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传】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8日），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张爱玲的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其独特的人生态度在当时极为罕见。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先生向我们说：“做文章，开头一定要好，起头起得好，才能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结尾一定也要好，收得好，才能给读者以回味。”我们大家点头领会。她继续说道：“中间一定也要好——”还未说出所以然来，我们早已哄堂大笑。
　　然而今天，当我将一篇小说写完了，抄完了，看了又看，最后却摇摇头撕毁了的时候，我想到那位先生的话，不由得悲从中来。
　　写作果真是一件苦事么？写作不过是发表意见，说话也同样是发表意见，不见得写文章就比说话难。纸张未经发明的时候，人们把重要的記录与训诲写在竹简上，极其累赘，难得有书面发表意见的机会，所以文风力求其简短含蓄，不许有一句废话。后来呢，有了纸，有了笔，废话就渐渐多了。到了现在，印刷事业发达，写文章更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不必郑重出之。
　　纸的问题不过是暂时的，基本问题还是：养成写作习惯的人，往往没有话找话说；而没有写作习惯的人，往往有话没处说。我并不是说有许多天才默默无闻地饿死在阁楼上，比天才更为要紧的是普通人。一般说来，活过半辈子的人，大都有一点真切的生活经验，一点独到的见解。他们从来没想到要把它写下来，事过境迁，那些见解便就此湮没了。也许是至理名言，也许仅仅是一句无足重轻的风趣的玩笑，然而积少成多，究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项损失。
　　职业文人自我表现过度，无病呻吟，普通人则表现得不够，闷得谎。年纪轻的时候，倒是敢说话，可是没有人理睬他；到了中年，在社会上有了地位，说出话来有相当的分量，谁都乐意听他的；等到年纪大了，退休之后，言论可以自由了，不幸的是，老年人总是爱唠叨，听得人不耐烦，任是入情入理的话，也容易被当作耳边风。这是人生一大悲剧。
　　要有效果地发表意见，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
　　说人家所要说的，是代群众诉冤出气，弄得好，不难一唱百和。可是一般舆论对于左翼文学的某一点常表不满，那就是“诊脉不开方”。现在的知识分子谈意识形态，正如某一时期的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
　　那么，说人家所要听的吧。大家愿意听些什么呢？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单靠一两个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要争取众多的读者，就得注意到群众兴趣范围的限制。有的作者感到曲高和寡，有意地去迎合低级趣味。存心迎合低级趣味的人，多半是自处甚高，不把读者看在眼里，这就种下了失败的根。既不相信他们那一套，又要利用他们那一套为号召，结果是有他们的浅薄而没有他们的真挚。读者们不是傻子，很快就能察觉了。
　　我们不必把人我之间划上这么清楚的界限。我们自己也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也喜欢听明皇的秘史。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作者有什么可给的，就拿出来，用不着扭捏地说：“恐怕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吧？”
　　是个故事，就得有点戏剧性。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写小说，是为自己制造愁烦。我写小说，每一篇总是写到某一个地方便觉得不能再写下去了。尤其使我痛苦的是，最近写的《年青的时候》，刚刚吃力地越过了阻碍，正准备可以顺流而下放手写去时，故事已经完了。
　　（本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