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她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金锁记》是她的经典之作，傅雷曾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作品中曹七巧这一人物被论者誉为“新文学中最复杂、最深刻、最成功的妇女形象之一”。
　　一、封建婚姻的牺牲品
　　恩格斯在总结封建婚姻的特点时曾说过，封建婚姻突出的两个特点是包办性和门第性。这两点七巧全具备了，这是一个时代的女性在男权社会的悲哀。婚姻的包办性和讲究门第观念的恶习俗就像一把锐利的剪刀一样，绞杀着年轻的七巧。
　　七巧出身卑微，家里靠卖麻油维持生计。少女时代的她活泼、开朗，充满青春的活力，有着“滚圆的胳膊”、“洁白的手腕”、“丰满的身子”，对未来有朦胧的憧憬：嫁个自己喜欢的人，生儿育女过安稳的日子。然而这在一般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生存状态却成了七巧一生都遥不可及的梦想。在哥、嫂的包办下，她被“卖”给了姜家二爷——一个害痨病、坐都坐不起来的男人做姨太太。这一“卖”不仅“卖”掉了七巧终身幸福，还“卖”掉了她作为一个人的全部尊严，更“卖”掉了她对未来的所有梦想。
　　七巧与丈夫的感情世界是荒芜冰冷的，传统伦理的束缚使她不得不忍受着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丈夫。他是一个有着骨痨病的男人，终日躺在一张华丽而宽敞的床上，她不止一次地对“亲人”们哭诉委屈：“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没有生命的肉体”。“丈夫”仅仅是个名分而已，既不能给她以温情和愉悦，又不能给她以依靠和支撑，可以想见当健康、爽朗、鲜活的曹七巧每天必须面对这具“活死人”时，内心该是何等痛楚、凄凉与悲怆？
　　这场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关系地位上的婚姻注定了曹七巧的悲剧人生。卑微的出身使她在姜家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别说出身于公侯之家的大奶奶玳珍、新娶进来的三奶奶兰仙、二小姐季泽对她没什么好脸子，就是伺候她的丫头小双也看不起她。小说开篇有一段小双和三奶奶的陪嫁丫头凤萧的对话：小双说：“龙生龙，凤生凤，这话总是有的。你还没听见她的谈吐呢！”凤萧问：“你是她陪嫁来的吗？”小双冷笑道：“她也配！我原是老太太跟前的人……”
　　在姜公馆这个破落的大家庭中，人与人之间没有同情、没有温暖、没有和睦，各自为了自身利益和生存互相利用、钩心斗角，印证了萨特的一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姜公馆就是曹七巧的地狱。错配婚姻剥夺了她爱恋的资格，大家庭的鄙视煎熬着她脆弱的灵魂，它们就像鸦片一样一步一步引诱着她偏离正常的轨道，使这个原本有着正常人的人性、健康快乐的少女沦落为一个尖刻粗俗的少妇，形象也变成了“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
　　二、黄金枷锁下的奴隶
　　“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对金钱无可自抑的占有欲是造成曹七巧悲剧的重要原因。曹七巧竭尽所能地反抗、报复，而在她所有对畸形命运的反抗中，最突出的恐怕就是她对金钱表现出来的无法自抑的占有欲。
　　曹七巧对金钱的占有欲是在周围环境中形成的。“我是个没脚蟹”，“我们孤儿寡母，就指着这俩个死钱过日子”，她拼死拼活争得的一点家产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于是，她认识到金钱就是一种主宰、一种支撑、一种权势，因此她深信不疑地把自身处境的改善全部寄托于金钱。为了钱，七巧把侮辱性恶语泼向自己的亲娘侄，并怒冲冲地将其赶走；为了钱，她揉碎女儿的自尊心，将其幸福如掐蜘蛛般毁灭；为了钱，她割断一切柔情，使儿子变成她唯一可以取笑逗乐的异性。
　　她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扭曲，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为此她宁可牺牲哪怕短暂的快乐。她也曾得到过爱的光辉，沐浴在“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中，但她的人性已被黄金枷锁所扭曲、摧残，自己已被黄金蚕食了，她的青春、爱情和亲情也被黄金枷锁吞噬了。最终，这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
　　三、扭曲疯狂的母亲
　　傅雷曾经这样评价曹七巧：“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的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地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爱情在一个人身上得不到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可怕的报复。”
　　对儿子长白，作为身边唯一可以亲近、可以支配的男人，曹七巧对他有一种潜意识的占有欲。她教他为她烧鸦片，以长白招认的夫妻床笫之事为资本，到处张扬，致使儿媳因气恼得病。最后，芝寿被逼得几乎发疯，终于在婆婆的奚落和折磨下悲惨地死去。而后做姨太太的丫鬟不到一年也吞了鸦片。最终，长白不敢再娶。七巧终于成功地掌控了儿子，却也残忍地毁了儿子一生的幸福。
　　不只是儿子的婚姻，七巧还盯上了女儿长安的幸福。
　　李白有诗《长相思》云：“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栏，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这是李白的一首闺月诗，在诗仙的笔下，闺月之情似乎另有别寓，但对长安来讲，这就是她人生的写照。
　　小说多次描写母女之间的冲突；从小时候七巧为了看紧长安给她缠脚，痛得长安鬼哭狼嚎，结果使她的脚再也恢复不了原状；为了避免母亲去学校胡闹，长安不得不忍痛放弃自己喜爱的读书生活，把这种牺牲当做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更有甚者，七巧是葬送女儿一生幸福的刽子手。她先是对自己女儿的婚姻表现冷淡，等到女儿和童世舫恋爱起来时，她们的甜蜜又正好碰到了七巧的痛处：七巧终其一生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爱情的滋味。长安幸福的小女人姿态仿佛反复提醒着七巧她的残缺，七巧心中那些灰色回忆纷纷涌现出来，那些苦涩的记忆浮出厚厚的尘土，她把所有委屈遗憾都转化成对长安的嫉妒，这种嫉妒让她失去理智，用尽手段阻止长安的婚姻。先是怀疑童世舫，污蔑童世舫的清白，怀疑童世舫婚姻的目的，然后故意带着“疯子的审慎与机智”，用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向童世舫透露女儿吸食鸦片的过去，由此断送女儿本已到手的婚姻幸福。童世舫眼中幽娴贞静的故国闺秀如同一朵雏菊，在故国环境中最后枯萎，再次定格为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长安毕竟已经不同于她的母亲，她本来可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的，因为那时候时代已经开始赋予女性觉醒意识。但是长安没有想到，她的幸福会被自己疯狂的母亲亲手葬送，她最终只能在了结相思中把自己的青春过早地结束，只能“望月空长叹”。这样一个美丽青春的女孩无可奈何地变老、变形，直至成为另一个“七巧”。
　　三十年压抑扭曲的生活，以及封建礼教和金钱枷锁的共同压迫，使曹七巧终于从被害者沦落为眼中只有金钱没有亲情的魔鬼，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害人者。岁月从她可以直推到腕下的手镯里徐徐溜走了，她的生命早已是一个徒具形式的空壳。
　　四、作者的荒凉世界
　　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风格，每一部作品的创作风格取决于这个作者的思想、感情、性格等特点。张爱玲也不例外，她的作品基本都是悲剧，具有苍凉的底色，这与作者自身心态和经历不无关系。
　　张爱玲一九二一年出身于天津一个官宦人家，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其祖父张佩伦虽然是清朝重臣李鸿章的女婿，但到她父亲这一辈，已家道衰败。父亲吸鸦片、嫖妓、养姨太太，无所不作，对张爱玲十分冷漠。母亲颇受西学影响，丢下爱女漂洋留学。敏感的张爱玲因父母不和，自小在高门巨族中过着孤独而凄凉的生活，几乎未曾享受过正常的家庭温暖，看看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环境，除了混乱就是冷酷，无法对家庭、对周围环境产生爱和温情。
　　除了小家庭的因素外，豪门巨族由于时代变迁的没落使她成为家族解体的受害者。她斩不断与家族世界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并在丝丝缕缕中透出一个失落者寻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孤独感和自哀自怜感。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写道：“我从小就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的都是那些病态的人、病态的事。”正是这样的生存境遇和人生遭际，张爱玲把一个入世挑剔者的情感顽强地投射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她的笔触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荒凉、人性的荒凉、情感的荒凉及腐朽没落的旧世界的荒凉。她写出了人性在现代社会里的迷失，人情在金钱诱惑下的冷漠，在她的笔下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在她笔下的女性看来，“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然而爬满蚤”；“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只留下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张爱玲对人性、对爱的否定，是她塑造曹七巧这一形象的心理感情基础。我们可以从张爱玲塑造的曹七巧这一形象中看出她的无奈与悲哀，她对美好世界可望而不可即的怅惘与迷失，这样一位乱世才女，连同她那独具个性的文章必将成为后人心中一道永远亮丽的风景。