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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里，我第一次见到火车是6岁那年。但第一次坐火车是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都是在冀鲁交界的故乡景县西南方的一个小火车站上，那个小站有个美丽的名字叫青兰。
父亲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县城北边一个乡里任党委书记，我们作为随迁家属一直跟着父亲住在乡的驻地。1962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疏散城镇人口，母亲就带我们兄弟几个回县城西南的苏堂村老家。记得回老家那天，全家人坐在一辆马车上，晃荡大半天，终于看到一条铁路的道口，母亲告诉我，这是石家庄到德州的“石德线”铁路，有道口的这个车站叫青兰车站。青兰是老家苏堂村所在乡的驻地。
放眼望去，车站建在一方高高的土台上，有两间黄色的小房子，屋檐是绿色的，铁路的路基也高出地面很多，车站上站着星星点点等车的人们。正在观望之际，道口的栏杆放下来了，高高的信号灯随之也变成了绿色，将我们的马车挡在栏杆以外。
“呜，呜——轰轰隆隆……”一列货车像一条黑色的长龙，满载着木材、油罐开过来。这一切，在我眼里都特别神奇，我興奋地喊叫着，顿时觉得老家比父亲工作的地方好得多，还能见到火车。
火车开走好一会儿，道口的栏杆才缓缓地抬起来。我们又坐着马车，走了足有个把小时，才到了老家的小村庄。原来青兰火车站离我要去的苏堂村还有十来里路呢！
这之后，我总想啥时候再能见到火车呢，货车是见过了，那客车是啥模样呢？有了这样的想法，就想有机会能跟着大人出去，去青兰看火车去。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母亲要去乡里开会，我就央求她带上我，说想去看火车。母亲答应了，我就跟在母亲后面一溜小跑。远远地就听见火车的汽笛声。那是冬天，伴随着巨大的声响，火车喷出的白雾升出老高、窜出很远。浓雾里，我问母亲，火车也喘气吗？母亲告诉我说，是的，火车也吃饭，不过它吃的是煤炭，煤炭变成火和汽，才能催着它跑得快呢。
当母亲领着我走到铁路道口时，栏杆又落下来了。只见远处“轰轰隆隆”又有一列火车开了过来，那火车果然不同于上次见过的火车，是一条绿色的长龙，每一节车厢上有好多的小窗口，窗口里坐着人，有的在向外张望，有的在看书读报，有的在喝茶聊天……看得我很是艳羡。哦，坐火车的感觉该有多好！
正在惊奇地张望时，只见火车“哐哐当当”越走越慢，竟在我们眼前停了下来。我刚要问母亲什么，母亲拽起我说：“快跟紧！我们钻过去，不然开会就迟到了！”说时迟，那时快，我赶紧弯腰跟着母亲，从火车的两个车厢的间隙钻了过去。当我们钻过去走远时，还听到有铁路道口的工作人员大声吆喝：“不要钻了！不要钻了！你们都不要命啦！”客车在青兰站只停留两分钟。
后来我知道了，青兰是个小站，也没有站台，下车的旅客都要从车厢的踏板上往下跳，上车的旅客要拽着列车上的扶手使劲儿攀登。这样，上了年纪的老人上下就很不方便了。由于没有站台，车厢和地面之间空隙很大，经常有人在车停下的当口钻来钻去。
在青兰站上车的人，多是干农活的庄稼人，有的是到德州、济南、徐州等地买卖粮食和棉花，有的是到衡水、石家庄、天津等地看病的，也有少数人是家里日子过不下去，出去要饭的。戴着白毛巾、草帽，穿着或臃肿或单薄衣裳的乘客，手里提的、肩上扛的，多是地里长出来的玉米、小麦和高粱或棉花，也有的是铺盖、衣物等杂物。我们村里的甲寅大爷一家，就曾坐着火车去徐州一带要饭去。后来回到村里，甲寅大爷常给人们讲在徐州的见闻。人们当面都是很注意倾听的样子，背地里却说，这甲寅大爷不过日子，混不下去了，还有心情领着一大家子去逛徐州哪！
母亲也曾随着人们坐着火车，去济南、德州等地卖过棉花、买过粮食。到现在，我还隐约记得，母亲一个人背着沉甸甸的粮食布袋，从青兰火车站步行到老家胡同里的身影。回到屋子里，扔下布袋，汗水已沁在母亲的脸上，她的头发紧贴在前额上，衣服也已经湿透了。但见了嗷嗷待哺的我们兄妹几个，母亲满脸都是笑意，眯缝着眼睛一一看着我们。
那时候的火车票很是便宜。从青兰站坐到德州只需要5毛钱，坐到济南也就是一块多钱。但在百姓眼里，那时候的5毛、1块就是大钱了。不少人舍不得这点盘缠钱，选择步行去德州、衡水，甚至更远的天津、北京。许多人不买票坐上火车，东躲西藏想方设法逃票。因为青兰站没有围墙，也没有什么“检票口”的设置。上车时，从来没有统一排队一说，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见到火车来了就朝车厢门口奔跑，车一停下就捷足先登。一旦有工作人员阻拦，人们就说，俺上去补票哩。
印象深的还有，那年我的爷爷从东北长春乘坐火车返乡。爷爷早在抗战年代曾参加过一支抗日救国的农民武装，老家一带俗称“老葛的队伍”，领头的葛荣华是一位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由于痛恨日寇侵略揭竿而起，拉起一帮人马打富济贫、抵抗侵略。后被八路军陈再道部收编。但这葛荣华自由散漫惯了，收编没几天就投靠了日伪军，搞得带过去的这支队伍也分崩离析、四分五裂。我爷爷就是在那种混乱状态下逃到东北去的。解放后，爷爷这段经历一直算是洗不清的“历史问题”，他也就一直待在东北自己开了个“煎饼铺”，从没有回过老家。后来年纪大了，得了肺病，做不了活儿了，一走路就喘个不停的爷爷终于下决心叶落归根回老家。他让在长春的老乡帮忙把自己送上火车，而后一个人带着几十年全部家当——一个破旧木箱子和一个铺盖卷，经德州转车，辗转回到老家。在青兰火车站下车时，我随父亲和哥哥一起去接他。远远地看见，火车停稳后，几位列车工作人员抬着一个担架，小心翼翼地把年迈体衰、瘦骨嶙峋的爷爷送了下来。现在回过头来看，真不知道爷爷那几十个小时的旅途是怎么过来的。估计倘若没有列车员和好心人的热情关照，爷爷恐怕会把命丢在路上的。
我第一次坐火车，是上小学五年级那年，跟随本村一位在天津工作的姐夫，到天津去找母亲的姨妈，我叫姥姥的一位亲戚。从青兰车站上车后，我的眼睛就不够用的了，列车上的座位是一拉溜黄色的木椅，行李架、衣帽钩，还有播放着音乐的广播音箱……去的时候因有那位姐夫领着，也没觉得路途远，我趴在车窗前，默记着路过的站名：王同、吴桥、东光、沧州、唐官屯、薛官屯、青县、独流。只是在天津住了一个暑假，返回时姥爷把我一个人送到火车上，递给我一张到达青兰的火车票就下车了。当时我刚满10岁，从没有单独出过门。在列车上，开始我还有些忐忑，一会儿担心不会倒车，一会儿又怕自己坐过了站。列车员见我一个孩子，就不时过来叮嘱几句，好心的乘客有的给我送吃的，有的给我讲故事，在德州换乘时，还主动给我当向导。那时候的社会风气，自然淳朴。 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我还有一次坐火车逃票的经历。那是上初二那年，我去位于深县（现深州市）王家井的衡水机电学校看在那里读书的二哥，兜里装着临行前母亲给的两块钱，可上火车时却舍不得掏出钱来买票，跟着那些大人们就上了火车，一路上提心吊胆地担心列车员查票。还好，直到下车出了王家井车站，也没有人查我的票。也许是由于从小生在农村，个头发育得晚，即便是查票，列车员也觉得我还是个孩子的缘故。后来，我拿着母亲给的两块钱，去书店买了一本那时爱看的长篇小说《平原枪声》。
读高中时，就能天天见到火车了。我们的学校就建在石德铁路线北边的一块空地上。我上学往返都要穿过铁路，上课时能听到不时响起的火车鸣笛声。那时我经常瞅着穿梭奔行的列车发呆，幻想着有一天能走出小村，乘坐着火车远走高飞，去实现人生的梦。
1976年当兵后，我每次回家探亲，都是从青兰站下车上车。每次走下列车，步入小站，听到久违的乡音，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每次离家，惜別亲人，告别小站，慨叹人生几度秋。那年我从前线凯旋归来，结束了休假要到青兰站上车归队。已退休在家的父亲执意要用自行车送我去车站。那天刮起七八级大风，天空灰蒙蒙的。父亲骑不动自行车，就推着走，一边走一边说着嘱咐我无数遍的那些话。到了青兰站，火车马上就进站了，父亲一直把我送到车厢门口，他一只手捂着头上的帽子，一只手扶着我的胳膊，大声说：“老了，懒得动笔了，以后我一般不给你去信了，你要经常给家里来信！”我满心答应着，与父亲挥手道别。火车渐行渐远，父亲依然站立在小站的土台子上。
转眼几十年过去，时光进入高铁时代。不知从何时起，故乡小站青兰已经从石德铁道线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离青兰十几里远的一个叫王谦寺的地方，修建起高大漂亮的高铁景州站。在那里乘坐高铁，去德州也就十分钟路程，到济南、石家庄也就是半个多小时。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
父母和甲寅大爷那一代人都相继离开人世了。往返于高铁站的人们，再也不见手提、肩扛棉花包、粮食布袋和偌大铺盖卷儿的了，他们的穿戴也与城里人没有多大差别了。接送站的人们也不骑自行车了，都是开着自家的小轿车：奥迪、长城、吉利、奔驰、宝马、长安、红旗、比亚迪……各种名牌车辆应有尽有。与40年前的青兰车站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了。
去年我回故乡，专门去青兰站的旧址看了看，已经完全没有过去的模样了：两间小黄房子早已拆掉，当初的土台子上已是垂柳依依，与整个铁道线路两侧的绿化带融为一体。那个有栏杆儿的道口已被宽敞明亮的地下通道替代。路轨比原来又增加了几条，像数条通向远方的平行线，将美丽的冀东南平原一分为二。如今路过青兰小站旧址的那些列车，好像也不再“吃煤炭”了，速度明显快了许多，风驰电掣一般，还没等看清车厢里什么人就飞驰过去了。
不过，昔日的青兰小站，如同故乡的老屋一样，刻骨铭心地储藏在我的记忆里。小站上发生的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也像一幅纯净质朴的风俗画，叠影似的在我眼前浮现。
走遍世界，走不出故乡的小站——青兰。
父亲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县城北边一个乡里任党委书记，我们作为随迁家属一直跟着父亲住在乡的驻地。1962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疏散城镇人口，母亲就带我们兄弟几个回县城西南的苏堂村老家。记得回老家那天，全家人坐在一辆马车上，晃荡大半天，终于看到一条铁路的道口，母亲告诉我，这是石家庄到德州的“石德线”铁路，有道口的这个车站叫青兰车站。青兰是老家苏堂村所在乡的驻地。
放眼望去，车站建在一方高高的土台上，有两间黄色的小房子，屋檐是绿色的，铁路的路基也高出地面很多，车站上站着星星点点等车的人们。正在观望之际，道口的栏杆放下来了，高高的信号灯随之也变成了绿色，将我们的马车挡在栏杆以外。
“呜，呜——轰轰隆隆……”一列货车像一条黑色的长龙，满载着木材、油罐开过来。这一切，在我眼里都特别神奇，我興奋地喊叫着，顿时觉得老家比父亲工作的地方好得多，还能见到火车。
火车开走好一会儿，道口的栏杆才缓缓地抬起来。我们又坐着马车，走了足有个把小时，才到了老家的小村庄。原来青兰火车站离我要去的苏堂村还有十来里路呢！
这之后，我总想啥时候再能见到火车呢，货车是见过了，那客车是啥模样呢？有了这样的想法，就想有机会能跟着大人出去，去青兰看火车去。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母亲要去乡里开会，我就央求她带上我，说想去看火车。母亲答应了，我就跟在母亲后面一溜小跑。远远地就听见火车的汽笛声。那是冬天，伴随着巨大的声响，火车喷出的白雾升出老高、窜出很远。浓雾里，我问母亲，火车也喘气吗？母亲告诉我说，是的，火车也吃饭，不过它吃的是煤炭，煤炭变成火和汽，才能催着它跑得快呢。
当母亲领着我走到铁路道口时，栏杆又落下来了。只见远处“轰轰隆隆”又有一列火车开了过来，那火车果然不同于上次见过的火车，是一条绿色的长龙，每一节车厢上有好多的小窗口，窗口里坐着人，有的在向外张望，有的在看书读报，有的在喝茶聊天……看得我很是艳羡。哦，坐火车的感觉该有多好！
正在惊奇地张望时，只见火车“哐哐当当”越走越慢，竟在我们眼前停了下来。我刚要问母亲什么，母亲拽起我说：“快跟紧！我们钻过去，不然开会就迟到了！”说时迟，那时快，我赶紧弯腰跟着母亲，从火车的两个车厢的间隙钻了过去。当我们钻过去走远时，还听到有铁路道口的工作人员大声吆喝：“不要钻了！不要钻了！你们都不要命啦！”客车在青兰站只停留两分钟。
后来我知道了，青兰是个小站，也没有站台，下车的旅客都要从车厢的踏板上往下跳，上车的旅客要拽着列车上的扶手使劲儿攀登。这样，上了年纪的老人上下就很不方便了。由于没有站台，车厢和地面之间空隙很大，经常有人在车停下的当口钻来钻去。
在青兰站上车的人，多是干农活的庄稼人，有的是到德州、济南、徐州等地买卖粮食和棉花，有的是到衡水、石家庄、天津等地看病的，也有少数人是家里日子过不下去，出去要饭的。戴着白毛巾、草帽，穿着或臃肿或单薄衣裳的乘客，手里提的、肩上扛的，多是地里长出来的玉米、小麦和高粱或棉花，也有的是铺盖、衣物等杂物。我们村里的甲寅大爷一家，就曾坐着火车去徐州一带要饭去。后来回到村里，甲寅大爷常给人们讲在徐州的见闻。人们当面都是很注意倾听的样子，背地里却说，这甲寅大爷不过日子，混不下去了，还有心情领着一大家子去逛徐州哪！
母亲也曾随着人们坐着火车，去济南、德州等地卖过棉花、买过粮食。到现在，我还隐约记得，母亲一个人背着沉甸甸的粮食布袋，从青兰火车站步行到老家胡同里的身影。回到屋子里，扔下布袋，汗水已沁在母亲的脸上，她的头发紧贴在前额上，衣服也已经湿透了。但见了嗷嗷待哺的我们兄妹几个，母亲满脸都是笑意，眯缝着眼睛一一看着我们。
那时候的火车票很是便宜。从青兰站坐到德州只需要5毛钱，坐到济南也就是一块多钱。但在百姓眼里，那时候的5毛、1块就是大钱了。不少人舍不得这点盘缠钱，选择步行去德州、衡水，甚至更远的天津、北京。许多人不买票坐上火车，东躲西藏想方设法逃票。因为青兰站没有围墙，也没有什么“检票口”的设置。上车时，从来没有统一排队一说，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见到火车来了就朝车厢门口奔跑，车一停下就捷足先登。一旦有工作人员阻拦，人们就说，俺上去补票哩。
印象深的还有，那年我的爷爷从东北长春乘坐火车返乡。爷爷早在抗战年代曾参加过一支抗日救国的农民武装，老家一带俗称“老葛的队伍”，领头的葛荣华是一位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由于痛恨日寇侵略揭竿而起，拉起一帮人马打富济贫、抵抗侵略。后被八路军陈再道部收编。但这葛荣华自由散漫惯了，收编没几天就投靠了日伪军，搞得带过去的这支队伍也分崩离析、四分五裂。我爷爷就是在那种混乱状态下逃到东北去的。解放后，爷爷这段经历一直算是洗不清的“历史问题”，他也就一直待在东北自己开了个“煎饼铺”，从没有回过老家。后来年纪大了，得了肺病，做不了活儿了，一走路就喘个不停的爷爷终于下决心叶落归根回老家。他让在长春的老乡帮忙把自己送上火车，而后一个人带着几十年全部家当——一个破旧木箱子和一个铺盖卷，经德州转车，辗转回到老家。在青兰火车站下车时，我随父亲和哥哥一起去接他。远远地看见，火车停稳后，几位列车工作人员抬着一个担架，小心翼翼地把年迈体衰、瘦骨嶙峋的爷爷送了下来。现在回过头来看，真不知道爷爷那几十个小时的旅途是怎么过来的。估计倘若没有列车员和好心人的热情关照，爷爷恐怕会把命丢在路上的。
我第一次坐火车，是上小学五年级那年，跟随本村一位在天津工作的姐夫，到天津去找母亲的姨妈，我叫姥姥的一位亲戚。从青兰车站上车后，我的眼睛就不够用的了，列车上的座位是一拉溜黄色的木椅，行李架、衣帽钩，还有播放着音乐的广播音箱……去的时候因有那位姐夫领着，也没觉得路途远，我趴在车窗前，默记着路过的站名：王同、吴桥、东光、沧州、唐官屯、薛官屯、青县、独流。只是在天津住了一个暑假，返回时姥爷把我一个人送到火车上，递给我一张到达青兰的火车票就下车了。当时我刚满10岁，从没有单独出过门。在列车上，开始我还有些忐忑，一会儿担心不会倒车，一会儿又怕自己坐过了站。列车员见我一个孩子，就不时过来叮嘱几句，好心的乘客有的给我送吃的，有的给我讲故事，在德州换乘时，还主动给我当向导。那时候的社会风气，自然淳朴。 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我还有一次坐火车逃票的经历。那是上初二那年，我去位于深县（现深州市）王家井的衡水机电学校看在那里读书的二哥，兜里装着临行前母亲给的两块钱，可上火车时却舍不得掏出钱来买票，跟着那些大人们就上了火车，一路上提心吊胆地担心列车员查票。还好，直到下车出了王家井车站，也没有人查我的票。也许是由于从小生在农村，个头发育得晚，即便是查票，列车员也觉得我还是个孩子的缘故。后来，我拿着母亲给的两块钱，去书店买了一本那时爱看的长篇小说《平原枪声》。
读高中时，就能天天见到火车了。我们的学校就建在石德铁路线北边的一块空地上。我上学往返都要穿过铁路，上课时能听到不时响起的火车鸣笛声。那时我经常瞅着穿梭奔行的列车发呆，幻想着有一天能走出小村，乘坐着火车远走高飞，去实现人生的梦。
1976年当兵后，我每次回家探亲，都是从青兰站下车上车。每次走下列车，步入小站，听到久违的乡音，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每次离家，惜別亲人，告别小站，慨叹人生几度秋。那年我从前线凯旋归来，结束了休假要到青兰站上车归队。已退休在家的父亲执意要用自行车送我去车站。那天刮起七八级大风，天空灰蒙蒙的。父亲骑不动自行车，就推着走，一边走一边说着嘱咐我无数遍的那些话。到了青兰站，火车马上就进站了，父亲一直把我送到车厢门口，他一只手捂着头上的帽子，一只手扶着我的胳膊，大声说：“老了，懒得动笔了，以后我一般不给你去信了，你要经常给家里来信！”我满心答应着，与父亲挥手道别。火车渐行渐远，父亲依然站立在小站的土台子上。
转眼几十年过去，时光进入高铁时代。不知从何时起，故乡小站青兰已经从石德铁道线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离青兰十几里远的一个叫王谦寺的地方，修建起高大漂亮的高铁景州站。在那里乘坐高铁，去德州也就十分钟路程，到济南、石家庄也就是半个多小时。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
父母和甲寅大爷那一代人都相继离开人世了。往返于高铁站的人们，再也不见手提、肩扛棉花包、粮食布袋和偌大铺盖卷儿的了，他们的穿戴也与城里人没有多大差别了。接送站的人们也不骑自行车了，都是开着自家的小轿车：奥迪、长城、吉利、奔驰、宝马、长安、红旗、比亚迪……各种名牌车辆应有尽有。与40年前的青兰车站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了。
去年我回故乡，专门去青兰站的旧址看了看，已经完全没有过去的模样了：两间小黄房子早已拆掉，当初的土台子上已是垂柳依依，与整个铁道线路两侧的绿化带融为一体。那个有栏杆儿的道口已被宽敞明亮的地下通道替代。路轨比原来又增加了几条，像数条通向远方的平行线，将美丽的冀东南平原一分为二。如今路过青兰小站旧址的那些列车，好像也不再“吃煤炭”了，速度明显快了许多，风驰电掣一般，还没等看清车厢里什么人就飞驰过去了。
不过，昔日的青兰小站，如同故乡的老屋一样，刻骨铭心地储藏在我的记忆里。小站上发生的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也像一幅纯净质朴的风俗画，叠影似的在我眼前浮现。
走遍世界，走不出故乡的小站——青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