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爱国民主思想的发展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一个内在因素
　　冯玉祥爱国思想的形成，是基于他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冯玉祥出身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生长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年代。由于耳闻目睹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因此他对帝国主义主产生了强烈的痛恨情绪，“遂立志为爱国为军人，以御外辱而国耻”。1902年，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袁将其总督衙门迁往天津。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袁军被迫改换警服入城，这是冯玉祥在“庚子之役”后亲身忍受的最大一件耻辱与刺激，促使冯玉祥的爱国民族思想更加强烈。冯玉祥这种从小萌发出来的朴素的救国救民思想对他一生的行动具有很大的影响。
　　北京政变是冯玉祥爱国思想升华的体现。正是由于他具有爱国思想的内在因素，所以每当革命运动兴起时，便积极响应，倾向革命。
　　二、国共两党的影响是其发动北京政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思想对冯玉祥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冯于1918年6月至1920年7月任湘西镇守使，在驻兵常德期间，他已和孙中山方面的人士有所来往，初步读到了孙中山的著作，对孙中山非常佩服。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冯部与南方革命军为“友军，互不攻击”。
　　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冯玉祥做了积极的争取工作。1923年12月，孙又委派徐谦将他所著的《建国大纲》转交给冯玉祥。冯玉祥得此书后，十分高兴，细读之后，心里涌起了一种兴奋钦慕之情，认为“这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对症药方”。该《建国大纲》的民主精神、法制精神和爱国精神，对于同情人民、追求光明的冯玉祥颇有启发、教育作用，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此时，共产党也给予了冯玉祥不少的帮助。李大钊亲自去南苑探望正处于困境的冯玉祥。两人由于“远在辛亥革命起义后，一同参国加了中国同盟会”，此次相谈，十分投契。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在中共的建议下，孙中山更进一步采取了联络冯玉祥的策略。
　　从这方面看，北京政变是冯玉祥受孙中山和国共两党教育、影响的结果。
　　三、冯玉祥、吴佩孚矛盾日益尖锐是其发动北京政变的直接原因
　　冯玉祥与吴佩孚在清末同期任新军管带，一道在东北驻防，又同期当旅长，一同在四川作战。1918年，吴佩孚已升任直军总指挥，冯的职位仍未变动。此时二人已是貌合神离，最终成为暗敌，阎相文任陕西省督军时决心提拔冯玉祥。阎连电请求曹锟、吴佩孚将冯的十六混成旅扩编为师。吴佩孚对阎的多次请求都未予理睬，后又经阎苦苦相求，才在不加饷、不增械的附加条件下，将冯的第16混成旅改为陆军第11师，冯升任师长。这样，冯、吴矛盾表面化。同时，冯玉祥军队的作风与其他军阀不同，因此遭到了吴佩孚的忌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任河南省督军。在任期间，冯驱逐僧道，毁神像，将庙宇改为游民习艺所，并实行废娼，提倡生活朴素。这些举动，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但却使坐镇洛阳的吴佩孚深感不安，认为这将会成为自己施展权势的障碍。吴为排挤和打击来豫尚未站稳脚跟的冯玉祥，以与己关系甚密的宝德全为河南省军务督办，并委派心腹充任地方官员，使其牵制冯玉祥。结果冯把吴安插在河南督署的亲信全部调换成自己在陕西督署的全班人员，另找借口把宝德全枪毙了。从此，冯、吴交恶更深。当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后，吴佩孚命令冯军出师荒寒贫瘠的古北口一线作战，吴表面上对冯表示派冯担任的这一路关系重大，非劲旅不能胜任，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因为这一路路途遥远，只能步行，且“滦平承德一带山脉横互，道路崎岖，行军极感困难，赤峰东北复有沙漠数处，人烟绝少”，一路粮饷接济非常困难，其实这是吴佩孚的借刀杀人之策，即借奉军之手消灭冯军。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政变是吴佩孚逼出来的。
　　四、全国各阶层人民反直运动的高涨促成了冯玉祥北京政变的发动
　　直系的反动统治遭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反对。1923年10月，曹锟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演了一幕臭名昭著的贿选总统的丑剧，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向各国政府发表宣言，警告各国政府不得承认曹锟政府，同时下令讨伐曹锟。很多省份都对该省议员接受贿选投票予以声讨，否认其代表身份，有的还宣布开除其省籍。这样，举国上下很快形成了一股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反直洪流。针对形势的发展，中共发表了《第三次对于时局的宣言》，指出：“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把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组织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即得权利及势力”。由此，可看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与当时全国反直形势的高涨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促成了冯玉祥发动这次政变。
　　（作者单位：江苏睢宁高级中学南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