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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送福,又是一年春來早。每逢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各地都会以不同的民俗形式辞旧迎新、欢度春节,北方的庙会和南方的花市,都是极具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节庆活动。在各地的迎春花市中,尤以广州的迎春花市最为著名,成为广府人除夕之夜的必逛去处。岁暮时节,当人们置身于花海之中,一眼望去,“十里花街”人潮涌动。特别是初来广州的宾客,定会被花街的盛景所征服,流连忘返,回味无穷。作为独具岭南意蕴的传统民俗活动,广州迎春花市究竟始于何时?为何能在岭南这片沃土上延绵不息呢?
“花田霸主”素馨花
谈到花市,肯定就少不了花。广州自古就有“花城”的美誉,据记载,广州花卉栽培的历史可上溯至秦汉时期。民间很早就流传有“粤东四市”的说法,即羊城花市、廉州珠市、东莞香市、罗浮药市。其中,尤以羊城花市最为著名。广州地处亚热带季风区,常年气候温润,草木繁茂,特别适宜种植花卉。南越(今广东和广西一带)素为百花生长之地,当地人特别喜爱花并乐意栽花。早在汉代时,南越的妇女们已懂得用彩线穿花成串作为头饰。
在孕育出的众多花卉品种中,尤以素馨花的栽培历史最为悠久,影响也最为深远。素馨花,又名耶悉茗花,俗称玉芙蓉,为常绿直立亚灌木,属木犀科,花体呈白色且富有香气。素馨花产自西域或波斯,并非岭南特产,据传是汉代时由胡人经海路引种于南越一带的,之后被当地民众广泛种植。据传,西汉名士陆贾奉旨南下劝南越王赵佗归汉,他将在南越的所见所闻编纂成《南越行纪》,书中记载:“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这里的“二花”指的是“末利花”(即茉莉花)和“耶悉茗花”(即素馨花)。西晋永兴元年(304年),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一书中亦记载:“耶悉茗、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素馨花成为广州花市的开业鼻祖,堪称“花田霸主”。
“耶悉茗”源自波斯语,后易名为“素馨”。人们为什么将其称为“素馨”呢?相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素馨原为一位国色天香的种花姑娘,她敦厚善良,孝敬父母,并时常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接济乡邻,广受贫苦花农的爱戴,人们称颂她为“花魂”的化身。为了纪念素馨的功绩,花农们将精心栽培的耶悉茗花称为素馨花。素馨的芳名就如同素馨花一样流芳百世,为后世所赞颂。
另一种说法是,素馨原为南汉宫廷的一名秀女,据说,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国庄头村有位种花的姑娘名叫素馨,她自幼酷爱耶悉茗花,本人长得比花还要美艳。南汉君王刘鋹广选佳丽,素馨与十几位花田姐妹也被选入宫中。由于她俊俏聪明,深受刘鋹的宠爱。刘鋹见她喜爱耶悉茗花,就下令将御花园内统统种上耶悉茗花,并要求所有的宫妃像素馨一样佩戴耶悉茗花。每日清晨秀女们梳妆打扮的时候,花瓣如雪,花流成河。据说,广州城内的“流花湖”和“流花桥”就得名于此。素馨死后,刘鋹将她埋葬于御花园之内,并在周围种满了耶悉茗花。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南汉国被宋军所灭,南汉皇宫也毁于兵燹之中。庄头村的父老乡亲十分缅怀素馨,于是将她的坟冢由宫内移回庄头村。后来,人们发现在素馨的坟头上长满了洁白的耶悉茗花。缘于耶悉茗花白且香,暗合了素(白)馨(香)之意,此后人们便将耶悉茗花称为素馨花。
宋代,岭南一带广泛种植素馨花。南宋文士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记载,素馨花“番禺甚多,广右绝少,土人尤贵重”。据此可知,素馨花广泛种植在番禺(今广州)一带,即便是相邻的广右(即广西)也极为罕见。人们出于对素馨花的喜爱,大多将其采下,作为装饰之物,并在市集上售卖,买者甚众,逐渐形成了花市的雏形。事实上,宋代男子簪花的风气甚盛,《水浒传》中的蔡庆就因“生来爱戴一枝花”而有“一枝花”的美誉。宋代君臣每逢重大节日也都有戴花的习惯,据《宋史·舆服志》记载,“襆头簪花,谓之簪戴”。《东京梦华录》中也说,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还赐花给从驾的臣僚和仪卫簪戴。由此观之,宋代岭南民众喜爱佩戴素馨花,也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最爱登眺素馨斜
在古代,花市并非广州城所独有,各地均出现过花市。秦代的都城咸阳,就有较大规模的菊花交易市场。唐代的长安与成都也都有花市,“诗圣”杜甫的一句“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就道出了芙蓉花遍开成都城的盛景;诗人韦庄亦吟诵有“锦江风散霏霏雨,花市香飘漠漠尘”的千古名句。迨至南宋时期,临安和扬州也都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花市。
广州的花市缘起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国,此后便异军突起,成为扬名海内外的花市之都。当时,在广州城门下聚集有不少花农,他们都以种花和售花为业。据记载,珠江南岸的庄头、瑶头、五凤、南村一带,就居住有大量的花农,这一带也被人们称为“素馨斜”。
这一现象持续到清代也极为普遍。岭南文士陈华咏诗道“三十三乡人不少,相逢多半是花农”,又说“花田女儿花作命,衣花食花解花性”。一代文豪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亦记载,“珠江南岸,有村曰庄头,周里许,悉种素馨,亦曰花田”,说的就是珠江南岸的庄头村盛产素馨花,这里的妇女天亮之时就起来采摘鲜花。许多花贩“涉江买以归,列以九门出售”,继而出现“城内外买者万家,富者以斗解,贫者以升,量花若量珠”的兴旺景象。当时“花市在广州七门”,这里所说的“七门”,指的是广州老城的7个城门,也就是早期花市的所在地,所售卖的大多为素馨花,“所卖止素馨,无别花,亦犹洛阳但称牡丹曰花也”,素馨花成为广州城的名花。
岭南人对素馨花情有独钟。清代文士陈坤在诗中说,“素馨花市闹黄昏,抛掷金钱价莫论”,素馨花已成为广府人重金购买的佳品。清代诗人何渐鸿在《羊城竹枝词》中说:“观音山畔阿侬家,生小由来只爱花。百步石梯梯石滑,时常登眺素馨斜。”“观音山”即广州城内的名山越秀山,“百步石梯”指的是由山麓至半山亭的石级,每逢秋高气爽之时,人们便在此登高品赏素馨花。屈大均也将冬凝寒瑞的洛阳雪松与花田雪白的素馨花进行对比:“能将北雪为南雪,为有苍苍自洛来。松柏至今虽然尽,花田尝见雪花开。”
更买鲜花度岁华
随着花卉业的急遽发展,广州的花市也逐渐形成。每日清晨,花农们采摘大量的素馨花,从珠江南岸运至城内售卖。水上花市古已有之,明代萬历年间,花农们大多聚集在天字码头,然后进城售卖。于是,人们又将天字码头称为“花渡头”。后来,花市的规模逐渐延展,扩展至广州9个城门,售卖的品种主要以素馨花为主。近年来,考古工作者还在广州城西的大策一带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详细注明了明代大策花市的由来与兴起。
清初,广州花市的规模日渐壮大。据吴震方在《岭南杂记》中记载,康熙年间从花田村运往城区出售的素馨花不下数百担。清代中后期,广州已形成了常年固定的花市交易场所。同治年间,广州开始出现了夜间花市。据同治年间纂修的《南海县志》记述,夜间花市“灯月交辉,花香袭人”,引来众多民众前来观赏。不久,随着广州城人口的激增,花卉的用量也急遽增加。特别是岁暮时节,花卉已成为广府人迎春贺新的必备之物,迎春花市由此出现。
缘于春节是中国人最为隆重的节日之一,岁暮时节的花市与平时花市相比也颇为不同,不仅花色品种繁多,而且除了售花之外,市集上还兜售春联、诗画、盆栽等,随着广州民间商业经济的日趋繁盛,市井生活也颇为丰富多彩,花市也由单纯的售花集市逐渐演变成融节庆活动于一体的休闲民俗。一首形容广州花市的《羊城竹枝词》写道:“羊城世界本花花,更买鲜花度岁华。除夕案头齐供养,春风吹暖到人家。”不仅如此,清末文人潘贞敏在其所著《佩韦斋诗钞·花市歌》中也写道:“粤省藩署前,夜有花市,游人如蚁,至彻旦云。”可见,夜间的花市已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清末,每逢除夕之夜,全城男女老少便来到双门底一带逛花市。双门底大街分为上街和下街,上街主要以售卖吊钟、桃花为主,下街主要以售卖水仙为主,开市的时间从腊月廿四起,至正月十五元宵节为止。据记载,当时道路两旁商铺林立,路面上矗立着十多座牌坊,此外还有一座古楼和三座古庙。花农们席地摆设花档,排列于道路两旁,聚集在古楼、古庙四周和古牌坊之下。六七米宽的空间,左右两旁是两长列的花档,路中间随处也是花档,游人如鲫,随意穿梭于花档之间。晚清之际,尚未有电灯,每逢夜幕垂降时,花市内一片油灯和马灯,有挂着的,有吊在牌坊柱上的,有放在地上的,远望星星点点,岁末寒风一吹,整个花市便在一片光影中摇曳。密密麻麻的人影、花影映在古楼古庙古牌坊之上,正如《岁暮杂诗》中所言“双门花市走幢幢”,这里的“幢幢”说的便是灯影摇曳的样子。
除夕花市游人如织,平时也有不少花贩入城叫卖花卉,有诗咏道:“一声叫破春城晓。东家又要,西家又要,楼头叫骂嫌迟了。金钱买得春多少?”可见,“花仔花女”们的生意还不错。不少商号店铺、茶居酒楼食肆还定购四时花卉,清末时已有专业的“花贩”“花客”送花上门,包插花、摆盆花,品种以万年青、菊花、大丽花为多。
花埭群芳似云霞
除了逛花市之外,春节期间“游花埭”也成为一项颇受人们欢迎的民俗活动。明清以来,广州城的周边已形成了众多的花卉产区。其中,在花卉产区芳村一带,就有个名叫“花埭”的地方,那里一年四季百花盛开,花卉品种多达1000余种。为何花埭繁花似锦,能集天下名花于此地呢?这里还流传着一个报恩的感人故事。据说,芳村原本是一个偏僻的小荒村,杂草丛生,蛇鼠出没。在一片低洼地上有个菜园,菜园里的一间小草屋里住着一位孤独的老人名叫蔡伯,他终年与檐头营巢的燕子相依为伴。一日,一位过路人射伤了小燕子,蔡伯为它精心调治,直至伤愈长大放回燕群,小燕子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翌年春天,当群燕飞回来的时候,每只燕子都在蔡伯的园子里吐一颗种子,将天下的奇花异卉撒播在菜园里,菜园瞬间变成了百花园,也就是今天的花埭,从此“荒村”变成了“芳村”。 方圆数十里的花埭,素馨花和茉莉花一片雪白,玫瑰花和紫薇花交相辉映,洋桃树和橄榄树草林畅茂……不少富商望族瞄准了这片风景秀丽之地,开始在花田周边营建别墅和花园,享誉全城的便有听松园、六松园、纫香园、翠林园、杏林庄等。晚清学者康有为、张维屏等,也大多在此置地居住过。这些文人雅士还成立了不少的诗社画苑,每逢传统节日,文士们便在园内摆设“花局”,展出各种奇花异卉,遍邀社友吟诗作画,娱乐一番。特别是新春时节,虽然北方天寒地冻,但广州却是温暖如春、百花争艳,人们成群结队地到花埭游览,后相沿成习,形成了“日游花埭”的风俗。
在文人墨客的笔下,亦有不少歌咏花埭的名篇佳句。在众多的咏花诗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光绪年间广东举人梁修所作的《花埭百花诗》。据说,这是他在花埭纫香园期间,园主為招徕游客,在园内设置“百花诗坛”,请他题咏百花而成的诗集。梁修在新春时节作诗,慕名前来赏诗观花者络绎不绝,花埭遂极一时之盛。这部诗集,不仅是花埭的群芳谱,而且颇具艺术价值,托物寄情,借花喻人,品艳评香,极富岭南地方诗韵。
喜逛花市秘密多
自古以来,广州就是重要的对外港口。即便在清中期“闭关锁国”之际,广州也并未中断对外交流。按照清廷规定,居住在广州洋行区的洋人是不能随意入城的,只能到花地湾、荔枝湾、海幢寺等地逛花市、逛公园。就算是逛花市,全程也要有官府指派的通事“监视”,不可恣意而为。为什么官府对洋人逛花市也进行监控呢?这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
据传,曾经发生过洋人偷运动植物标本和种子回国,以及洋人与本地民众因偷采花卉种子发生冲突的事件。这还得从18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中国园林热”开始说起。当时,欧洲王室贵族十分热衷园艺,他们从来华传教士的描述中得知,中国人的花园不仅有别具风格的建筑布局,还种满奇花异草,因此十分好奇狂热,想尽办法获取来自中国的花卉。18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就把在中国收集到的大量植物和种子运回法国栽种。英国人也不甘示弱,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便是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皇家植物园园长班克斯。他不仅加入了1792年马戛尔尼的访华使团,而且还在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的来华人员中安插了园艺师暗中考察;并通过与东印度公司的私人关系,安排自己的工作人员到广州收集情报,趁机采购动植物标本;此外,他还为他的妻子收集中国瓷器。各国洋人在闲暇之余收集中国的动植物蔚然成风,有的把新奇漂亮的植物活株或捕捉到的昆虫标本互相馈赠;有的把新发现的动植物送给班克斯在华的联系人,希望用自己的名字为新发现的动植物命名;有的则成为业余的动植物学家,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师里夫斯、医生利文斯通、鸦片贩子比尔等。令他们感到困扰的是,清政府不允许他们在广州城中随处走动,必须依靠本地人的帮助,才能窥见中国这个“神秘花园”的一隅。
正是在此背景下,洋人一面依靠行商从内地带回标本,观察洋行园丁的种植流程,聘请中国画师描绘动植物图;另一方面,也亲自去逛花市,觅得心头好。而本地花农对接待外国顾客一点也不陌生,还会用广式英语招揽外国客人。当时精明的广州花农知道洋人对植物需求量较大,经常卖到很高的价钱。尽管如此,洋人与广州本地花农之间的贸易有增无减,可见,当时的广州花市完全是个卖方市场。在长期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洋人深感不能总是处于下风。 于是,他们在采集标本时找到一批有趣的合伙人,那就是广州本地的小孩。英国博物学家亚当斯在一份赴广州的科学考察报告中写道:“(广州)的小孩子在搜寻标本的时候就像科学家一样热切,无疑他们是我最好的合伙人。”在当时的乡下,小孩到处都是,只要给他们一点钱,几十个小孩子就会一哄而上,纷纷跑到池塘边、田野里、树林之中,回来的时候总可以带回各式各样奇怪而漂亮的标本。然而,这些天真无邪的小孩,全然不知道自己打发时间的举动,成为洋人偷取动植物标本的重要途径。
鸦片战争以后,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洋人的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广州。各国商人、传教士、领事官,也在中国多地从事园艺情报收集和动植物走私活动。
花开灿烂寓意好
清末宣统年间,梁鼎芬在修撰的《番禺县续志》中记载“花市在藩署前,岁除尤盛”,这是广州迎春花市首次出现在官方的史志之中。清末时出现的花市,无论是藩署前的花市,还是双门底的花市,尽管热闹非凡,岁晚尤盛,但性质上仍然是一个常年性的花市,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迎春花市。
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迎春花市定型于20世纪20年代,并与岭南的春节民俗相融合。当时,广州工商业发展迅速,市民生活日益丰富。岁暮之时,家家户户必置鲜花,采用的便是摆年橘、摆水仙、插鲜花等方式,花的需求量也骤然增大。尤其是腊月廿八至除夕之夜,政府开始有意识地举办迎春花市活动,吸引了市民的广泛参与。花市还与当时颇为时髦的灯展相结合,更增添了现代城市的气息。除夕夜逛花市,成为一家人难得的团聚活动。在花团锦簇与欢声笑语的氛围中,人们享受着亲情与美景,甚至港澳市民及南洋侨胞也专程赶来逛花街聚会。一时间,广州迎春花市名声大噪,“年卅晚行花街”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成为广州人独特的习俗。广州人称行花街为“卖懒”,说除夕出门行街的人明年不会偷懒。小孩喜欢提着灯笼边走边唱:“卖懒卖懒,卖到年卅晚,谁要买懒?人懒,我不懒!”这支民谣展现了广州花市习俗,成为花市的主题歌。
民国时期的广州花市时间,一般由腊月廿八至除夕深夜12时,连续3天;又或延长一两个小时,即自行散市,此习俗一直沿袭至今。1919年,广州拆除城墙,双门底辟为大街,花市日趋兴盛。除双门底外,西关十八甫亦有花市,后因筑马路迁至桨栏路。拆墙筑路后,西关地区与原城区连成一片,人们往来再无阻隔,花市发展越来越兴旺,成为民国时期广州的花市中心。当时,这一带是广州商业较为繁华的地段。桨栏路是参茸药材业、绸布批发业、钱庄等商号的集散地。南边拥有十三行的银钱业、杉木栏的纱绸业、西濠口的大酒店和大商店,西边拥有杨巷的匹头业,北边拥有上九路的土布业、金铺业以及下九路的绸缎业、德星路的百货业,东边则汇聚有京果海味业、状元坊的刺绣业等。商业的繁荣,也集聚了较多人气,营造出花市的热闹氛围。
每逢年终结算之际,大约在腊月廿八前后,一年盈亏已成定局,因此商号们都要把厂店布置一番,作除旧布新的迎春,寄希望于未来。商人们多会在此时买些时花摆个花局,就是在店铺的正中央摆一张八仙桌,系上红色的绣花桌围,放上花瓶,插上花枝并伴以花脚(切枝),桌面上或再放水仙花、糖果盒等,有条件的更是挂几幅名家字画,借此表示店主人的风雅和阔气。没有名家字画可挂的,也会用红纸写上几句吉祥话,张贴于店中适当位置,并在周围陈列金橘、盆花,使店中充满节日气氛。当时的店主都流行摆花局,认为商业的得失盈亏与花的荣枯是有内在关系的:如果该年顺景,获利相当,固然乐于高价买枝好花,认为花开灿烂,预示着美好的到来,希望年年如是,岁岁如朝;如果生意平和,甚至亏损,亦会忍痛买枝好花,希望时来运转,脱离厄运,从此生意兴隆。
无人不道看花回
桃花、吊钟和水仙是民国时期除夕花市的主角。双门底上街主卖桃花和吊钟,下街则主卖水仙。桃花寓意“鸿图大展”,是当仁不让的“花魁”。到了20世纪30年代,广州商业经济发达,桃花的身价也一路走高,一株中等的桃花卖到好几块银元;一株上等桃花则可卖到一二十个银元,花农一个月的生活费都不愁了;而如果能把一株上上等的桃花卖给豪阔的商家,则半年的生活费都不用愁了。
民国时期的广州市民还喜爱购买什么年花呢?可以说,民国时期的花卉品种较清代繁多,“凡茉莉、含笑、夜合、鹰爪兰、珠兰、白兰、玫瑰、夜来香等,皆为种植”。花市更较清末时兴盛,主要花卉品种大致为柑橘、绯桃、月季、含笑、茶花、牡丹、肉质植物、菊花、鸡冠花、剑兰、大丽花、吊钟花、银柳、水仙花,其中以柑橘、绯桃、兰花、芍药等最为普遍。特别是吊钟花,已成为广州市民眼中的吉祥花。当时的风俗是,如果一芽吊钟能萌发出9朵以上的花,就要为其系上红绸带,以示庆祝,称为“贺钟”。据民国时的广州报刊记载,1948年除夕花市上出现了一株“花王”,高两米多,蓓蕾满树,一家银号以400元港币买得。买下后,这家银号用红纸写上“某号买下”,但却故意迟迟不来提取,以向人们炫耀财力雄厚,一时间成为社会热议的新闻。事实上,一些高价花也都会标上各式噱头,诸如“花魁”“花王”“泰斗”等。
此外,民国时的广州市民大多崇信神鬼,平时以散花敬神者甚多,过年前此风更盛,花市亦因之兴盛不衰。欧阳山在《三家巷》中描写了市民竞相购花的情景:“到了花市,那里灯光灿烂,人山人海。桃花、吊钟、水仙、腊梅、菊花、剑兰、山茶、芍药,十多条街道的两旁都摆满了。人们只能一个挨着一个走,笑语喧声,非常热闹。”敬花礼佛成为人们年宵时节必不可少的仪式。
花市的高潮是除夕黄昏以后,这时人如潮涌,熙熙攘攘。因买卖花的生意好,人们可把刚买来而认为不满意的花降价脱手再买。买得花枝花束的,便高高举起,避免花朵被人流挤残。虽然如此,人们并不认为苦,反以为乐。哪怕刮风下雨,花市也从不停歇。到了午夜12时,迎春爆竹声响起后,如花多客少,花价即暴跌,如仍售不出时,盆花则弃花留盆,切枝则委弃于地。
花海人潮十里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花市这一民俗活动得以延续。1950年,广州解放后的第一个除夕花市成为广州人民喜迎解放的重要庆祝活动。1953年,花市兴旺,花市地段扩大到杨巷南段和衣帽街一带。朱德、董必武、謝觉哉、贺龙、陈毅、郭沫若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也都先后游览过广州花市,并留下墨宝。郭沫若在《在广州花市》中吟诵道:“金桔满街松满市,牡丹含艳桂含香。墨兰簇簇青锋剑,玫瑰团团白玉堂。爆竹轰鸣声动地,电台播送夜增光。游人手把花成束,迎得春风上面庞。”朱德在《和郭沫若〈春节游广州花市〉》中写道:“百花齐放遍城乡,灿烂花光红满堂。更有心花开得好,一年转变万年香。”林伯渠重游广州后赋诗《春节看花市》:“迈街相约看花市,却倚骑楼似画廊。米兰盆栽成队列,草株木本斗芬芳。通宵灯火人如织,一派歌声喜欲狂。正是今年风景美,千红万紫报春来。”董必武读林伯渠诗后,作诗曰:“春节看花市,今年胜往年。四时百卉备,万众一心连。跃进皆称大,欢娱不羡仙。安排好生产,争取上游先。”此外,冰心的散文《记广州花市》、秦牧的散文《花城》《花街十里一城春》《花市徜徉》、关山月的画作《广州好》、万兆泉的雕塑《新年大吉》和刘天一的音乐作品《花市迎春》等,都记述了广州花市的新景象。迎春花市已成为春节期间广州大型的群众文化活动,呈现出一幅独特的南国风景画。
改革开放以后,广州的迎春花市总长超过十里,售花摊档多时达3000个以上。1987年,广州出现了郁金香热,花市中一盆郁金香售价8元,市民争相竞购。2009年,正值牛年之际,广州迎春花市更是牛气冲天,到花市的人达613万人次,成交额高达6710万元。
现今,广州人购花的品味也迥异有别。过年时,人们都喜欢买盆金橘,象征大吉大利,多子多福;买株桃花,借用桃花运的“运”字,以求时来运转、财运亨通;买盆水仙花,以它应节而开,象征花开富贵;买束黄菊,给人以一种奋发向上、充满阳光的感觉;买一束黄白相间的芍药或大丽,配以两枝银柳或剑兰,色彩缤纷,错落有致,给人一种热烈的气氛和清丽的美感;即便是不插花者,换上一枝吊钟,高雅玲珑,钟鸣鼎食之家,也是富贵的象征。
近年来,还有不少人乐意购买一棵棵青枝绿叶的“发财树”,看上去无多特色,但名字别有寓意。此外,还有仙人掌上嫁接一干花,称为“福星花”,档主大叫“福星高照”,也会赢得不少买主的青睐。另外,三棱柱上嫁接个红色的仙人球,称为“鸿运当头”,也同样十分抢手。那些硕果累累的代代果,寓意代代繁昌;形似指掌的佛手果,大有“福寿延年”之感,亦颇得善男信女的垂青。
如今,迎春花市已成为广州每年新春的固定节庆活动,举办时间为春节前三天,即从腊月廿八开始,到除夕之夜达到高潮,正月初一凌晨2时结束。这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到除夕午夜时分,花农必将售不出去的花砸个稀烂。现在,广州迎春花市已被列为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年迎春花市的背后,也是百年沧桑的历史。绵延不断的除夕迎春花潮,展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孜孜追求和对幸福未来的殷殷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