方位和使命。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浦东要更充分地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贡献更多浦东力量。”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开放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邹磊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